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4-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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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深深地嵌入并固着于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积淀为普遍的政治心态素质。面对着有深厚基础的传统臣民观念，舶来的权利、义务观念势必难以凭朝夕之功取而代之。　
　　（2）形成普遍的公民意识必须以每个人的具体实践为必要环节。公民权利的实践环节指的是，人们在实际的政治参与过程中，真实享受到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并履行相应的义务。一般说来，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只有经由具体的实践环节，才能社会化为普遍的公民意识。换言之，人们只有在具体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实践过程中，才能学会做公民。公民权利的实现与公民意识的提升是同一个过程。试想，如果不是1960年代女权运动的推动，美国妇女的公民权利不能实现，其公民意识势必仍然受到压抑；同样，美国黑人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种族歧视斗争中，实现了选举等权利，才促进了其公民意识的提高。公民权利从法制规定向着普遍意识的过渡，既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民主化程度的发展，同时又取决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具体实践中的推动。　
　　从政治实践看，法制规定的公民权利如果没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根基，这种规定只能形同虚设。因为，赐予的公民权利缺乏全社会广泛的积极认可。尽管国家有可能通过某种传播媒介和社会化渠道将公民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输送给人们，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实践环节，人们没有真实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在他们的意识深处，便难以真实理解并认可权利、义务的内涵与功能。在他们看来，权利、义务是一个“模糊概念”或“抽象名词”，与个人的政治行为和选择并无瓜葛。这种法制规定与实际政治意识的严重脱节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这种局面：既不知如何享有和运用公民权利，也不会形成履行义务的自觉，结果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不负责任和实际义务感降低。公民意识的薄弱直接影响政治运行中制衡机制的形成和完善，阻碍政治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谢胡自杀之谜·王洪起
　　1981年12月18日晚8时，阿尔巴尼亚的阿通社向全世界发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担任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的谢胡“因精神错乱自杀”。消息传来，阿国人顿时万分震惊。今日，谢胡之死，却依旧被阿尔巴尼亚媒体称为阿建国近百年历史上“最大的谜”。　
　　　
　　谢胡其人　
　　　
　　谢胡是阿尔巴尼亚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于1913年1月10日生于阿中南部的马拉卡斯特拉，青年时期曾参加西班牙国际纵队，任第12国际纵队第4营营长。1939年2月，西班牙战争后，他被流放到法国集中营。1942年8月，经多方努力，他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加入了阿共产党（后改名为劳动党），投身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斗争，亲自组建了第一突击旅和阿民族解放军第一师，为国家解放立下了不朽功勋。解放后，谢胡曾被派往苏联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46年奉调回国，任人民军总参谋长，以后又担任过内务部长、司法部长、警察总长以及国防部长等职，并于1953年至198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政府总理，达28年之久，被人民议会主席团授予“人民英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被视为阿最高领导人霍查的“亲密战友”和内定接班人。在谢胡死前，霍查对他赞誉称赞有加，说他是“天才的军事家”、“卓越的国家领导人”。1981年5月，阿党中央还决定出版谢胡著作选集。　
　　谢胡生前曾多次率团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及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的接见，在中国许多地方发表过讲话。我国一些年岁较大的人对他也还熟悉。1967年，他最后一次访华时，应邀为武汉两个对立面的“造反派”做说服工作。当时，两派人马都试图争取阿国人的支持，在一片混乱中纷纷向谢胡的坐车里塞“红宝书”毛主席语录。1972尼克松访华，阿军一名基层军官一边看着《人民画报》上刊载的有关报道，一边向我专家组同志提出置疑：“为什么你们邀请帝国主义头子访华？”——这其实反映了阿高层的看法。谢胡不知通过什么渠道知悉了这一情况后，发话说“这名军官的言行破坏了中阿友好，要枪毙他”。我大使据国内指示，出面说情，才得以从轻处置。这到底是谢胡代表阿党有意作秀，还是他本人出自对华友好，不得而知。　
　　　
　　谢胡“自杀”后的大清洗　
　　　
　　谢胡是18日凌晨“自杀”的，而就在他死前的17日下午，他还会见了来访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当晚，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继续开他的批判会。显然，当局是有意推迟了谢胡之死消息的对外公布时间。　
　　消息公布后，当夜首都的气氛非同一般。持枪的警卫战士加紧了巡逻，放置在中国使馆对面的广播电视总局大楼和其他建筑物上的高炮、机关枪隐约可见。“祖国烈士大街”旁的党中央大厦灯火通明。阿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在霍查亲自主持下紧张进行。霍查像往常一样，打着强有力的手势说：“谢胡一方面被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要他杀害党中央第一书记（霍查）的命令所逼，另一方面又慑于阿党和人民团结的威力，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只好可耻地自杀。他的死是自绝于党的可耻行为。党不会为他举行葬礼，只能把他像狗一样埋掉！”与此同时，国防部通讯总工程师易布拉辛·沙马塔伊奉命来到谢胡住所，径直登上2层谢胡的卧室，检查屋里的通讯仪器，以便搜集证据，证明谢胡与外部和外国使馆的联系及进行的“敌对活动”，为霍查搜寻打击谢胡的炮弹。　
　　第二天，地拉那的所有日报仅在头版下方1／4处，在“讣告”的标题下，刊登了阿党中央、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的联合公告：“12月18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同志在神经错乱情况下自杀。”仅此而已。讣告没有像其他高级领导人逝世那样写上“光荣属于他”、“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永远缅怀他”等字眼；没有刊登他的巨幅照片；没有冠以黑框；没有全国志哀三天；电台、电视台没有播放哀乐，体育和文艺演出没有停止；没有葬礼。地拉那的一些外交官代表他们的政府欲向阿政府及谢胡家属致哀，遭到拒绝。　
　　第三天，所有公共场合都摘下了谢胡的照片（在此之前，在各机关的办公室里，谢胡与霍查同样大小的照片平行地挂在墙上），擦掉了颂扬他的语录标语。　
　　时任阿党中央委员和“列宁”高级党校校长的谢胡遗孀费切列特·谢胡不再公开露面，而是携全家离开了高干区仅与霍查家相隔不到50米的第15号别墅。是霍查亲自下令立即对谢胡全家采取“革命行动”的：逮捕谢胡遗孀及其3个儿子，逮捕谢胡在党内、政府内的同伙，将他们扫地出门，绳之以法。　
　　1981年12月21日，阿党八届二中全会，听取政治局关于处理谢胡问题的录音，霍查在党内公开宣布谢胡是“自绝于党的敌人”。1982年1月14日，任命副总理查尔查尼为政府总理，接替谢胡，同时初步改组政府。内务部长哈兹比鸟改任国防部长，费乔尔·谢胡（谢胡的亲戚）升任内务部长。2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整顿军队会议，霍查命令全军听从总司令（霍查）的直接指挥，要求军队把谢胡作为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总后台进行彻底清算。4月26日，阿党书记处召开清洗“列宁”高级党校校长谢胡夫人的专门会议，要求党校今后向阿利雅直接汇报清洗谢胡夫人流毒的情况。5月29日，阿党政治局听取查尔查尼总理关于政府消除“谢胡流毒”的报告，决定中央各部委“精简”400人。　
　　1982年下半年，霍查又以间谍罪逮捕了哈兹比乌和费乔尔·谢胡。说他们从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就充当苏联、美国和南斯拉夫的间谍；说他们相互勾结、孤立霍查。当年10月，霍查在阿党八届“五中”全会上作关于“谢胡反党集团的间谍活动”的报告。11月，霍查在地拉那选民大会上首次公开谢胡事件，宣布谢胡是为南、苏、美、英、意、德服务的“多国间谍”。根据霍查的命令，阿内务部人员将谢胡的遗体先是埋在地拉那西郊的沙拉公墓，几天后又把他的遗体拉到一个秘密地方埋掉。此后，谢胡遗体的所在便成了“国家机密”。　
　　谢胡死后，他的家人、部下及身边人员都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而受到株连。整个集团均关押在地拉那313号监狱。按照霍查的特别命令，全部审讯由高等法院和军事特别法院在313号监狱内进行，共持续了18天。司法当局把“谢胡集团”分成“文”、“武”两组分别进行审讯。“文组”有谢胡夫人和谢胡的次子及幼子（其长子弗拉季米尔·谢胡在牢房经不起折磨已触电自杀）、外长纳赛（曾任驻华大使）、卫生部长兰比·齐奇什蒂等；“武组”有国防部长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内务部副部长米哈拉奇·齐奇什蒂，前都拉斯区党委第一书记兰比·齐奇什蒂的弟弟、中央安全局局长兰比·佩齐尼、谢胡贴身卫士阿里·切诺和加尼·科德拉以及达依蒂饭店的理发师等。　
　　谢胡夫人为了保全她的两个儿子，在狱中屈打成招，承认她同丈夫都是“外国间谍”、企图毒死霍查，结果被判处25年徒刑，1988年死于狱中；谢胡的一个任空军党委书记的弟弟杜洛·谢胡跳楼自杀，另一个旅居俄罗斯的弟弟幸免于难；次子斯坎德尔·谢胡和幼子巴什基姆·谢胡分别被判处15年和10年徒刑，直至1991年阿发生剧变后才获释放。次子现旅居瑞典，任工程师，幼子旅居西班牙，当职业作家。外长纳赛被判长期徒刑，现已故。　
　　国防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内务部长费乔尔·谢胡、中央安全局长兰比·佩齐尼在法庭上拒不接受任何指控。他们与卡·哈兹比乌的弟弟穆罕默德·哈兹比乌以及兰比·齐奇什蒂一起，被判处死刑。　
　　1991年，阿尔巴尼亚剧变。谢胡的两个儿子开始多处打听父母遗体的下落。他们首先打听到母亲费切列特在阿北部的莱什区翟伊曼劳改营服刑期间死去的消息，并从知情人那里了解到加尤什村监狱墓地三号墓就是他们的母亲之墓。1996年，他们把母亲的遗骨迁到了地拉那，埋在沙拉公墓92号墓地第五排位置。这一年，他们得到时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加兹代代（2008年去世）的协助，从历史档案中找到了谢胡“坟墓”的位置。2001年7月，谢胡的后代终于将密埋荒野20载的谢胡遗骸重见天日，并在沙拉公墓举行了谢胡夫妇重新安葬仪式。同年，谢胡被他的家乡——马拉卡斯特拉区首府巴尔什市议会追授予“荣誉市民”称号。地拉那民族历史博物馆还为谢胡88岁冥寿举行了纪念仪式。　
　　　
　　霍查版本的“谢胡间谍史”　
　　　
　　1982年底，即谢胡死后的第二年，霍查的《铁托分子》一书在地拉那出版发行。这本书对谢胡之死作了离奇的描绘。书中说：　
　　谢胡“1930年到地拉那的一所由美国人弗尔兹创办的技术学校学习。这时，他便成了一名美国间谍。”“潜伏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间谍穆戈沙与谢胡接上了头。谢胡摇身一变，又成了南斯拉夫间谍。1943年，谢胡与穆戈沙同时打入阿游击队第一突击旅，活动更为频繁。出于特务工作的需要，穆戈沙在突击旅又物色了另一个合适的女特务人选——费切莱特·桑贾克塔尔，并将她介绍给谢胡结为夫妻。”“实际上，谢胡从他回到阿尔巴尼亚的那天起，就充当了英美的雇佣兵。1942年，谢胡草拟了一份建国纲领。纲领根本不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多党制，完全是一个英美使团所希望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　
　　1944年，阿尔巴尼亚获得解放。“美国驻地拉那使团的官方代表弗尔兹命令谢胡不失时机地打人苏联的情报机构克格勃。谢胡遵照美国主子的命令，写信给苏联驻地拉那的军事使团团长伊万诺夫少校，信中攻击阿党路线，大骂霍查、卡博等领导人，以讨得伊万诺夫的信任……谢胡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家解放前后，总是在南、苏情报机构间走钢丝，时而维护南斯拉夫观点，时而又在苏联军事顾问支持下向南发起攻击。”铁托和赫鲁晓夫企图利用1956年地拉那党代会向阿党发起猛攻。当时，谢胡夫人任地拉那党委第一书记。会上，阴谋分子首先发难，要求党中央按照苏共“二十大”纲领重新审查对科奇·佐治、屠克·雅科瓦等人所作的决定，要求阿党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敦促阿党与南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