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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4-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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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凑数又打成了“反动学生”。
处理
“反动学生”被定性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别被判劳动考察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8元）、劳动教养两年或三年（发生活费23元），考察与教养除生活费的些许差别外，其它待遇完全相同。
从1965年元月3日起，北京各高校的“反动学生”都被送到北京南口农场二分场集中管理。当时北京市委大学部劳动生产处（由高教局参与管理）在二分场有劳动据点，称“高校大队”，是市委为了防修反修需要，率先在高教系统搞的劳改基地（与文革“五七干校”类似），专门安排市属高校教职工下放劳动。“反动学生”在组织上属高校大队，但不归它管理，另设“反动学生”管理组管理。管理组由相关的高校派出的保卫、后勤和政工人员组成，受市委大学部和市高教局共同领导。参与管理组的前后计有北大、矿业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三校，高教局也有临时派员。一般是三人，也有一人的时候。前后共九人。
管理组管理“反动学生”的方法与通行的社会控制是一个路数。首先是认为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所谓“左”就是与当局一致，或假装一致；所谓“右”就是与当局不一致，或不屑于表达“一致”或“不一致”），管理组把这些人分类排队，制造差别，让其内部自我消解反管理的力量。在管理组看来，虽然都是“反动学生”，但为了管理就要把他们分成“积极改造的”、“一般的”和“反改造的”。政治面目分理清了，第二步就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促进改造。其方法是依靠积极的，团结一般的，打击反改造的。为了做到这些还要人们互相监督，揭发举报。人性的弱点就是打击既来，谁都想承受最小的，于是都想挤入“积极改造”行列，至少也要列入“一般”，不要陷入“反改造”。所谓“积极”要付出人格的代价，给自己增加许多痛苦，给管理组带来许多方便。
管理组人员都是临时的，有时要换，于是对谁是“改造好的”就有不同的认识，常常前一拨认为是“积极改造”，后一拨认为是“反改造”，翻云覆雨，打击面越来越大，人们逐渐觉醒。
“改造”是极残酷的，有的地方比监狱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文革时期。本来“反动学生”是处理过的了，问题清楚，用当时的话说是“死老虎”一类，可是南口期间，经常有针对反动学生的批斗会。所谓“批斗”许多是手口并用，打人、打伤人的现象屡屡出现。特别是没问题的同学，问题越轻、或被冤枉的人们，在劳改场所中是最倒霉的。因为一被处理，管理人员就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你不承认，就是不认罪，就是搞翻案，就是向党进攻。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下，就要受到更严厉打击。管理组在文革中几乎不受任何组织的领导、不对任何人负责，他们凭个人好恶，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伙同农场职工以莫须有的问题殴打“反动学生”（几乎打死）的现象也出现了数次。至于批斗会上辱骂、殴打、挂牌子，会后不让睡觉、给同学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严重的摧残。
最悖论的改造目标的设定。因为政策是“给出路的”，所以目标是做“新人”。什么样的新人？监狱对于罪犯的要求是做“自食其力的新人”；在南口时正赶上反修高潮，学习“九评”。这也是我们改造学习的重点。文章中有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这本是对接掌国家大权“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要求，包括“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家，要能团结大多数人，要能自我批评”等。这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什么关系，却让“反动学生”要以这些标准要求自己，当时上下都不觉得荒诞，以为当时的学生许多就达到这个标准了，“反动学生”也要做到这些才算改造好。
1965年底，建筑工程学院的解基伏因为表现好，处分也最轻（考察两年），提前解除处分。1966年5月份解除了一批两年到期和改造较好（认罪好、服罪好、劳动好）的“反动学生”的处分，计有马家骅、赵冠芳等15人（这些人在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和迫害）。
文革中，许多“反动学生”处分已经过期或到期，然而他们不仅没有解除处分，反而又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来往书信要经检查，不得外出，每日强劳最多至十二小时。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鼓励“要武嘛”后，于是8月26日反动学生被剃头、挂牌、游场、殴打，受尽了一切非人的折磨和污辱，以至酿成自杀、他杀的悲剧。
这些无辜的学生直到1969年1月，也就是说在超期一至两年以后，才由北京市革委会下令将所有学生遣送回各自院校处理，由于无章可循，各院校处理的更是随心所欲，五花八门。部分分配工作，但并未平反，属戴帽监督使用，相当一部分学生继续受到非人的迫害；有的在校作为活靶子继续批斗；有的遣返原籍按四类分子处理；有的重复判刑、拘禁；有的流离失所下落不明。
改正
1976年7月26日，我又因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被判有期徒刑13年，1978年10月北京“中法”又认为我的问题是针对“四人帮”的，撤销原判，予以平反。出狱后，我想当初法院重判就与“反动学生”案有关，于是找师院，师院很快作出反应，1979年3月予以改正。
此年4月南口同学来找，我们酝酿找高教部，要为全体被冤枉的“反动学生”平反。7月原北京航空学院平乃彬来京商量此事。8月我们先找了原北京高教局局长魏明（任北京体委主任）。他明确表态四点：1、此事（“反动学生”问题）已应不复存在；2、工龄应该算；3、我们来晚了，应该早来；4、写个材料给他，由他转给蒋南翔。见面时，魏明表示了对尚育森的赞许，说他有先见之明。并且提醒，不要参加北京的上访人员队伍。
1979年9月1日，平乃彬找到魏明，魏明告知：材料已经送给蒋南翔，蒋南翔表态了：“应该解决”。当年他（蒋南翔）就不同意，是陆定一提出来的，陆定一现在已经后悔。魏明说：“你们可以去见见蒋部长。”午后，平乃彬与王学泰、曹天予等到大木仓教育部。接待我们的蒋南翔的老秘书叫张鸿治。张很热情，说“我也才从干校回来，我们是一条沟壕里的战友。”他承诺：1，由他将材料（我们的反映材料）从蒋部长处要来，由蒋批示后去办；2，由他与学生司联系，要学生司向各学校打招呼，抓紧解决（不要等文件）。1979年9月13日，平乃彬，王学泰，曹天予三人去教育部，到学生司。接待人张均时司长谈了一会儿，被介绍到学籍管理处，张德庭处长和任姓工作人员两人接待，他直接经手此事，才从安徽调查回来。说那里的“反动学生”（上海遣送的）衣衫褴褛，陷入无人管理、流浪街头的境地，要赶快将他们救出来（上海没有落实，因为没有文件）。北京还算是好的，多数已经解决生活问题。他们已经将报告送了上去，他们支持解决，教育部意见一致。总的思想是先参照中央关于右派改正的文件思路给予解决，可以不必报送书记处，目的是快速救人。要直接否定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当年关于清理“反动学生”的文件，教育部就必须报书记处了（以上过程引用平乃彬当日所记的日记）。从上述可见刚粉碎“四人帮”时的社会氛围。
重聚
经过四十多年的反思，事实证明，这些学生不但无罪，而且都是当时的热血青年，如今，他们在各个领域为国家、人民作出卓越的贡献。
2007年4月10日，他们在北京重新聚首，可惜只联系上27人，都已是白发苍苍、花甲之年，有的已经故去（那位投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尚育森已去世，这里谨表悼念），有的已病痛致残，一人失踪。这些人依然思想锐利，锋芒不减当年。他们来到劳改过的南口农场，触景生情，或慷慨激昂、或痛哭失声……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残忍的玩笑！
希望后人不要忘记这惨痛的一幕，应该把这一切记录下来，告知后人，曾经有这样一批青年学生，走过这样一段路。
历史不应忘记！应该时刻给人们敲起警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劳改“橱窗”兴衰记·朱家泰
江南许多城市的监狱和看守所常常设在地名叫“桥”的地段，上海有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南京则有老虎桥监狱、娃娃桥看守所，人们多半省略地称“××桥”，当地人都知道那是个什么去处。一个“桥”字，形象地标示了此岸彼岸，阴阳两界。当这座“桥”超常规地热闹起来，整批整批过客的时候，就难免人鬼不分了。
继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1970年初，中发三号文件被圈阅之后，思想文化领域阶级斗争理论付诸实施，也是“文革”开始后首度动用专政工具大规模抓人，警车繁忙起来，不断地进出机关、院校、工矿企业乃至商场、街道。
现已搬迁的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地处闹市，横跨两个街区，原是一个历史久远的关押嫌犯的地方，规模可观，东西大院楼上楼下，那时已人满为患。笔者有幸入住的1970年6月29日当夜，发生了一起人们极少听闻的异象——“叫号子”，某一个在押犯人睡梦中叫喊了一声，旁边惊魂未定的入监者连锁反应紧跟着叫喊起来，瞬息间延及所有的监房，几千人同时惊坐起来莫名地吼叫，声震屋宇，能持续两三分钟，从未经历过此情此景的看守新兵同样大惊失色，紧张地拉动枪栓，上了点年纪的老看守自有经验，用脚猛踢几下监房木门，不久便停歇下来。据一些看守所的常客说，只有当搞政治运动的时候，一大批生来乍到、“梦中不知身是客”的人涌进来，焦虑不安，满怀困惑，才会在后半夜偶尔发生这种罕见的情况，是当年“运动中国”的一大奇观。
草草过堂之后，一批一批各行各业的人被送往服刑地。
坐落在苏南荒僻的丘陵山区、部分跨入安徽郎溪县境的社渚农场，地域广袤，拥有数万亩农田和茶园，新来的人惊恐地看着夏末的田野上散布着一群一群只穿短裤、皮肤晒得黝黑的人在劳作，恍如置身梅里美笔下的非洲种植园。
很快，他们也融入其中了。这些往日娴熟地操弄机器、管理仓库、绘图制图、备课教学、从事科研，因言获罪的人，在农作上却笨手笨脚，出力不出活，劳累不堪还完不成定额，常受惯于取巧、手脚麻利的刑事犯欺凌和捉弄，这些鸡鸣狗盗之徒从反复背诵的经典中得知自己属于“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而不是立场问题，可以对这些“患大脑炎”（当时刑事犯对思想犯的别称）的人不客气。让这部分疏于农事的人在10小时、14小时之外再加班加点，拖迟收工，则有违看管规定。这令二百人左右一个中队建制里仅有的四名管理干警非常头疼，而这种情况在全农场普遍存在。
不可思议的是，在1970年代最刻板的经济社会体制模式下，也许正因为充任专政工具的特殊性，劳改系统有着较为灵活的机制和手段，在莫大程度上自行其是。
在翻阅了犯人登记表之后，管理部门发现这里人才济济，应有尽有，从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到工程技术人员；从能工巧匠到大学教师，这些人来自“单位”，遵纪守分，弃之可惜，不如变“害”为宝。于是，一个计划产生了，并且立即付诸实施。
江苏省劳改局当时辖有16个分布各地的单位，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员和物资的调度在系统内非常快捷，首先集结的是建筑设计和施工人员、建材，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半年多时间，厂房监舍全部落成，因地域得名的“社渚轴承厂”土建完工。嗣后，机器设备陆续运达，安装调试就绪，一个中等机械工厂初具规模，四百多名有一技之长的人犯从各农业中队先后调来并不断扩充，各工种工序的人员一应俱全，只要协调一下，几乎不用培训就能开工。
劳改农场内兴办的工业单位，在管理上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生产部门，承担产品制造，又是执法部门，犯人的调进调出具有奖惩效应，工厂的室内劳动毕竟不像大田苦役那样劳累，能调入的人有如从第十八层地狱晋升到第十七层，自然庆幸并专心工作。
很快，“7”字头序列圆锥滚棒轴承产品在“社渚轴承厂”形成系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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