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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1-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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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铜镜的供用，大约道光咸丰时候还与玻璃镜并行；至于穷乡僻壤，也许至今还用着。
我们那里，则除了婚丧仪式之外，全被玻璃镜驱逐了。然而也还有余烈可寻，倘街头遇见一位老翁，肩了长凳似的东西，上面缚着一块猪肝色石和一块青色石，试伫听他的叫喊，就是“磨镜，磨剪刀！”
宋镜我没有见过好的，什九并无藻饰，只有店号或“正其衣冠”等类的迂铭词，真是“世风日下”。但是要进步或不退步，总须时时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异域，倘若各种顾忌，各种小心，各种唠叨，这么做即违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终生惴惴如在薄冰上，发抖尚且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好东西来。所以事实上“今不如古”者，正因为有许多唠叨着“今不如古”的诸位先生们之故。现在情形还如此。倘再不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则杨光先似的向西洋主人沥陈中夏的精神文明的时候，大概是不劳久待的罢。
但我向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排斥玻璃镜子的人。单知道咸丰年间，汪曰桢〔１２〕先生却在他的大著《湖雅》里攻击过的。他加以比较研究之后，终于决定还是铜镜好。最不可解的是：他说，照起面貌来，玻璃镜不如铜镜之准确。莫非那时的玻璃镜当真坏到如此，还是因为他老先生又带上了国粹眼镜之故呢？我没有见过古玻璃镜。这一点终于猜不透。
一九二五年二月九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日《语丝》周刊第十六期。
〔２〕 蒲陶 即葡萄。
〔３〕 汉武通大宛安息 汉武帝刘彻从建元三年（前１３８）起，曾多次派遣张骞、李广利等人出使西域，直至大宛、安息等地，开辟了通往西亚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道路。大宛、安息，都是古国名。大宛旧址在今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安息旧址在今伊朗境内。天马和葡萄都来自大宛。《史记。大宛列传》说：“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
及得大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名大宛马曰天马云。“又说：
“宛左右以蒲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
〔４〕 月中有蟾蜍 是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见《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圳乌，而月中有蟾蜍。”
〔５〕 天禄，辟邪 据《汉书。西域传》及孟康的注释，是产于西域乌戈山离国（当在今阿富汗西部）的动物：“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禄），两角者或为辟邪。”
〔６〕 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墓，在陕西醴泉东北九熬山。昭陵带箭的骏马，是唐太宗于武德四年（６２１）平定洛阳时所乘名马飒露紫的石刻浮雕像，为昭陵六骏中的代表杰作。唐太宗在这次战争中，因该马受伤，濒于危险，有勇士丘行恭将自己的乘马献上，始得脱走。石刻所表现的，即为被甲带剑的丘行恭献马以后，立在飒露紫前，手执马羁，拔去马胸所中之箭的情状。按昭陵六骏是：飒露紫、拳毛马呙、白蹄乌、特勒骠、青骓、什伐赤。唐太宗为纪念他阵亡的六匹骏马，于贞观十年（６３６）下诏刻浮雕石像，镶嵌在昭陵寝殿东西两庑壁间。一九二一年美帝国主义者勾结中国官僚和奸商，掠夺飒露紫、拳毛两石刻运美，现陈列在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在准备运走时为当地人民阻止，但已经被锯成数节，现保存在西安历史博物馆。
〔７〕 “圣祖仁皇帝” 指清朝康熙皇帝玄烨。
〔８〕 时宪书 即历书。清代因避高宗弘历的名讳，改称历书为时宪书。
〔９〕 汤若望（１５９１—１６６６） 德国人，天主教传教士。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６）来中国传教，后在历局供职。清顺治元年（１６４４）任钦天监监正（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历法的主要长官），变更历法，新编历书。杨光先，字长公，安徽歙县人。顺治时他上书礼部，说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无结果。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又上书礼部，指责历书推算该年十二月初一日蚀的错误，汤若望等因而被判罪，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复用旧历。康熙七年因推闰失实下狱，初论死罪，后以年老从宽发配充军，遇赦放归。下文的《不得已》，是杨光先几次指控汤若望的呈文的汇集。
〔１０〕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清代学者。
曾任两广总督、体仁阁大学士。著有《经室集》、《畴人传》等。《畴人传》，共八卷，包括我国从远古到清代的天文历算学者四百人和曾在中国居留的利马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五十二个西洋人的传记。畴人，即天文、历算家。
〔１１〕 额黄和眉绿 古代妇女在额中和眉上所作的修饰。额黄起于六朝时，眉绿大约于战国时已开始，二者都盛行于唐代。
〔１２〕 汪曰桢（１８１３—１８８１）字刚木，号谢城，浙江吴兴人。清咸丰时任会稽教谕。著有《湖雅》、《历代长术辑要》等。《湖雅》共九卷，收在他自己编纂的《荔墙丛刻》中。在《湖雅》卷九“器用之属”中谈到镜子时说：“近年玻璃镜盛行，薛镜（按指明人薛惠公所铸铜镜）已久不复铸。然玻璃镜每多照物不准，俗谓之走作，铜镜则无此病。又玻璃易碎，不及铜质耐久，世俗乃弃彼取此，良不可解。盖风气日薄，厌常喜新，即一物可征矣。”
春 末 闲 谈〔１〕北京正是春末，也许我过于性急之故罢，觉着夏意了，于是突然记起故乡的细腰蜂〔２〕。那时候大约是盛夏，青蝇密集在凉棚索子上，铁黑色的细腰蜂就在桑树间或墙角的蛛网左近往来飞行，有时衔一支小青虫去了，有时拉一个蜘蛛。青虫或蜘蛛先是抵抗着不肯去，但终于乏力，被衔着腾空面去了，坐了飞机似的。
老前辈们开导我，那细腰蜂就是书上所说的果蠃，纯雌无雄，必须捉螟蛉去做继子的。
她将小青虫封在窠里，自己在外面日日夜夜敲打着，祝道“像我像我”，经过若干日，——我记不清了，大约七七四十九日罢，——那青虫也就成了细腰蜂了，所以《诗经》里说：“螟蛉有子，果赢负之。”螟蛉就是桑上小青虫。蜘蛛呢？他们没有提。我记得有几个考据家曾经立过异说，以为她其实自能生卵；其捉青虫，乃是填在窠里，给孵化出来的幼蜂做食料的。但我所遇见的前辈们都不采用此说，还道是拉去做女儿。我们为存留天地间的美谈起见，倒不如这样好。当长夏无事，遣暑林阴，瞥见二虫一拉一拒的时候，便如睹慈母教女，满怀好意，而青虫的宛转抗拒，则活像一个不识好歹的毛鸦头。
但究竟是夷人可恶，偏要讲什么科学。科学虽然给我们许多惊奇，但也搅坏了我们许多好梦。自从法国的昆虫学大家发勃耳（Ｆａｂｒｅ）〔３〕仔细观察之后，给幼蜂做食料的事可就证实了。而且，这细腰蜂不但是普通的凶手，还是一种很残忍的凶手，又是一个学识技术都极高明的解剖学家。她知道青虫的神经构造和作用，用了神奇的毒针，向那运动神经球上只一螫，它便麻痹为不死不活状态，这才在它身上生下蜂卵，封入窠中。青虫因为不死不活，所以不动，但也因为不活不死，所以不烂，直到她的子女孵化出来的时候，这食料还和被捕当日一样的新鲜。
三年前，我遇见神经过敏的俄国的Ｅ君〔４〕，有一天他忽然发愁道，不知道将来的科学家，是否不至于发明一种奇妙的药品，将这注射在谁的身上，则这人即甘心永远去做服役和战争的机器了？那时我也就皱眉叹息，装作一齐发愁的模样，以示“所见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国的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却早已有过这一种黄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５〕么？不是“君子劳心，小人劳力”〔６〕么？不是“治于人者食（去声）人，治人者食于人”〔７〕么？可惜理论虽已卓然，而终于没有发明十全的好方法。
要服从作威就须不活，要贡献玉食就须不死；要被治就须不活，要供养治人者又须不死。人类升为万物之灵，自然是可贺的，但没有了细腰蜂的毒针，却很使圣君，贤臣，圣贤，圣贤之徒，以至现在的阔人，学者，教育家觉得棘手。将来未可知，若已往，则治人者虽然尽力施行过各种麻痹术，也还不能十分奏效，与果赢并驱争先。即以皇帝一伦而言，便难免时常改姓易代，终没有“万年有道之长”：“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铁证。
现在又似乎有些别开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种所谓“特殊知识阶级”〔８〕的留学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结果，说医学不发达是有益于人种改良的，中国妇女的境遇是极其平等的，一切道理都已不错，一切状态都已够好。Ｆ君的发愁，或者也不为无因罢，然而俄国是不要紧的，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中国，有所谓“特别国情”〔９〕，还有所谓“特殊知识阶级”。
但这种工作，也怕终于像古人那样，不能十分奏效的罢，因为这实在比细腰蜂所做的要难得多。她于青虫，只须不动，所以仅在运动神经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们的工作，却求其能运动，无知觉，该在知觉神经中枢，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觉一失，运动也就随之失却主宰，不能贡献玉食，恭请上自“极峰”〔１０〕下至“特殊知识阶级”的赏收享用了。就现在而言，窃以为除了遗老的圣经贤传法，学者的进研究室主义〔１１〕，文学家和茶摊老板的莫谈国事〔１２〕律，教育家的勿视勿听勿言勿动〔１３〕论之外，委实还没有更好，更完全，更无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学生的特别发见，其实也并未轶出了前贤的范围。
那么，又要“礼失而求诸野”〔１４〕了。夷人，现在因为想去取法，姑且称之为外国，他那里，可有较好的法子么？可惜，也没有。所有者，仍不外乎不准集会，不许开口之类，和我们中华并没有什么很不同。然亦可见至道嘉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固无华夷之限也。猛兽是单独的，牛羊则结队；野牛的大队，就会排角成城以御强敌了，但拉开一匹，定只能牟牟地叫。人民与牛马同流，——此就中国而言，夷人别有分类法云，——治之之道，自然应该禁止集合：这方法是对的。其次要防说话。人能说话，已经是祸胎了，而况有时还要做文章。所以苍颉造字，夜有鬼哭〔１５〕。鬼且反对，而况于官？猴子不会说话，猴界即向无风潮，——可是猴界中也没有官，但这又作别论，——确应该虚心取法，反朴归真，则口且不开，文章自灭：这方法也是对的。然而上文也不过就理论而言，至于实效，却依然是难说。最显著的例，是连那么专制的俄国，而尼古拉二世“龙御上宾”〔１６〕之后，罗马诺夫氏竟已“覆宗绝祀”了。要而言之，那大缺点就在虽有二大良法，而还缺其一，便是：无法禁止人们的思想。
于是我们的造物主——假如天空真有这样的一位“主子”——就可恨了：一恨其没有永远分清“治者”与“被治者”；二恨其不给治者生一枝细腰蜂那样的毒针；三恨其不将被治者造得即使砍去了藏着的思想中枢的脑袋而还能动作——服役。三者得一，阔人的地位即永久稳固，统御也永久省了气力，而天下于是乎太平。今也不然，所以即使单想高高在上，暂时维持阔气，也还得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实在不胜其委屈劳神之至……。
假使没有了头颅，却还能做服役和战争的机械，世上的情形就何等地醒目呵！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并且也不至于再闹什么革命，共和，会议等等的乱子了，单是电报，就要省下许多许多来。古人毕竟聪明，仿佛早想到过这样的东西，《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１７〕。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底好国民又不同。陶潜〔１８〕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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