25-李敖:李敖杂文集-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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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将军征服了中国还不过瘾，在光绪三十三年（一九０七），又继薛平贵之后，

　　开始东征。不料日本这个民族，却与咱们迥异：第一、日本人勤劳，没有这么多闲

　　工夫来浪费，所以麻将流行不起来；第二、日本人入“道”之风太浓，本来赏花、

　　钓鱼、喝茶、下棋等等清爽之事，　都被日本人“花道”“钓道”“茶道”“书道”

　　“棋道”等等认真起来，麻将一门，也不例外。日本有“麻将联盟”，有最高手川

　　崎备宽，高居“麻将八段”，在马虎成性的中国人看来，麻将被这样送入“魔道”，

　　有何趣味？至于佐藤弘人写什么“麻将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更属自找麻烦。大

　　概日本人的认真，使人倒掉了胃口，麻将之不能取代“角抵”而成为日本国戏，理

　　当在此。

　　至于麻将军西征的情形，　比东征更糟。洋鬼子们更没有这么多闲工夫来“吃

　　碰和”　，来“海底捞月”，来“杠上开花”，所以“麻疯”无法广被。麻将军

　　只会害我们，却害不了人家！

　　晚明诗人吴梅村写《绥寇纪略》，说明朝亡国，乃亡于马吊。四百年来，马吊

　　的后身，却攀着明朝的子孙，从子夜直到“明朝”！

　　吾友胡适之先生在三下年前，就写文章谈到麻将，据他估计：

　　“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一百万桌麻将，　每

　　桌只打八圈，就得费四百万点钟，就是损失十六万七千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

　　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那一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

　　吗？一个留学日本朋友对我说：‘日本人的勤苦真不可及！到了晚上，登高一望，

　　家家板屋里都是灯光；灯光之下，不是少年人蹲着读书，便是老年人跪着翻书，或

　　是老妇人跪着做活计。到了天明，满街上，满电车上都是上学去的儿童。单只这一

　　点勤苦就可以征服我们了。’

　　“其实何止日本？凡是长进的民族都是这样的。只有咱们这种不长进的民族以

　　‘闲’　为幸福，以‘消闲’为急务，　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

　　老太婆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现在，三十九个年头过去了，我们的国赌还

　　照样是我们的国赌，　可是黄帝子孙已失掉了二十三亿一千六百二十九万天的光阴。

　　后悔、懊丧又有什么用？真正的问题，还是目前如何应付这位麻将哥儿。硬禁当然

　　不是办法，因为真正的关键，不在打麻将，而是不打麻将大家干什么？这个问题解　

　　决了，麻哥儿才能解决。否则的话，“禁赌”“禁赌”，只是一句口号罢了！

　　四、赌能禁得成么？

　　既然谈到禁赌，顺便也不妨多谈一下。

　　首先我要指出，如果“圣之时者”的孔老夫子生于今日，他是不赞成硬性禁赌

　　的。证据是孔老夫子曾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

　　犹乎已。”这是明明指出：与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倒不如打打小牌，下下

　　小棋。

　　可是，尽管孔夫子早已有言在先，但他的信徒们，总还觉得，博弈之事还是要

　　不得，还是禁掉的好。从陶侃把博弈戏具投江，到唐律的“各杖一百”，到元刑法　

　　志的“杖七十七”“加徒一年”，到明律清律的“杖八十”。到民国暂行刑律、旧

　　刑法，乃至刑法中的“赌博罪”。……我们都不难看到一串串禁赌的规定。可是事

　　实显示给我们的是：自古以来，赌风之盛，却“何代无之”！铁的事实总超过纸的

　　法律，历史的事相，经验的教训，都该使我们承认禁绝赌博，不是一个严刑峻法的

　　问题，也不该用严刑峻法的手段。用严刑峻法，有它的限度和对象，不该用的地方

　　用，结果必然产生阳奉阴违的结果，除了制裁到几名倒霉鬼或替罪羊，绝难收到实

　　效。即以台湾目前禁赌情形而论，连“公布赌徒姓名”这一点，从五十四年吵到现　

　　在，都无法雷厉风行，单此一点，就不难看出硬性禁赌只是一句口号，既无贯彻的

　　可能，也无贯彻的必要。

　　一九五一年，英国皇家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六万五千字的十七次会议结论，正

　　式提出“赌博并非罪恶”的新观念，同时不承认赌博是罪恶之源，因为罪恶的来源，

　　并不如此简单。

　　我也听说过一些警察先生的看法，如：“在这里打麻将的是好公民！不打麻将，

　　在外面乱跑，惹事生非，岂不更坏？”说这话的人，我认为他已可写出英国皇家委

　　员会的结论了。

　　以“玩物适情”为观念的人，可从赌博上面适其情；以“玩物丧志”为观念的　

　　人，可从赌博上面丧其志，可是，这两种人都不会去做恶，认为“赌博是罪恶”的

　　人，显然已把它看得太笼统了些。

　　笼统的看法甚至可以得到谑像的认定。例如发行奖券一事，在法理上，并非不

　　构成赌博行为，因为同是以不确定的方法，以偶然机会定其胜负。且从公平角度来

　　看，奖券甚至比赌博更过份（赌博时双方都负担风险，可是奖券的发行者“政府”

　　却稳收余利，一点风险都不负担）！这种现象，试问认为“赌博是罪恶”的人士将

　　作何想？雷厉风行去查禁“卫生麻将”的人，是不是也该斜风细雨去查禁“爱国奖

　　券”？　

　　写这篇文字的人，是个早就“戒赌”的人，“戒赌”的理由并非有畏于管区警

　　察，而是觉得赌得赌太浪费时间，这是个最大的理由，终于使我连个小牌也不打了。

　　我如今已是个成功的不参加任何有赌的行为的人（当然包括买奖券）。但这一成功，

　　我始终认为压根儿与“道德”无关，也与“法律”无关，所以我也难赞成用“道德”

　　或“法律”的尺度，劝人或罚人。真正的关键还是前面说过的老话：不赌大家干什

　　么？如果一群群的“赌君子”，从牌桌上硬被赶下来，到外面去做“不赌的小人”，

　　那岂不跟我一样了？到那时候，警务处长的头，恐怕更要疼了也！　〖后记〗

　　这篇文章原登一九六六年“人人娱乐”杂志第五期；一九七九年，用“国赌史

　　记”题目，重刊在“时报周刊”第七十九期，都用顾乐的笔名发表。“时报周刊”

　　第八十期里有夏元瑜的“马后炮赌博奇文”有一段说

　　“我看了上一期顾乐先生写的‘国赌史记’，衷心的佩服。顾先生阅读得既多，

　　记性又好。他写这篇文章绝对不会像我临时抱佛脚东翻西查的穷折腾。看他的语

　　气是一泻而下，毫无停顿之处。再看他的行文轻松活泼，我猜顾先生大概不是一位

　　板着面孔的职业历史家。真猜不透他是何方神圣，反正我对他钦佩无已。”

　　这证明了，好文章就是好文章，藏也藏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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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拾零

　　（摘自李敖著《笑傲五十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ISBN　7505715364　凡是超过五十岁的外省人，谁不在台湾五十年？而李敖在台湾“连续”五十年一天也没离开过。他不但“连续”，还一路反国民党，一路骂不入流的愚人，一路讽妄图“台独”的浑蛋，一路神气活现的笑傲五十年。这本杂文集是李敖庆祝“祸台”五十年而编的，包括《笑傲五十年》和《第一流人的境界》两书。

　　人生可被玄化成一大堆哲学体系，我无意于此，我所了解的人生，多从零星而来，来自实例者多，来自玄虚者少，多多少少，也累积了一些心得，我也把它们信笔写下，并不介意遗漏什么；相反的，这些东西可能全是捡拾被遗漏了的，这才正是名副其实的“拾零”。（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书呆子跟呆子　

　　书呆子不如呆子，呆子至少没有理论自欺欺人或讨人厌。知识如果使人变成了没有实效的空架子，那就好像纸上学开车，一临到实际，用处很小。书呆子的大病在以为有些知识与开车不同，其实不能见诸行事的，大都徒托空言，无异文字把式，在实际的“行以求知”的人眼中看来，是最无聊的业障。（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不学有术者　

　　我过去看不起不学有术者，但他们有他们的大长处，就是实际。他们的“术”，根基在许多人的人性弱点上，故也有许多立竿见影的实际效果，“先欺许多人于一时”，再设法从一时拖长时间，也不能否认不是自成一说。在外表上，他们虽然也有一些讨人厌的八股，但他们自己很少信，他们是实际到只相信naked　power，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并没错。（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理论的迷惘　

　　许多理论根基在许多美丽的假定上面，给基本人性（如贪生怕死、如现实、如残忍）添枝添叶，但许多都是理想，可行性太少太少（所以文天祥只有一个），有的人自我要求得太高太多，实际上却超出了个人所能负荷的，结果只有崩溃（如托尔斯泰的晚年）。聪明的好人绝不使自己中理论之毒，他有安全瓣来泄自己的气。（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九日）　

　　失败的英雄　

　　英雄是不能不以成败论的，因为成功是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失败了，即使是英雄，也至多得一二知我者敬叹耳，于实际有何积极补助？所以哪怕是局面很小很小，有个局面总比局面荡然来得好，在“牌桌”上局促一隅，比一无所有赶下牌桌好多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成功条件不是单元的　

　　“怀才不遇”被用作叹息的口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光怀才就该“　遇”？构成遇的条件很多很多，学识、才能、健康、出身、机缘、厚颜、忍耐、凶狠……等等或好或坏的品质与机会，都很重要，只有一个“才”　的条件，是不够的；既不够却空叹息，岂不笨么？（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孤立。实力。小台面　

　　孤立无妨，但没有实力的孤立是堪虞的，实力主要包括强韧、健康与财富，否则就很狼狈。一个人最后一切都没有了，但很有实力，即表示仍有小台面，可以翻本。人生最难的是最初积聚出的一些小台面，如能积聚起来，千万要守住！（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　

　　学理路，一通百通　

　　麦纳玛拉不会中文，但他的理路不来自东方，可来自别处，一点都不缺，所以少会一国文字，不读一些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学到理路，则牛溲马溺，都可作为来源，积累既多，分类既细，即可构成恢恢理路之网，为人处世，即可拈之即来、得心应手了。（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虚名与实学　

　　世人重的是果实，不是结果的过程。例如“博士”，重在得其名，如何得来，乃至其中有否弊端，则非所问。“有钱”、“教授”、“伯里玺天德”等等，无非如此。故名器得之先手，最占便宜，自可无中生有，化邪为正、化专知为博学、化乱法为执法……故实学以外，虚名（外在之名器）亦未可忽视。　

　　实学所以震真知，　

　　虚名所以撼俗世。　

　　都不可废也。（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一日）　

　　＇附记＇以上八条札记，是我十二年前在国民党的牢房里的作品，那时只有纸和笔，少量经过检查的书和一天二十四小时在我身边看住我一举一动（包括大小便）的老士官，所以谈不上什么文思，只是随手写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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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是女人

　　三个希望中，第一个希望看来容易做来难，这年头儿，有剩男无剩女，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暂时喜欢我的女人，我欲不专一，岂可得乎？故非专一不可。且孟夫子说天下太平一定要“定于一”，若遇一而不立定，不但要开罪女人，而且要得罪圣人，真是不划算，如此下策，碍难照准；至于第二个希望做拜伦笔下的情棍，也良非易事，盖这种情场老油子必须有沉腰潘鬓盖博胡的条件不可，反观作者，既不剑又不侠，又不唐璜，还有什麽资格使女人意乱情迷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