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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2-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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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日报》头版下半版发表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于9月11日给“环江县委、县人大常委并柳州专署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的祝贺信，登载了由新华社和广西日报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署名的特写《高产颂》和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以及两幅照片，一幅为一小孩爬在稻丛上掉不下来，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摄影为上文提到的季桂明。
一版左下角有一幅极度夸张的漫画及配画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二版刊发新华社记者黄义杰、《广西日报》记者骆正元的《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和杨素珍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亩产十三万斤的来历》是记者自己采写的，但采写的仅是报道前期的一些设想和争论，没有告诉读者“十三万斤”的验收过程及信源单一的可信度，只反映了记者对局部情况的理解。
3、《人民日报》的有关报道
9月18日，《人民日报》第7版也报道了环江亩产十三万斤的消息，全文300多字，用词更加“客观”、“审慎”，不像前二者这样“显山露水”，但同样忽视了常识和科学规律。对比这三家不同级别的报纸，可以看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即三家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实际地报道这一造假浮夸事件。实际上，对“十三万斤”进行报道的媒体不止这三家。当时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媒体的报道是“唬人”的。为什么媒体不但没有发挥其基本职能，却心甘情愿地报道造假浮夸事件？几家党报，从《跃进日报》、《广西日报》到《人民日报》，无一不肯定亩产十三万斤的“事实”。一些报道还特别强调有领导、记者和专家的“现场观摩”、“现场把关”，是可信的。这里可以提出一个质疑，所谓把关，是怎样“把”的，有何科学根据？关于验收团“证实”的情况，只有《跃进日报》提及一点：“这块卫星田经过区党委、地委、县委验收的同志两次精密测量，证实为一亩零七厘五毫，二等旱田……”若仅仅只有这样的“证实”，确实经不起推敲。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的反思
从新闻传播学角度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浮夸报道进行反思，有许多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
1、1 958年“浮夸新闻”初现端倪以及反右斗争的负面影响
早在50年代初，“喜鹊”媒体不断涌现，工作中往往只报喜不报忧，教条地按方针、计划去报道，却不管实际情况，甚至宁可削足适履，以至于歪曲客观事实，选择适合于上级口味的一部分或一个方面写出来。到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建国以来的这种片面、浮夸的失实新闻更是得到了恶性发展。
“浮夸新闻”也与1957年反右派斗争有关，当时新闻工作者讲真话遭遇打击造成负面影响，导致记者不敢、不愿讲真话。据新华社记者冯东书介绍，“大跃进”开始阶段，记者们深入实际发现问题，但是却没有人把下面实际情况和群众的意见反映到党中央，或在报纸上刊登。记者所在公社的书记就是《山西日报》农村记者的“头头”，他什么情况都知道，但是只能憋在心里，不能写在纸上。实际上，记者就是写了，报纸广播和内部刊物也不会采用，因为大家都怕“犯错误”。“这首先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伟大成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大家都灵的不敢说真话了”。“大跃进”时，国内一些报社电台自己就在机关院子里垒起了炉子炼钢铁，最终在实践当中一些记者明白了事理，认为应该发表一些“讲真话的稿子”，但不敢贸然行动。主要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舆论一律’成为新闻界铁的纪律”，“违反它便是‘犯错误’，会受到处分”。
当时新闻界敢于直言的人还是有的，但大都受到了严重迫害甚至被逼自杀，徐铸成、彭子冈、范长江等都是明证。新华社记者戴煌曾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在反右时被定性为“反党分子”和“戴煌右派小集团”头头，全家受到极不公道的对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新闻记者，戴煌反思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现象的原因：“新闻战线上的这种不良表现的根源之一，不是它没有一定的独立性，而是处处事事‘惟命是听’。有些人即便对此表示不满，但也不敢大胆地、理直气壮地提出自己的主见。他们怕在党籍、饭碗和提拔方面遭到打击，只好忍耐地走上中庸之道。”
就“十三万斤事件”的报道而言，据参与报道的老同志回忆，有的记者是了解真相的，但迫于当时的政治需要，最终还是做出了这种浮夸报道。
2、特殊的新闻与政治的关系、新闻管理体制以及新闻事业功能的异化容易出现浮夸新闻
（1）从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看问题。我国党与新闻工作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媒体是党的宣传工具、喉舌，必须绝对服从党的中央和地方的委员会的领导，必须与政治保持高度一致，政治对附属于它的新闻形成强制力，新闻媒介自主活动的空间窄小。在当时的年代，党犯错误，新闻身不由己也会犯错误，明晓得许多政治指令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错误的，新闻媒体还要照样执行，这必然产生体制性新闻浮夸和失实。
要保证新闻媒体保持清醒的头脑，就必须允许新闻媒体有一定的新闻报道权，独立自主的分析判断报道新闻事件，尤其对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经济领域中现象的报道，应该允许新闻媒体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做出客观的分析和判断，不应片面强调舆论一律，要让不同的媒体唱出不同的旋律。
《人民日报》发生“大跃进”的宣传偏差以后，刘少奇再次感觉到报纸与党委关系不协调的问题，他很理解工作上的难处，说：“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他回顾以往的经验，提醒报纸在与党委的关系上防止两种倾向，指出：“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几年你们比较注意服从党委领导，强调依靠党委办报，但又完全依赖地方党委，自己不作调查研究工作，也不敢反映问题，不敢提出意见。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写批评稿，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所以，不科学定位党、政治与新闻工作的关系，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浮夸虚假新闻的问题。
（2）不按新闻规律办事的新闻宣传机制难免产生负面效应。1958年诸如广西“十三万斤”浮夸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当时的新闻宣传机制和领导方法有关。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而不是具体要求新闻单位发什么稿件，发多少字，发什么位置，否则容易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东西以“党的领导”的名义危及新闻的真实性，削弱党的主流媒体的指导性和权威性。
无庸讳言，由于我们的报纸多是由上级主办的，大多是党委机关报，而且具有与生俱来的表扬报喜特性，所以下级就有着强烈的通过报纸争相“报喜”的欲望。这样就使一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努力去施展浮夸拔高的手段。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应该深刻记取。
（3）应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办好《广西日报》问题给当时的广西省委领导写了一封信，指出：“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毛泽东提出的新闻事业的五个功能，第一次经受实践的检验就是1958年“大跃进”。毛泽东这封信对广西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依据《广西日报》和广西其他媒体认识和看待新闻的功能起了误导作用，将新闻事业的功能和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发挥。刘少奇曾经说过：“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是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坏处还要大。”
笔者认为，在我国特殊的新闻管理体制之下，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思想政治方面的宣传，可以要求新闻媒体及时跟进，不折不扣地加以宣传报道，而对于经济工作、社会发展等具体问题，不应该指令新闻媒体不加分析进行大面积大范围大规模的报道。单纯把新闻媒体当成宣传机器，势必使其丧失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难免要犯大错误。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新闻事业的功能，否则历史还会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演。
（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周燕琳，广西财经学院宣传部）
（责任编辑 李 晨）
“麻雀”有故事·雷 颐
不是“过来人”可能很难想象，在上世纪50年代曾兴起过一个轰轰烈烈的消灭麻雀全民运动；而“过来人”对这个“运动”的详情大多也不甚了了，更不知道其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麻雀遭劫，最终导致人的劫难。
1955年，毛泽东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十七条》时，决定将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一起列为必除的“四害”。1956年元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最高国务会议正式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规定，从1956年起分别在五年、七年或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于是，消灭麻雀的运动正式兴起。1956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富平县九万青少年两天内消灭七万多只麻雀”的新华社消息：“青年团陕西省委员会已经号召全省五百万青年和少年开展一个‘消灭麻雀运动月’，要求在1956年内把全省的麻雀全部消灭。”两天后，《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北京市最近一周内将基本消灭麻雀”的报道，报道中说，“火器营乡的麻雀就是在八天内被基本消灭了的”。
在这种形势下，许多科学家仍顶住巨大的压力，坦陈麻雀不是害虫，不应消灭。1956年秋，在青岛举行的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虽然不少人因为消灭麻雀运动是领袖和中央的决策而不愿意发言，但仍有几位科学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中科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副所长朱洗先生首先发言。他以历史为例，说明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非常讨厌麻雀，在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一时间普鲁士的麻雀几乎绝迹。但不久就发生大规模虫害，腓特烈大帝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随后生物学家郑作新、薛德焙、张孟闻、辛树帜、丁汉波、张作人等都以自己的研究为坚实的基础，公开反对消灭麻雀。他们退一步说，要定麻雀为害鸟起码是证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要暂缓杀麻雀（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第12期）。
但这些生物学家的反对意见并未起作用，消灭麻雀依然成为“国策”。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题为《麻雀显然是害鸟》的文章，他断定“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他写道：“社会已经改变了，但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仍然会残留着。过去时代不少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顺民，不敢有改造自然的想头，当然也不敢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主人。”“还有叫做均衡论的见解，也妨碍人们改造自然的决心”，“均衡论只强调了静止的一面，忽略了生物的历史是一个过程”，“均衡论叫人害怕自然界如失掉均衡会闹出乱子。”刚刚经历过严酷的“思想改造”的科学家们，当然明白“旧社会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观点”、“均衡论”的大帽子意味着什么，而且，《北京日报》的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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