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冲突-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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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on）的话：“进步之树必然会一再要用爱国者的鲜血来浇灌施肥。”只有战争和革命能够打破经济的停滞和扭转各民族的败落衰微。　　　　
　　70年代关于经济增长辩论的核心并不太具有戏剧性，然而同样值得注意。它有两个主要特征。一个在于问题的提出令人眼花缭乱，含混不清；一些人怀疑，从根本上讲，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是否还能够达到，另一部分人则怀疑，这样的增长是否值得希望的。第二个特征在于提供非经济学的办法来解决经济学问题的奇特的倾向。问题提法的不明确，特别表现在米香（Ed　　Mishan）和威尔弗雷德·贝克曼（Wilfred　Beckerman）之间的意见相左之中。早在1967年，米香就发表了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的代价》，后来又把它放入《关于经济增长的辩论》一书出版。1974年贝克曼以他的论文《捍卫经济增长》来回敬米香。米香从来就对经济增长不甚看重，或者说，从根本上说不太看重现代世界。“私人汽车肯定是人类所遭受的最大灾祸之一，如果说不是最大的灾祸的话。”这样一些浪漫主义的偏好，典型地说明他处处猛烈抨击“增长派人物”。与此相比，贝克曼采取温和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不增长的代价高于增长的代价；要为所有的人提高福利，尚有很多事要做，任重而道远；当然，“整个收入的增长是收入分配的增进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令人更加感到有趣的是，贝克曼也说：“在世界上比较富裕的国家里，在经济迅速增长是否值得希望问题上，也许比从前的任何时代有着更多的缘由令人不快。”因此，他丝毫没有反对探讨福利指数，福利指数包含着其他的因素，而不仅仅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和实际收入。事实上，公开辩论的语言发生了变化，这是70年代辩论的存留结果之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本身从前曾经是增长哲学的学院，现在也鼓励除了传统的经济学的测定值外，也应用社会指标。政治家们、甚至各国政府开始谈论“平衡的增长”或者“质的增长”，宣布他们的信念，认为简单地在50年代和60年代很多人走过的崎岖小道上继续慢行是不够的。　　　　
　　无疑，并非人人都跟随那些还已经走得更远并要求对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作根本改变的经济学家。蒂博尔·西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在其《悲哀的经济学》里）区分了新事物的刺激和习惯事物的安逸，并且贬低物质生活水平对于两者的意义。弗雷德·希尔施（在其《增长社会之极限》里）要求实行一种“新的社会政策”，它要能促使人们把他们渴望的目光，从一种他们不能达到的供给上引开，因为增长从某一个特定的点上开始，就会破坏着它的固有目的。弗里茨·舒马赫（Fritz　　Schu…macher，在《人的节度》一书中）把希望寄托到在较易把握的经济活动规模范围内发展“新的忠诚”，当经济活动造成了增长时代的巨大狂热之后，理应如此。在这类和那类有关新的价值的建议中，一些特异反应要素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我们应该首先指出，根据这些一般带有严肃理性之烙印的社会科学学科代表人物的意见，70年代危机要求的不是经济政策的一般药方，而是另有所求。　　　　
　　在80年代后期，在危机中能幸存下来、劫后余生的人中，有些人对回顾他们在70年代撰写的文章，肯定不会特别感兴趣。旅行商人在悲观气氛中的景气证明是短暂的。事实也只能如此；然而，依旧残留着有益的怀疑。在经历80年代的10年赌赛资本主义之后，这还是值得回味的。当70年代危机开始云开雾散之时，一种新的供给前景豁然开朗了。增长似乎不再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是同时也作为难题。它也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一方面，在某个地方，总有一个哈德逊研究所（Hudson－Insti…　tut），许诺要在地上建设（供给的）天堂，另一方面，官方的和非官方的经济学家们对于预言变得慎重起来。现在人们明白，增长总是困难的。正因如此，世界经济对于所的的参加者来说，也正在变得更加重要了。　　　　
　　康德拉捷夫周期肯定不是有益的政治工具；这永远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在70年代，广泛传播着这样的印象，仿佛过去的成就要对当前的问题负责。从另一种立场观察，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似乎是工资的附加费用（和税收），这些额外开支损害着国际竞争力。过去数十年之久，规模似乎在保证效益；现在新投资的代价和缺乏灵活性的代价变得明显了。有一些从民主的阶级斗争产生的社团主义因素，现在很显然，这些因素对适应过程造成困难，因而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损害着增长和就业的机会。　　　　
　　因此，各国政府和公民们必须作出决定。有些人干脆打退堂鼓，甩手不干了，摇身变为绿党。这是一种奢侈，很多人承受不了这种奢侈，因此它也长久不了。另一些人企图重新复活最粗糙的、数量形式的经济增长的精神。他们想迅速发财致富。经济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转移到供给方面，即转移到对企业家友善的降低税收、激励就业人员和对新技术的补贴上来。人们很容易看出来，80年代的政策产生于70年代的困难，关于这一点，我马上将作更详尽的论述。于是事情也就变得很清楚，这种变迁的破坏性方面，比起它的建设性对立面更加引人注目。为了使改变成为可能，人们不得不撤消很多社会民主主义的机构，但是，从它们的灰烬中涅盘升起的社会，迄今为止只能初见轮廓，而且可能不会持久。　　　　
　　3．新的漫无头绪　　　　
　　要描写留存下来的改革结果，并非易事。我把改革与一个其确切性毋宁说容易把人引人歧途的年代即1968年等同起来。这些改革中的有些改革仍然仅仅是空话，虽然语言的变化为价值的演变铺平了道路。在那些以改革意图推行的措施中，有些措施只不过是为社会国家的大厦增添最后几处美丽的装饰；在有些情况下，以为是改善，但实际上被证明是一滴让水桶漫出水来的水滴，简直多此一举；在德国员工生病时，工资继续支付到生病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这样一来，一种本身很有意义的制度就为被滥用敞开方便之门，最终变成为过分昂贵，无力支付。不过，倘若人们想要对那个时代的改革进行量化，那么，一个事实尤其引人瞩目。这就是这个时期的公务人员数目在猛增。1968年的革命（如果它是革命的话）是一次公共服务的革命。　　　　
　　这种情况表现在好几个方面，但是，它首先说明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改革有着持久影响。1984年，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460万德国人直接或间接在公共服务部门就业；另外有30万人处于类似的劳动关系中，120万人接受公共服务部门的退休金。如果把家庭成员人数也算进去，那么至少有1500万人的生计靠公众机构，而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6000万。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来，这个数字基本上没有变化，但是在此之前的10年即1965－1975年，它增加了35％以上。而且大部分增加人员是所谓的较高级的官员，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和应得权利；较高级官员的数字在10年之内翻了一番。　　　　
　　德国的情况从某种角度看是一个例外。（诚然，瑞典的舆论研究所［SIFD］在1985年全国议会选举前计算，全部瑞典选民的54％从国家获得收入，28％为公务员，26％是转移支付收入的领取者。）在德国，教师、铁路员工、邮差和飞行员或者是官员，或者是处于异常相似的位置上。不过，在大不列颠和其他国家，如果人们把所有那些由地区、乡镇、卫生保健机构、学校和其他部门获得工薪的人都算在内，那么，这个数字也不再会有太大的差别，如果在这些地方就业，他们几乎是不能解雇的，他们得到实际上指数化的收入，而且在疾病和年老时还享有某些优先选择权。只有在美国，情况明显不同；然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国家里，70年代中叶，所有的人当中，约有1／4从事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职业，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在过去的10年中得到这种身份地位的。　　　　
　　发生这种过程的种种原因是再显然不过的。根据各人的喜好，它们可以以或多或少带有嘲弄的口吻加以描述。60年代后期的某些改革能量，来自于高等教育制度迅速膨胀的产物，即高校的毕业生。他们需要职业。同时，他们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的改革，在他们看来，社会都被私人的经济利益所控制。对于他们来说，“公共的”就是意味着“值得争取的”。因此，他们必须在公共的领域里找到他们的职位。实际上，整整一代的高校毕业生都轻而易举地混进公共服务部门的计划、教学、监察和行政管理等职业中去。紧接在他们之后，这个进入通道同时被双重关闭起来，一方面是职位编制膨胀的结束，另一方面是新的官员比较年轻，这种情况与80年代的政治气氛息息相关。　　　　
　　用不太玩世不恭的口气讲，当时的很多改革需要更多的政府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改革需要有人去管理。这也适用于使“民主化”这一口号流行起来的那种事态发展的无意的后果。这个口号不得不受到种种责难，代人受过，但是，荒谬绝伦的是，它多半是不得不替那些与其说导致人民掌权不如说导致官僚体制化的倾向背黑锅。民主化意味着建立新的决议机构和召开很多会议；然而，决议机构和会议不仅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也需要消耗很多纸张。民主化意味着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建立上诉机关，因而也意味着文件的生产。民主化也意味着个人的决断为深入的和明确阐述的理由所取代；这类例行公事要求要有报表、档案和管理人员。那么没有统治的交往和要求充分为一切价值判断申明理由的理想的追随者们可能会相信，他们可用所有的人参与所有的事情，来取代不容置疑的权威，但是，他们首先把大家都置于官僚体制的难言折磨之中。　　　　
　　改革年代公共服务部门膨胀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重要的。一种官员心态与多数派阶级的偏好和信念密切相关。即使在多数人不靠国家的静脉滴液维持生命（不像在瑞典那样）的社会里，安全和有条不紊的升迁、可靠又不太紧张的职业工作和一种可预计的公事公办的统治关系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变成为人们在很多生活领域里的优先的期望。这里嘲讽又是不合适的。公共服务的生活可能不太会令人激动不安，或者哪怕是令人兴奋不已，它可能没有为革新和不寻常的生活旅程留下多少回旋的余地，然而，它是一种能满足很多要求的、相当重要的社会结构。　　　　
　　这也是有关现代精神的矛盾的又一个例子。马克斯·韦伯似乎用他的理性概念的模棱两可特性，充分阐明了这类矛盾。理性地实行统治，可克服从前的统治形式的一知半解和随心所欲，但是，如果它得到极端发展，它也构成顺从依附的外壳的威胁，在这个外壳里，一切首创精神和任何形式的个人主义都被窒息。这个抽象的比喻具有十分特殊的关联，尤其是如果我们想一想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话。它首先证明，什么东西被描写为善良意图的代价，而这个代价是昂贵的。福利国家体现着社会方面的公民权利。为了达到一种充分的公民身份地位的目标，正式的应得权利、收入转移支付、医疗健康保险计划、教育计划，等等，都是必要的。这样产生的一揽子计划是必须花钱支付的，必须进行管理的。这本身丝毫没有什么令人惊讶或者成问题。但是，社会国家的机器破坏社会国家的意图的时刻就来临了。　　　　
　　在开支方面，社会政策计划要求几乎无限制的义务。教育或保健医疗福利永远是没有够的时候。医学技术愈来愈复杂和愈来愈昂贵，人口和社会的因素导致更高的需求，这个时候，保健医疗福利尤其超出一切现实的费用水平。在收入方面，除了很多人有着不再进一步提高国家开支的愈来愈强烈的愿望外，也有种种问题。如果退休人员在人口中的比例增加，培养教育的时间变长，而且很多人找不到工作，那么，对现有的就业人员和企业的征税，必然会超过一切合理的界限，有时会超过可能承受的界限。罕见的荒谬出现了。人们的实际收入在上升，而他们的转移支付收入也在增长。它们不再是所有公民的基本的应得权利，而是多数派阶级的成员们所期望的供给的一部分。在这当中，很多人发现，他们从国家拿回来的，实际上与他们先前交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