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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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仍显得紧紧巴巴，何况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磨损的速度非常快，而且每隔两年才发一套，还得“以旧换新”，所以只能补钉加补钉了。慎之兄的身材几乎与我一般高，他的衣服我完全可以穿。我们全家都深为感动，十分感谢他在同样饱尝了世态炎凉之痛中对我们的雪中送炭。　
　　隔了一会儿，在探讨今后怎么办的过程中，他曾对我说，当年你是新华社“反右”风潮中被折腾得影响最大的，不但矛头直指毛老人家“神化”，而且国内外媒体都作过比较广泛的报道，如果现在能给吴冷西写封信，请他帮把力“通融通融”，把戴某人的问题解决了，“那就等于在这四面密封的墙上撞开了一个大窟窿，其他人也就可以从这大窟窿飞出去了。”说到这儿，慎之兄“哈哈哈”地大笑了好一阵儿。　
　　待他笑定，我说，如果那样当然好，我也不怕把脑瓜儿撞破。但是对吴冷西这个具体人，我却不想去“麻烦”他。这倒不是他是个大社长，还当过中央委员，而我只不过是个小记者，站得远不是一般高，而是我瞧不起他的为人。单就我的遭遇而言，只因为我与他之间闹了些意见，他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我为“右派”。对这样的所谓领导者，我信不过……　
　　慎之兄想了想，说：“也是。那我们就静候五大部会议的佳音吧！”　
　　不久，佳音果然传来。当年一过了国庆节，我就穿着慎之兄送给我的那套中山服，重新迈进了新华社大门。他也在这前后，被借调到社科院刚刚成立的国际问题写作小组帮忙。过了两个多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本人和被称为以我与李耐因同志为首的“反党右派小集团”，在新华社的96名“右派”中首先获得“改正”，全都恢复了党籍、军籍与记者职务。但不知何人作祟，慎之兄的问题却一直被挂着。这是不是因为新华社的有关人认为当初慎之的问题是邓小平定的，而不敢“擅自行动”？直到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交，紧接着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却要慎之兄担任他的访美顾问，新华社的那些惯于看领导脸色办事的人，这才连夜开会，为慎之兄的“老右”问题改了正。　
　　　
　　三　
　　　
　　慎之兄随邓小平访美归来，就被正式调离他工作与磨难了三十多年的新华社，到社科院先后担任美国研究所所长和社科院副院长，工作十分繁忙。1989年后，他不当那个副院长了。其后，我们不但常常在人数不等的聚会和多种座谈会上见面，就是时而陪同他的老伴张贻大姐到新华社卫生所取药，也会就便到李普老头家或我的蜗牛居促膝长谈。由于交谈的频率较稠，就积累出了相当可观的广度与深度。　
　　有一次，慎之兄在寒舍，他对我说：你比我小几岁，而且在1940年十二岁时，你们苏北就已成了黄克诚同志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了，关于四川大后方的事，你可能只能从当时的报纸上看到一些，或者长大成人后，从一些书本上读到许多。而我在抗战后期，就已到了大后方了。日寇投降后，我又直接参加了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我亲眼目睹我们党和我们的领导人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乎整天价高呼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反对他们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极其强烈地争自由、要民主。这一切，当时是很得人心的。可是，等人家出力不等地帮我们打下了江山我们又如何？　
　　接着，他用马克思的话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极其痛心的现象。　
　　慎之兄提到马克思的一封信，见1956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这是马克思1843年5月在旅途中到达科伦时，给其共同编辑《德法年鉴》的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言。在这封由德文译成中文共约4500字的信件中，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制度作了极其深刻尖锐的剖析。他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不管这种一意孤行怎样反复无常、怎样荒谬和卑鄙，但它还是适合于用来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国王的专横外从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我敢肯定说：只要这个颠倒了的世界存在一天，普鲁士国王总还是当代一个人物。”（以上均见同书411页）“事实上，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人们曾一度错误地希求国王会表示什么样的愿望和思想。但是这样做丝毫不能改变下面的事实：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只要二者仍然是现在这样，国王就既不可能使他自己也不可能使他的臣民成为自由的人、真正的人。”“至于要前进，那末只有丢下这个世界的基础，过渡到民主的人类世界。”“老国王（指威廉三世）没有什么奢望，他是一个庸人，并且毫不以聪明自居。他觉得，奴仆的国家和统治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只是安安静静、平平淡淡的生活。”（以上见412页）“于是人们对于人的权利和义务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种嫌弃，就是说，人们又回到了旧的僵化了的奴仆国家。在这里，奴隶无声无息地劳动着，而土地和奴隶的占有者则靠有教养的和驯顺的奴仆尽量默不作声地统治着。无论是奴隶或主人都不可能说出他们所想说的话；前者不可能说他想成为一个人，后者不可能说在他的领地上不需要人。所以缄默是摆脱这个僵局的唯一办法：垂头丧气，唯命是听，默默无言的牲口。”“在原有的基础上消灭庸人国家的企图没有实现，它的经过情形就是这样，结果它向全世界清清楚楚地证明：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必然会使那些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以上见413—414页）　
　　慎之兄说，虽然这封信，比《共产党宣言》的写作差不多早了五年，而且所针对的批判对象又只是普鲁士帝国，但你看看文革时期的中国，是不是与马克思所批判的普鲁士帝国的这种状况几乎一模一样？　
　　在所有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交谈中，慎之兄的那种明显而强烈的爱憎之情，完全可以用他自己一篇作品中的文字来表述。　
　　1954年，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会议，特别带着慎之兄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当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慎之兄署名为“观察者”的文章——《和平的敌人原形毕露了》。全文论点鲜明，文字优美生动而富有豪气，笔法上颇有创意与独到之处，立即轰动了全国新闻界与广大读者，成为我国国际新闻写作中的名篇。这篇文章的开篇与结束语充分表达了他的爱憎之情。　
　　人们看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　
　　一切如同白天和黑夜那样截然不同，那样分明。人们因此更加懂得了，什么叫做是与非，正义与邪恶，勇敢与怯懦。　
　　“最重要的是，人们更加懂得了爱与憎：爱戴和平的斗士，憎恨和平的敌人。”　
　　这近约七千字的文章的结语说：“有人说，日内瓦会议实际上并没有一个共同的记录，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已经记录在历史上，铁案如山，任凭什么也不能磨灭它。因为它铭刻在世界人民的心上。”　
　　　
　　四　
　　　
　　总之，慎之兄与我的历次交谈，尤其对专制独裁统治的讨论，大有助于我对这类课题的探索。而对于我们党的这样的实际，尤其建国后的前三十年的史实，大凡不愿违背自己入党誓言的共产党人应该怎么办？慎之兄又提醒我认真琢磨马克思这封信的最后几句话。　
　　见于上述同一本书414—415页的这几句话是：　
　　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慎之兄说，当年马克思的这些话的中心思想，当然是转入共产主义革命。而我们做共产党人已做了大半辈子了，而且现在已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改革开放之后了，当然不是要重新革命建立一个什么“新世界”，而只是在现实条件下，与那些仍残留着独裁专制者之阴魂的人进行政治意识上的斗争。他说：“我们中国人渴望民主的呐喊已过去一百多年了，也许还要再呐喊一百年。这也许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长，那末在现今社会里成熟着的果实就会愈甘美’。”　
　　这许多年来，他正是这样实践的。从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而写的《迎接全球化时代》，到《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全球化发展趋势及其价值认同》、《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回归五四学习民主》、《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从世界的角度透视中国》，以及对顾准、陈寅恪等先知们的学术思想的研究，等等，等等，几乎无不强烈地呼唤着科学与民主，呼唤国人奋力赶上全世界滚滚向前猛进的民主大潮，及早消除专制统治的余孽，使全国人民真正地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　
　　慎之兄这一系列强烈的呼唤，震撼着海内外一切富有良知的炎黄子孙的心灵，群起响应。像我们这些与他原本就交谊深厚又近在咫尺的挚友，更分外乐意经常与他相聚探讨。单是2003年春节前后，我们就与他相聚了三次：1月17日北三环中段圆山大酒店的迎春大聚会，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新春欢聚会，3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文采阁为研究一位老同志作品的小聚会。　
　　在这些聚会中，他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流畅，这是大家都非常欣慰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了。尤其在文采阁的小聚中，我看他从沙发上起身时虽然双手撑着拐杖，但仍显得双腿软颤难以稳立，连起好几次才立起身来。在我的记忆中，慎之兄的这种状态远非一次两次了。《炎黄春秋》举行新春聚会时，他到我所坐的桌边与我说了许多悄悄话之后，我与他一起去洗手间，就连扶带拉地上下了会场与洗手间之间的那几级台阶。老熟人都知道，这是1997年4月，他应邀去德国讲学中突患脑中风而留下的后遗症。那一次，他回国在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同住一层病房的还有温济泽兄，我曾去探望过他们。由于慎之兄一贯超强度地苦读苦写，与日月赛跑，似乎舍不得挤出一些分分秒秒漫步健身，从而体况日益衰弱。万万没料到，3月27日与老友们的小聚之后仅五天，即4月2日，他就又住进了协和医院。尽管这次只是一般性的肺炎，但由于体质太虚弱，经过协和多位著名医护人员接连二十个日夜的奋力医救，也未能救回这条对国家人民十分宝贵的生命。　
　　噩耗传出，所有真正熟知他的人和读过他一些文章的人，无不哀痛万分。就连我的女儿戴为伟，在慎之兄给我送那套中山装时她才十四岁，二十五年过去了，她还极为清晰地记得她的慎之伯伯那天上午在我们的破寒窑中的一言一举。她说那一天，李伯伯每谈一个问题都胸有成竹，出口成章，充分显示出是位满腹经纶、非常健谈的大学问家。为伟十分伤痛地说：“以后再也见不到李伯伯了，太让人痛惜了！”　
　　是的，太令人痛惜了！痛惜的不只是我们再也见不到这位“力抨专制，民主沉钟”（曾彦修哀挽句）了，更痛惜他未能亲目一睹他那广受海内外美赞的名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所表述的宿愿的实现，使宿愿成了无限憾痛的遗愿。这就是“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极权专制……脱胎换骨，弃旧图新……权力者重建自己的统治的合法性（或曰正当性）”。　
　　看来，实现这遗愿的重任，就必然地落在与慎之兄同代而如今尚健在的人，特别是许多敢于为国为民鼎力呐喊的中青年们的肩头了。虽然慎之兄生前与这些志同道合者呐喊了好多年，这愿望的实现仍八字未见一撇，但在召开了党的“十六大”之后，一些不多但可喜的新气象表明，如今似乎已闪现出前可见古人、后可见来者的端倪，可能不再是那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悠悠岁月了。　
　　愚相信，只要一切良知难泯的中国人都能像慎之兄那般振臂呐喊，为实现彻底民主、清除专制余毒而拼搏，像他和过去无数先驱者一样不至撒手人寰绝不止步，这遗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