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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4-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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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入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入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朦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掘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0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人死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六月十七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稿成，以电话告之熊先生，不料佟亦非老师告我，熊老已于不久前猝然辞世……不胜悲痛，谨以此文作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民主协商建国的历史回顾·章立凡
今年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时曾称为“新政协”，以区别于1946年召开的旧政协）召开及《共同纲领》制定六十周年。有必要让人们知道，当初开国先贤们想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还原这段历史并汲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宪政的共识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运用统一战线策略，在大后方重庆利用国民参政会等机构，与中间党派合作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达成了实施民主宪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共识。
当时除拥有军队国共两党之外，还存在一些持中间立场的党派，形成于各个历史时期，兹简介如下。
民主社会党：主要成员为民国初年国会中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士，以及梁系知识分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张君劢整合成国家社会党。1945年又同旅美人士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民主社会党。
致公党：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组合海外洪门人士，在美洲洪门致公堂的基础上，于1925年在美国成立了致公党。
青年党：五四时期，受西方影响的自由知识分子结社，成为一时风尚，以少年中国学会部分成员形成的国家主义派，于1923年由曾琦、左舜生、李璜等组成青年党。
第三党：大革命后期国共分裂，邓演达、谭平山等原国民党左派及中共脱党入士，在国共两党之外另组第三党。邓被蒋介石杀害后，改由章伯钧、彭泽民等领导。
在这些党派以外，还存在一些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的团体。如沈钧儒、章乃器等知识分子于1935年发起的救国运动，主张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形成救国会派；以梁漱溟为首的乡村建设学会，被称为乡建派；以黄炎培为首的中国职业教育社，被称为职教派。
除致公党有较多的会党特征外，中间党派的共同特点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有独立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主张英美式议会民主，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皆有批评，但不具备军事实力。他们曾在大后方发起宪政运动，不断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治，要求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逐渐形成了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面”。
1939年11月，第三方面的三党（国家社会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救国会派、职教派、乡建派）负责人及个别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举行会议，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会上通过了左舜生、章乃器起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信约》，提出实施宪政、党派平等、学术思想自由、计划建设、军队属于国家、反对内战等十二条主张。该会于1942年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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