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1-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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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辞齿发多衰病，所喜林泉有隐居。”〔4〕
　　“画共药材悬屋壁，琴兼茶具入船扉。”〔5〕
　　“志壮任存题柱事，病多争向倚门亲。”〔6〕
　　“衰羸自顾空多感，不是临池苦学人。”〔7〕
　　从他“多病”“多衰病”的反复感叹中，可见他远不止是“少时”，且“终身”受“多病”的困扰。
　　有人对林逋是否终身不娶总有些怀疑，不妨读读宋祁《伤和靖先生君复二首》中一联：“姬姜生不娶，封禅死无书。”虽是借用典故，但说明林逋终身未娶，却是雄辩的。
　　《宋史》和梅《序》都非僻书，但为什么总有人对林逋“不娶，无子”难以接受，甚至认为无法接受呢？因为南宋出了个林洪“自称为和靖七世孙”以后，他们便陷入两难的困境：要末承认林逋“不娶，无子”，那林洪就是假的；要末承认林洪是真的，那林逋就一定是有妻有子。
　　这是一个两难悖论的怪圈，历史上无力突破这个怪圈的大有人在。属于前一类的，有宋元之际的韦居安和陈世崇。
　　韦居安《梅磵诗话》卷中载：“泉南林洪，字龙发，号可山，肄业杭泮，粗有诗名。理宗朝上书言事，自称为和靖七世孙，冒杭贯取乡荐。……时有无名子作诗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只留一鹤一童儿。可山认作孤山种，正是瓜皮搭李皮。’盖俗云以强认亲族者为瓜皮搭李树云。”
　　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三也说：“林可山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中矣。姜石帚嘲之曰：‘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盖非鹤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
　　两人一个腔调，话说得够损。尤其是陈世崇，更不应该。其父陈郁（字仲文，号藏一）和林洪是朋友，他有一首《题林可山为倪龙辅所作梅村图后》：“当年一句月黄昏，香到梅边七世孙。应爱君诗似和靖，为君依样画西村。”〔8〕
　　陈郁清清楚楚知道林洪为和靖七世孙，对这点不仅没有加以讥讽，而且表示歆羡。陈世崇对之却一无所知，竟然对父执如此不恭，实在太不应该。
　　历史上届于后一类的，我特意挑选一位著名学者，清人杭世骏。这位先生非常喜欢挑前人著作中的毛病，他著有《订讹类编》共八卷，全书分义讹、事讹、字讹、句讹等十七类，“事讹”中有一则即为“林和靖有妻子”。且看他是如何论证的（引用全文，一字未删）：
　　林和靖有妻有子，《宋史》谓其不娶，以梅为妻，以鹤为子，非也。杨升菴云：“林洪著《山家清供》，其中言：先人和靖先生云云，”即和靖先生之子也。盖丧偶後不再娶耳。
　　这位杭先生胆子也真够大的，他用杨慎著作中引用林洪一句话，便轻率地否定《宋史》，也不问林洪是南宋人还是北宋人，就直接接到林逋名下，成了林逋的儿子，可见他对历史上“和靖七世孙”之说也一无所知，还想当然地肯定林逋是“丧偶后不再娶”。如此“订讹”，真是越订越讹了。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林逋弟子为他立嗣的资料。笔者从《宋人传记资料索引》（第一册第331页）上查到：“王时敏，上饶人，林逋弟子。逋卒，时敏为立后。”原来林逋虽然生前不娶，无子，但他死后还是有人关心他，为他立有后嗣的。可惜它没有说明，为林逋所立的“后”是谁？笔者以为，既有可能是林宥（以兄子为己子），更有可能便是林大年（以兄孙为己孙）。不管是谁，反正都丝毫不影响“林逋有后”的实质，因此大可不必深究。
　　中国长时间通行宗法制度，对传宗接代十分重视，宋代更是变本加厉。不要说死后，就是生前，只要有危及生命的些许可能，首先想到的便是为自己“立后”。岳珂《桯史》卷四“乾道受书礼”一则中，便有范成大因被派往使金，“为不还计”，乃“区处家事”，为自己“立后”的记载。可是林逋生前虽“不娶，无子”，死后总是会有人为之“立后”的。只要认识到这一点（这点并不难认识），对这个所谓的“最刺激人”的问题，千年来为之聚讼纷纭，纠缠不休的矛盾，便能很好理解并很简单地予以解决，完全用不着大惊小怪。因此，对我的结论：林和靖“不娶，无子，立嗣，有后”，难道还会有任何疑问吗？
　　＊《全宋诗》第105卷收有林逋《和梅圣俞雪中同虚白上人来访》五律一首，梅氏当时也应写有《雪中同虚白上人访林处士》五律一首。但梅诗今已佚。
　　注释：
　　〔1〕〔2〕〔3〕〔4〕〔5〕〔6〕〔7〕《全宋诗》第248、260、254、105、106、107、107、108卷。
　　〔8〕《永乐大典》卷2812。

　　自相矛盾的金庸先生

　　
　　？　李廷华
　　国内一些媒体评选的“二十世纪中国十大文化偶像”最近揭晓，金庸先生排名第二，位居鲁迅之后，钱锺书之前。金庸先生对此事是相当热情的，虽然他谦称“我的小说不是多么重要，它还是一种娱乐性很强的消遣读物，是不能和胡适和陈独秀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1〕。前言尚未落音，后语便自相矛盾：金庸先生也选了自己心里的十大偶像：鲁迅、胡适、陈独秀、巴金、蔡元培、王国维、梅兰芳、齐白石、钱学森、马寅初，这十人里面的梅兰芳和齐白石不是以“娱乐”为业吗？看来这“世纪十大偶像”之事在金庸先生心里真正是“舒窈纠兮”乃至“劳心悄兮”，他一口气又报出了“只论个人喜爱”的十人：鲁迅、吴清源、梁漱溟、巴金、齐白石、沈从文、钱穆、裘盛戎、王国维、
　　朱光潜，这里面的吴清源和裘盛戎不又是“娱乐”人物？金庸先生那一番谦词可以照单收回了。其实，“娱乐性人物”对国人文化心理的影响至大，如果评选“五百年以来中国第一文化偶像”，也许曹雪芹当选的可能性最大。曹雪芹不是“娱乐性人物”么？只是他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仅娱乐了后人，在其生前是连举家食粥也难乎为继。成为“残酷之对照”的是，今天的“十大偶像”中健在的金庸先生还正在为投资、为版权、为开茶馆奔忙，还在收获不投资的广告的价值。如果“十大偶像”都活着，那就热闹了。即使陈独秀和胡适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团结起来向前看，鲁迅却绝不会买梅兰芳的账。鲁迅喜欢的是“社戏”而非“国剧”。
　　“性相近，习相远”，这是最没有办法勉强的事。说来说去，这“偶像”评选，得大欢喜的只是金庸先生一人，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今天的世界确实是被金庸先生占尽风光，他也就乐得见人便打躬作揖，凑趣于“娱”而“乐”之世界。他还大度能容，又引荐几位，以便“乘肥马衣轻裘与朋友共”，侠气氤氲，足可让偶像崇拜者荡气回肠。不过，“名与位不可轻许人”，该计较的地方他是一丝不让的。他对传媒说：“学问不够是我的一大缺陷。”（这句话被《南方周末》作了大标题）他还具体地表示：“我在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跟这些大学教授也谈过天，觉得自己和他们差得远，他们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和我真是不同的。”〔2〕他居然追悔自己当年不该写小说，不该办报纸，闹到今天“觉得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并进一步说：“因为记者、政治家、作家没有真正的快乐啊……我花那么多时间写小说娱乐别人，自己却没什么好处的，办报纸给人家看，自己没什么好处的，而做学问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乐的。”〔3〕这样的言语，就无法用“自谦”来形容了。如同一个中了七合彩的暴发户，对着满地的钞票自言自语：“卖烤地瓜多实在啊。”金庸先生向往学问，还具体地说明他心目中的学问家就是“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这样的学问家，哪里用得着跑到“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去投拜，“十大偶像”里排在他身后的不就有一位钱锺书吗？可是，他推出的
　　“十大偶像”名单，有两套之多，偏偏就没有这钱锺书。“愧列王后，耻居骆前”，三代之下的好名者，发展到金庸先生，蔑以加矣。这也可以提醒我们，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漫不经心，实际上锱铢必较。既然他这样崇尚学问，也就不妨拿“学问”的态度探讨其“谈话”。所谓“学问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吧？
　　金庸先生说：“现在有一种文学风气，不重视读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从小说的内容里寻找思想，寻找意义，这就变成‘文以载道’了，这不是文学。我个人觉得思想和意义是不适合用文学来表现，应该用散文或者论文来表现的。”〔4〕和金庸先生这样的大作家辩论文学是否可以表现思想和意义，确实近乎荒诞。历史上有不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没人敢说“这不是文学”；也有表现思想和意义的文学，金庸先生就敢说“这不是文学”。文可以不载道，没有人可以“抓壮丁”、“拉郎配”似的逼文载道；文也可以载道，金庸先生却敢说“我从来是反对‘文以载道’”。金庸先生的说话，看似小心翼翼，看似轻言细语，看似没有一点狂妄，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规律不放在眼里。此狂非彼狂也。
　　金庸先生进一步说：“
　　文学应该是审美的，有美的观点，并不是真或善。”〔5〕可是，他立即又批评张艺谋说：“《英雄》把历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这个样，和历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骗观众，而且有为他洗身翻案的意识，把人的价值分几等，不尊重生命，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电影，所以我不喜欢。”〔6〕不久之前，张艺谋面对批评，就曾经辩白说，他的《英雄》就是表现美的，什么真，什么善，不是他的电影可以承担的责任。他们今天的文艺观点本来是一家，不知道是哪来的大水冲了龙王庙。看来，文艺想不“载道”也很难，非但文学，连电影也不能幸免。金庸先生对张艺谋的所有批评，都是“载道”之言。标榜“娱乐”，化解“载道”，自己却藉名而布“道”，借“道”而扬名谋利。如果说，人心之道，“真”与“善”绝不比“美”的价值低，如果说金庸和张艺谋的艺术都曾经得到欢迎，那是因为“真”“善”“美”的统一。这样的统一，应该是艺术家永远的功课，金庸与张艺谋，所学不同，却都完成过这样的功课；如今又都要“反其道”，可见盛名之下，其不学趋同。
　　昆德拉的名言这些年传得很广：“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讲：“上帝不思考，人们就发怒。”偶像，偶像，汝当自重。
　　金庸先生确实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中间最有成就的一位，此话没有任何揶揄成分。他的十多部武侠小说，风行全球，从创作的数量、作品发行量和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频繁比较，鲁迅、钱锺书、沈从文、巴金都没法和他比；他还长期主持《明报》，写了大量的时评文章。金庸先生自己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四人帮’批彭德怀、邓拓，我反对，后来他们又批邓小平，我坚决反对，写了很多的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当时邓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邓小平才会邀请我访问大陆。”〔7〕金庸先生讲的是历史事实，他之受到尊重也正是因为他在那时候有独立思考的条件，也有独立思考的勇气，甚至可以说，那一时期的金庸先生也正是因为思想而激发出文采，因“真”和“善”而极于“美”。那一时期也有另外的作家如韩素音，同样有独立思考的条件，却写了大量的为“四人帮”捧场的文章，所以，金庸先生当时之所为，可圈可点。金庸先生也应该知道，在他写那些至今引以为自豪的文章之时，中国大陆的文化人却是没有写这样文章的基本条件的。张志新可能没有金庸先生的文采，却也有“不平则鸣”的表达，她的文章从来没有印刷发行，她自己却被割断了喉管。长达几十年迥若宵壤的残酷对比，这成功者在欣幸之余，也该悲从中来。
　　金庸先生是一个老报人，在充分享受了新闻自由的快乐之后，他希望“内地的新闻媒介应该像解放军一样保家卫国”〔8〕。这又是金庸先生的一个矛盾。在金庸先生喝着咖啡为《明报》写时评的时候，大陆的新闻界还远不敢自称“媒介”。那时候，不仅是新闻界，连文艺界，也是和“解放军一样”“拿起笔作刀枪”的。金庸先生自己反对“文以载道”，却希望别人以血肉卫道，这也真是几十年文化专制和隔绝演绎出的怪事奇谈。十多年前，有位台湾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