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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1-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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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调。
〔4〕 灵学派 一九一七年十年,俞复、陆费逵等人在上海设盛德坛扶乩,组织灵学会,一九一八年一月刊行《灵学丛志》,提倡迷信与复古。在盛德坛成立的当天扶乩中,称“圣贤仙佛同降”,“推定”孟轲“主坛”:“谕示”有“如此主坛者归孟圣矣乎”等语。
一九一八年五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曾刊载陈百年的《辟灵学》,钱玄同、刘半农的《斥灵学丛志》等文章,驳斥他们的荒谬。陈百年,名大齐,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1887—1939),名夏,浙江吴兴人,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半农(1891—1934),名复,江苏江阴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两人都曾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
〔5〕 《新青年》 综合性月刊,“五四”时期倡导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于上海,由陈独秀主编。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一九一六年底迁至北京。从一九一八年一月起,李大钊等参加编辑工作。一九二二年休刊,共出九卷,每卷六期。鲁迅在“五四”时期同该刊有密切联系,是它的重要撰稿人,曾参加该刊编辑会议。
〔6〕 “表彰节烈” 一九一四年三月,袁世凯颁布旨在维护封建礼教的《褒扬条例》,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给予匾额、题字、褒章等奖励;直到“五四”前后,报刊上还常登有颂扬“节妇”、“烈女”的纪事和诗文。
〔7〕 君政复古时代 指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期。当时袁世凯御用的筹安会“六君子”
之一刘师培曾在《中国学报》第一、二期(一九一六年一、二月)发表《君政复古论》一文,鼓吹恢复帝制。
〔8〕 《贞操论》 日本女作家与谢野晶子作,译文刊登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一九一八年五月)。文中列举了在贞操问题上的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与态度,同时指出了男女在这方面的不平等现象,认为贞操不应该作为一种道德标准。
〔9〕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宋代道学家程颐的话,见《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二:“又问‘或有孤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
‘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业儒“,以儒为业,指那些崇奉孔孟学说,提倡封建礼教的道学家。
〔10〕 “重适” 即再嫁。
〔11〕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 是元代白话文,当时皇帝在谕旨前必用此语,“上天眷命”的意思;有时只用“长生天气力里”,即“上天”的意思。元朝皇帝都有蒙古语的称号:“薛禅”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称号,“聪明天纵”的意思:“完泽笃”是元成宗铁穆耳的称号,“有寿”的意思:“曲律”是元武宗海山的称号,“杰出”的意思。
〔12〕 斥革功名 科举时代,应试取中称为得功名;有功名者如犯罪,必先革去功名,才能审判处刑。
〔13〕 “双烈合传” 合叙两个烈女事迹的传记,常见于旧时各省的府县志中。“七姬墓志”,元末明初张士诚的女婿潘元绍被徐达打败,怕他的七个妾被夺,即逼令她们一齐自缢,七人死后合葬于苏州,明代张羽为作墓志,称为《七姬权厝志》。
〔14〕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今属江苏)人。
明崇祯时任礼部侍郎,南明弘光时又任礼部尚书;清军占领南京,他首先迎降,因此为人所不齿。清乾隆时将他列入《贰臣传》中。
著有《初学集》、《有学集》等。
〔15〕 “妇者服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十二:“妇,服也。”
〔16〕 这里所说的女人再嫁后遭遇惨苦的故事,在《壶天录》和《右台仙馆笔记》等笔记小说中有类似记载。《壶天录》(清代百一居士作)中说:“苏郡有茶室妇某氏,生长乡村,意复轻荡,前夫故未终七而改醮来者……忽闻后门剥啄声厉甚。启户视之,但觉一阵冷风,侵肌砭骨,灯光若豆,鬼语啾啾,惊栗而入;视妇人则口出呓语,茫迷人事矣。自称前夫来索命……哀号数日而死。”又《右台仙馆笔记》(清代俞樾作)中有《山东陈媪》一条:“乙客死于外,乙妇挟其资再嫁,而后夫好饮博,不事恒业,不数年罄其所赍。俄后夫亦死,乙妇不能自存,乞食于路……未几以痢死。”
〔17〕 “儒者柔也” 语见《说文解字》卷八:“儒,柔也。”
〔18〕 《论语。述而》记有孔丘“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
根据朱熹的注释,述即传旧,作是创始的意思。这原是孔丘自述的话,说他从事整理《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工作,都只是传旧,自己并未有所创造。后来“述而不作”便成为一种古训,认为只应该遵从传统的道德、思想和制度,不应该立异或有所创造。因此,不述而作,也就是违背古训。
〔19〕 对于室女守志殉死的封建道德,明清间有些较开明的文人曾表示过非议,如明代归有光的《贞女论》、清代汪中《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都曾指出它的不合理;后来俞正燮作《贞女说》,更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的态度:“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别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室女,即未嫁的女子。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2〕,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
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3〕,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4〕(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还有,我曾经说,自己并非创作者,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挨了一顿骂〔5〕。但我辈评论事情,总须先评论了自己,不要冒充,才能像一篇说话,对得起自己和别人。
我自己知道,不特并非创作者,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见者。凡有所说所写,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至于终极究竟的事,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6〕;性交是常事,却以为不净;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人人对于婚姻,大抵先夹带着不净的思想。亲戚朋友有许多戏谑,自己也有许多羞涩,直到生了孩子,还是躲躲闪闪,怕敢声明;独有对于孩子,却威严十足。这种行径,简直可以说是和偷了钱发迹的财主,不相上下了。我并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人类的性交也应如别种动物,随便举行;或如无耻流氓,专做些下流举动,自鸣得意。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固有的不净思想,再纯洁明白一些,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
但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又恰恰与这道理完全相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我也不是说,——如他们攻击者所意想的,——孙子理应终日痛打他的祖父,女儿必须时时咒骂他的亲娘。是说,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况且幼者受了权利,也并非永久占有,将来还要对于他们的幼者,仍尽义务。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切过付的经手人罢了。
“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7〕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
自然界的安排,虽不免也有缺点,但结合长幼的方法,却并无错误。他并不用“恩”,却给与生物以一种天性,我们称他为“爱”。动物界中除了生子数目太多一一爱不周到的如鱼类之外,总是挚爱他的幼子,不但绝无利益心情,甚或至于牺牲了自己,让他的将来的生命,去上那发展的长途。
人类也不外此,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便在中国,只要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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