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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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稳定，或者导致灾难，这一般意味着战争。　　　　
　　因此，极权主义是对无组织进行组织的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无政府状态的一种政府制度。人们必然会问，它是否以这种形式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过。在战争期间，纳粹德国也许相当接近一种极权的情势；然而，任何一种战时政府本身都必然会有极权的倾向，也会去干纳粹在短短的6年战争内所干的一切。在斯大林统治时，战争也帮助他巩固一种恐怖统治，这种恐怖统治在形式上比纳粹统治更为完善，因为在莫斯科比在柏林更加难以预见，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不祥的叩门声会轮到在谁家的门上敲响。墨索里尼的极权主义从未超出言词的运用范围太远；佛朗哥的法西斯主义越来越变成为专制制度特征和现代特征的混合体，从那时以来，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再出现这种混合体。毛泽东要治理一个巨大的国家；但是，他向着纯粹的极权主义的方向上迈出了很多步，并且企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来阻止任何的稳定化。人们也想起波尔波特、艾地·阿明和一系列其他的战后的统治者，他们所干的规模较小一些，但是其恶果却几乎毫不逊色。　　　　
　　有些人曾经抗御住极权主义的诱惑。能够这样做的大多数人，为此付出了他们的生命。索尔仁尼琴（Solschenizyn）的《古拉格群岛》除了很多其他的感慨外，留下了他对其中那些人物活生生的感情，谁也不再能够回忆他们的姓名，然而他们的行为举止永远不许忘却。索尔仁尼琴本人赞成重建一个较古老的俄国的思想，而不是主张建立一个现代的公民社会。这也同样地适用于德国抵抗的核心思想。1944年7月20日的起义，目的在于争取体面规矩和法治国家，而不是争取自由的宪法。少数人指出前进的道路，他们既不是极权制度的一部分，也没有屈从于这些制度的诱惑。也许他们必然是粗暴的个人主义者。汉娜·阿伦特就属于这种人。在下一章里，将会更详尽地谈到雷蒙·阿隆。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1944年怀着知识分子的良知，写作了他的《通往奴役之路》。卡尔·波普尔在流放遥远的新西兰之时，完成了他的大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表达他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以及一切不能容忍自由的人的愤怒。　　　　
　　波普尔传达的信息很简单，但却是深奥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带有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我们尝试着新的东西，而且我们也犯错误。谁也不能确切知道，哪一条道路会引向前方，而那些自以为拥有这种知识的人也会犯错误。这种不确定性是难以忍受的。贯穿整个历史，对确定性的梦想一直陪伴着带有不确定性的现实。伟大的哲学家们为这种梦想推波助澜。柏拉图描绘了由哲学王治理的国家的景象，在那里，知道真理的人有发言权。黑格尔和在他之后的马克思，要求代表历史讲话，他们认为，合理的东西要么已经是现实的，要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变为现实。但是，这是一些错误的预言家。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这些其他人不知道的东西。在现实的世界上，总是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冲突和演变。实际上，冲突和演变就是我们的自由；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自由：　　　　
　　“阻止政治的变化并非灵丹妙药；它可能带来不幸。我们永远不能返回到封闭社会的所谓的纯洁无邪和美中去。我们的天堂之梦不可能在地上实现。一旦我们开始依仗我们的理智，一旦我们开始磨炼我们的批判的才能，一旦我们感到要呼吁大家要负起个人的责任、而且也是呼吁大家要负起促进知识进步的责任，那么，此时此刻，我们就再也不能返回到服从部落的巫术的状态中去。对于那些品尝过认识之树的味道的人来说，天堂的乐园失去了。我们愈是企图返回到部落共同体的英雄的时代去，我们就愈加肯定无疑地落在宗教法庭、秘密警察和一种浪漫化的匪帮歹徒的手中。倘若我们此时才开始压制理智和真理，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以粗暴和最猛烈地破坏一切人性的东西而告终。不可能返回到一种和谐的自然状态中去。如果我们扭头向后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走完整个路程——我们必然会变为野兽。”　　　　
　　“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不管这对我们来说是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明确地回答它。倘若我们梦想返回我们的童年，倘若我们被诱惑去信赖别人，并且因此而感到幸运，倘若我们面临肩扛十字架——人性的、理智的和责任的十字架——的任务而退缩，倘若我们失去勇气，并对十字架的重荷感到疲倦，那么，我们就必须尝试清楚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简单的决定，来增强我们自身的意志。我们可能又将变为野兽。然而，如果我们依旧想做人，那么，只有一条道路，亦即走向开放的社会的道路。”　　　　
　　把整个皮层、整个脂肪和肌肉都从社会契约的纯净的骨头上剥落下来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些提出一些根本问题的时代。有时，它们甚至会得到回答。　　　　
　　3．各种专政和简单的尺度　　　　
　　希特勒死了，斯大林也死了。是否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情，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极权主义可能两次肆虐同一个国家吗？如果这里所推荐的分析结果是对的，那么它就不可能这样。如果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才走过了它的破坏性的道路，那么，它产生的条件就因此而一劳永逸地铲除了。也许，这个分析不对。无论如何，它具有若干必须在此道明的含意。其中之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已经不受极权主义危险的侵害。这是一句大话。另一个含意是说：斯大林去世之后的苏联不再是极权主义的。那么，如何来描述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体呢？第三个含意听起来几乎如同历史主义的假设一样，即历史是一种单行道：凡是现代精神得到了贯彻的地方，它就不会再被扳倒重来。这个假设能立脚吗？在我们进入到第二次三十年代战争之后的世界之前，必须清理一下概念的多样性和混乱：威权主义，极权主义，民主，官僚体制，专制制度。这是现代的社会冲突借以表现的一些政治形式。人们不必掌握关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理论，但是，必须清楚概念。　　　　
　　1979年11月，珍妮·科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发表一篇文章，它不仅帮她阐明美国大使在联合国的立场，而且为里根总统的行政当局提供一个根据，让里根有理由背离他的前任卡特所推行的外交政策。文章题为《各种独裁制度和简单的尺度》，仿佛是在一场代理人战争中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它是对卡特的安全顾问齐比克涅夫·布热津斯基所代表的政治态度的直接攻击。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为了她的目的，采取一种话语尖锐的方式，提醒人们要注意布热津斯基对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的分析（他的著作《两个时代之间》）。布热津斯基认为（她这样说），现代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进程。因此，它或早或迟必然会摧毁一切前现代化的、专制的政体。这个进程的直接结果往往是累赘的；它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但是，美国必须在历史的书页上找到它的位置，而不是徒劳无益地企图阻止历史的行进。本来也只有那些真正现代的社会最终才可能是民主，而如果给它们以机会，它们中的大多数也会这样去实现的。　　　　
　　这种模式是熟悉的。现代精神的道路总是从威权主义走向民主，虽然这当中有时也存在着极权主义的炼狱。珍妮·科克帕特里克不赞同这个分析。不管现代化可以做什么，还是不可以做什么，对她来说，世界是按照其他的标准划分的。只有很少的、极少的民主国家。让人民熟悉和掌握一种民主制度的习惯和机构，“一般需要数十年，如果不是说数百年的话”。也许大不列颠和美利坚合众国是惟一的例子。其余的基本上是专制制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传统的或者善意的专制和革命的或者恶意的专制。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虽然强调这种区分，她对二者的弱点不抱什么幻想。“一般而言，传统的专制主义者容忍社会的不平等、残暴和贫困，而革命的专制制度本来就制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依照她的看法，对于一般的人来说，传统生活的弊端更能容忍一些，因为它们是司空见惯的、熟悉的、而革命的专制制度在其建立的过程中，也还要破坏一切众所周知的和习以为常的东西。　　　　
　　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兴趣在外交政策上。根据她的精明的、尽管也是相当玩世不恭的分析，她的结论是再显然不过的。关于索莫查，也许也关于特鲁西洛（Trujillo），据说罗斯福曾经有过评论：“他是婊子养的，不过，至少是我们的婊子养的崽子。”科克帕特里克把这种观点用学者的语言来表达。“一些自己理解为我们的敌人的集团，也应该被作为敌人来对待”，反之亦然。关于她的文章的剧烈的辩论，基本上围绕着这些结论进行。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们读起来可以作为意识形态的理由，来为美国对拉丁美洲及其他地方的腐败家族和将军们的专制提供支持作辩护。它们容易诱使人们把地缘政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道义的考量之上。撇开道义问题不讲，科克帕特里克的结论也会导致某些实际的困难，正如自1986年在菲律宾很多地方发生的那样，人民的权力在大街上扫除了华盛顿的独裁、专制的朋友。　　　　
　　不过，对政治体制的基础分析是重要的，尽然人们拒绝它的外交政策的结论。无论如何，这里所暗含的而且有时是阐明的模式是另外的样子。它保持“威权主义者”的概念（这里遵照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老师弗朗茨·诺伊曼的用语），把此概念用于一些有一个相对狭窄的、传统的阶层实施统治的政治体制，因为它历来就一直如此。只要人们不再要求（政治的）参与，一些精英就会去关心他们的福利，不管是在美好的时代，还是艰难的时世，也不管是否有善意的统治者，还是恶意的统治者。这样一种威权主义在现代的世界难以保持下去。无疑，在对科克帕特里克论文的辩论中，人们也正确指出，没有理由为存在“不可逆转的”倾向的断言辩护。在要求得到应得权利和要求实现经济增长的压力下，一个专制政体的解体可能持续很长时间，而且可能很不彻底。德国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也许是第二个例子。　　　　
　　拒绝不彻底的现代化可能导致极权主义，然而，并非必然如此。非民主的政府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较为稳定的、首先是较少凶残性的形式，对这种政府，很不容易作出一种深刻易记的一般的描述。在拉丁美洲和非洲，部分也在亚洲，我们发现一些政体同时是假专制的和准极权的。没有传统的自诩的精英们，虽然援引旧的价值，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忙于把新的财富引入到少数人的腰包之中。一项增加（经济的）供给的自觉的政策与同样是自觉的、限制多数人的公民权利的行为相结合。这种中间形式可能比极权主义的政体稳定一些，但是，它不是稳定的。它总是摇摆于极权主义的封闭和民主的开放之间。布热津斯基提出的主意可能比科克帕特里克的主张好一些，他告诫不要上这类政体的当，如果它们讨好美国的话，因为在它们当中，毫无思想的企业家可能损失很多金钱，而毫无思想的政府又会丧失很多善意。　　　　
　　至少在理论上，现代特有的统治形式会令人感兴趣一些。让我们从它们的风险开始吧。纵然有些国家已经跨越了托克维尔的现代精神的门坎，在它们那里平等的种子正在发芽，但是，那里仍然存在风险。实际上，现代政治的任何基本要素——领导，（公民的）参与与行政管理——本身都蕴藏着危险。现代精神并不排除专政；多数派的暴政的旧思想是不容否定的。蛊惑煽动、民粹主义、“雾月18”时期的骄横跋扈，也就是说，统治者——或者女统治者——的专横跋扈，他们都认为自己有权代表多数，同时却践踏蹂躏公民社会的英国式花园，这些都是极为现代的政治形象。这也适用于（公民）参与的更为极端的形式。自从1968年以来，如果不是说更早的话，“民主”这个词常常被滥用。有一种所有的人都持续参与所有事情的形式，它并不促进自由，即并不推动通过冲突促使演变，而是妨碍着自由。其界线不易划分。难道大规模的群体大学是一种永生不变的药方，或者是已俱形态的民主？而且，通过全民公决和全民表决进行统治的情况又如何呢？　　　　
　　然而，最为严重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