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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1-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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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开除学生冯省三一名。其实冯省三只是风潮发生后临时参加的,并非真正的主持者。按冯省三,山东人,当时北京大学预科法文班学生。
  〔3〕 四烈士坟 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六日,革命党人杨禹昌、张先培、黄之萌三人炸袁世凯,未成被杀;同年一月二十六日,彭家珍炸清禁卫军协统兼训练大臣良弼,功成身死。后来民国政府将他们合葬于北京三贝子花园(旧址在今北京动物园内),称为四烈士墓。
  〔4〕 “散胙” 旧时祭祀以后,散发祭祀所用的肉。
  一九二四年望 勿“纠 正”〔1〕汪原放〔2〕君已经成了古人了,他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谁料流弊却无穷,一班效颦〔3〕的便随手拉一部书,你也标点,我也标点,你也作序,我也作序,他也校改,这也校改,又不肯好好的做,结果只是糟蹋了书。
  《花月痕》〔4〕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5〕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叶,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钗黛直是个子虚乌有,算不得什么。……”
  这“直是个”就是“简直是一个”之意,而纠正本却改作“真是个”,便和原意很不相同了。
  “秋痕头上包着绉帕……突见痴珠,便含笑低声说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实何苦呢?’”……痴珠笑道,‘往后再商量罢。’……“
  他们俩虽然都沦落,但其时却没有什么大悲哀,所以还都笑。而纠正本却将两个“笑”
  字都改成“哭”字了。教他们一见就哭,看眼泪似乎太不值钱,况且“含哭”也不成话。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我因此又起了一个疑问,就是有些人攻击译本小说“看不懂”,但他们看中国人自作的旧小说,当真看得懂么?
  一月二十八日。
  这一篇短文发表之后,曾记得有一回遇见胡适之先生,谈到汪先生的事,知道他很康健。胡先生还以为我那“成了古人”云云,是说他做过许多工作,已足以表见于世的意思。这实在使我“诚惶诚恐”,因为我本意实不如此,直白地说,就是说已经“死掉了”。可是直到那时候,我才知这先前所听到的竟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谣言。
  现在我在此敬向汪先生谢我的粗疏之罪,并且将旧文的第一句订正,改为:“汪原放君未经成了古人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身热头痛之际,书。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晨报副刊》,署名风声。
  〔2〕 汪原放(1897—1980) 安徽绩溪人。“五四”以后曾标点《红楼梦》,《水浒传》等小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3〕 效颦 《庄子。天运》:“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后来把拙劣的模仿叫做效颦。
  〔4〕 《花月痕》 长篇小说,清末魏秀仁(子安)作,五十二回。内容系描写文士、妓女的故事。
  〔5〕 陶乐勤 江苏山人。他标点的《花月痕》一九二三年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
  呐 喊本书收作者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所作小说十五篇。一九二三年八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六年十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作者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一九三○年第十三次印刷时,由作者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
  自  序〔1〕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2〕,……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3〕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
  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4〕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5〕,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6〕,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7〕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8〕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9〕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10〕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国,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11〕,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
  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
  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12〕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15〕。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会心异〔14〕,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15〕,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1〕 本篇曾发表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北京《晨报。文学旬刊》。
  〔2〕 平地木 即紫金牛,常绿小灌木,根皮可入药。
  〔3〕 到N进K学堂 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水师学堂。作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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