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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2-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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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8月13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刊登一条消息，介绍秦安县各界人民群众奋起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看看这个标题，就能体会到当时斗争的火药味儿有多么浓烈：《如果谁硬要以人民为敌，我们就拿起锄头消灭他》，显示反右派运动已经波及到广大农村，反右派运动从城市的“辩论、批判”发展到农村的“消灭”了。
8月28日，《甘肃日报》发表社论，题目是《打退地主富农的疯狂进攻》。同一天的《甘肃日报》还有一条消息是：《武威农民击败地主富农的猖狂进攻》。消息说，有些乡社的一小撮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煽动下，到处造谣破坏，散布不满言论，企图推翻共产党，搞垮合作社。他们说什么：“正月十三一场风，今年定要动刀兵。”“殷纣王的江山虽然是铜墙铁壁，也叫苏妲己弄翻了。共产党的江山并非铁打铜铸，叫这些基层干部乱整，还能坐到几时？”西营乡的地主分子曾仲发公开向群众造谣诬蔑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共产党不行。”九墩乡富农分子段乃武借会计工作中的缺点煽动社员多人罢工，阴谋未遂，就率领人向乡人民委员会请愿。一贯道首、富农分子侯锡山家中积存各种粮食三十多石，但在夏收前唆使其母亲装穷喊苦，并亲自拿着镰刀，明目张胆地几次抢割社里的小麦二亩七分。金羊乡伪军官韩廷弼父子三人曾再三离间社员关系，拉拢社员退社，并毒打我干部姜兴德。运动开始，这些地富分子都受到了迎头痛击。
中共酒泉地委对酒泉县的一份调查说，全县35个乡反映出的141个地主富农分子、28个释放管制分子、6个反革命分子、27个社会渣滓材料有力地证明，这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极其不满，特别是自党提出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他们的活动更为嚣张。有人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各种机会、或明或暗地散布各种反动言论，进行破坏活动。中共武威地委的一份报告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富农分子也经常地讽刺辱骂基层干部，污蔑党的领导和政府工作，以发泄阶级仇恨。还有极个别的敌人向农民反攻倒算。如集泉乡的恶霸地主周浩，起先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免于起诉释放回乡。他回家后对农民说：“是政府害了我，干部给瞎扣的帽子。我在武威劳改时想了，政府冤枉我的小问题有四千多个，大问题有八十多件。”一直仇恨在心，企图一一反攻倒算。周浩对社主任监督自己劳动十分不满，辱骂我们的社主任是“特务头子”，“你们忙啥呢，我现在老了，迟早要死，我死了也不能叫你们好活，总得把你们弄掉几个再死”，吓得合作社干部周茂仁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运动开始以后，这些人的行为也都受到了清算。
以上做法就是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首抓的第一项工作。
第二项工作是粮食的统购统销。要求干部群众都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交公粮、卖余粮、申报统销粮都要纳入统购统销的轨道。省委认为，在统购统销这个问题上，全省普遍存在思想乱、分配乱、盗窃多、瞒产多、乱哭穷的严重问题。
在武都地区武都县东十二社，很多人反映粮食统销少了。但是县委向地委报告说，这是一个完全能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让地主、富农、二流子搅和得鸡犬不宁，社员也跟上瞎胡喊、瞎胡闹。经县上调查认定：这个社三队瞒产洋芋8石多（当地计量习俗，十斤一升，十升一斗，十斗一石，8石即8000市斤）。三队队长王永孝一人贪污6石洋芋、8斗包谷，还到别的庄子上去贩洋芋。这个社有的社员家没饭吃，而他家的猪却能吃上豌豆。一个社员说，我揭发王永孝可以，但是，我不敢，如果让他知道了，人家一天给我少记几分工，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了。这个社的富裕中农赵五容，卖给国家40斤稻子和50斤豌豆以后，要求发给他购粮证。他骗上了“供应户”的购粮证以后，买回210斤粮食，又以高价在黑市上出售。
1957年8月上旬，武都地委召集县委书记会议，内容之一是展开一场“粮食大辩论”：1957年全区的粮食定购任务能不能完成？“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能完成，而且能够超额完成。县委书记会议结束以后，各县用三至五天的时间对乡一级的干部进行了训练，学习中央文件，宣讲全国反右派斗争中所有敌人都在缴械投降的大好形势，把各个角落的敌人一扫而光的坚强决心。然后深入到各农业社首先做好打击敌人的工作，同时做好广大农业社社员的思想工作。
会后，武都地区各县抽调了大批干部，光岷县一个县就抽调干部426名。这些干部迅速分散到全区167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驻队干部开展工作的方法是照搬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的办法：进行一场“粮食大辩论”。具体办法是把“辩论”和“鸣放”穿插进行，把鸣放出来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引导群众进行辩论。武都地委在一份材料上说，通过大辩论这样的思想交锋，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了，其中意见最多、最激烈的还是统购统销中给社员的留粮标准问题、购粮任务问题。辩论前，资本主义思想占了上风；辩论开始，资本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对战激烈，呈胶着状态。辩论中，经驻队干部引导，采用对比算细账的办法，收效比较好。武都地委对各县暴露出的问题进行了归纳，认为粮食工作中的主要问题离不开隐瞒私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几种。在夏粮分配中，武都县蒲池乡的6个社，私分粮食12930斤。这个乡去年走黑市的一共有1017户人家，流到黑市上的粮食有20多万斤。岷县西寨区刘家堡社的800亩秋粮，估产中就瞒产40000斤。还有的虚报年龄，把小孩子报成大人，多分粮食10000多斤。也有大斗小算的，78斤1斗算成68斤l斗，瞒产13000多斤。大辩论时，一名退伍军人说了实话，我们这里实际上有三本账，社员柜里一本账，会计桌面一本账，合作社主任怀里一本账。
武都地委向省委报告说，经过这样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农村社员的觉悟大大地提高了，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干部群众情绪高涨，踊跃交售公购粮的热潮正在全地区兴起。宕昌县何家堡社的公粮已经入库91279斤，超额100％完成了任务。沙湾区公粮超额100％，购粮完成105％。白尤区的燎原社过去是三类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社员的觉悟提高了，情绪变了，他们抬上毛主席像去交公粮，一天入仓9000多斤。宕昌县裕民社过去有四户农民坚持单干，不入社，现在积极申请入社。康县今年春天以来就开始闹粮的农民现在的火气都消了，不闹了，不但不缺粮，又都变成了余粮社。大堡区一共有43个合作社，三干会上有23个社讲缺粮，只有8个社说有余粮，其余的社不表态。大辩论以后，余粮社变成了20个，缺粮社一个也没有了，总共有余粮158839斤。
打开这个时期的《甘肃日报》，全省广大农民踊跃交售公购粮的报道连篇累牍。
1957年8月9日，《甘肃日报》一篇关于漳县的报道是：多卖余粮加紧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1957年8月22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正题是：社是农民的家统购统销是救命政策；副题是：成县东槐乡通过回忆对比算账向青年进行教育。
8月27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漳县全县开展两条道路大辩论；正题是：掀起早交公粮多售余粮热潮；副题是：保证今年售余粮比去年增加五分之二。
9月4日，《甘肃日报》一版刊登消息，引题是：平凉县洪岳社揭穿叫喊“缺粮”秘密：阶级敌人是粮食问题上混乱的制造者；正题是：农民们以踊跃交粮的行动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
9月6日，《甘肃日报》在一版开辟了一个专栏，题为《在粮食战线上胜利前进！》这个专栏中刊登了五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五个不同地方粮食购销工作的大好形势。第一篇的题目是：华池、环县、合水、庆阳公购粮超额入库；第二篇的题目是：陇西渭河乡农民辩论大是大非，报出黑地千亩多交公粮；第三篇的题目是：漳县城关五爱社不要国家再供应一颗粮；第四篇的题目是：领导动手发动群众银川地区市镇销粮又减少10％（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当时为地区建制，属甘肃省辖一作者注）；第五篇的题目是：天水农村压缩销粮九百余万斤。
交粮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甘肃农村开展反右派斗争中要抓的第三项工作是巩固“来之不易”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体制。
1957年8月14日，《甘肃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武都县两水乡通过大辩论的形式对农民教育的结果是：《广大农民认识到农业合作化优越无比》。
9月15日，《甘肃日报》第二版以6300多字的篇幅发表李景林的文章：《记张河农业社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说会宁县张河乡从8月19日到9月4日历时17天的大辩论之后认识到，“旧社会的酸甜苦辣我们尝够了，解放后的几年生活也没过好，根子就是没有建立合作社。只有努力办好社，才是过上好日子的唯一办法。”
天水地委一名姓陈的干部以个人名义给省委写过一篇调查报告，该《报告》说，广大农村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群众的觉悟普遍提高，各种问题得到解决和处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巩固了。
陈姓干部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呢，还是想通过迎合上级的口味为自己积累一些政治资本呢？今天已经无法寻找真实的结论。然而，千百年来一个不争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是：“楚王爱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姓干部的报告接着解剖了一个典型合作社——礼县齐记社来证明他的“各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和处理”的结论。他说，这个社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以后，产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群众的觉悟提高了。过去群众把坏分子打骂干部、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知道了，这是敌我矛盾。以前部分党员跟上富裕中农大喊大叫，说一年留390斤口粮不够吃，现在认识到这是资本主义思想。二是农业社存在的突出问题得到了解决。男女同工同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过去，二流子行为得不到制止，大辩论以后，给二流子都规定了农活，不劳动不给粮食，二流子们都作了检讨。三是党在农村依靠的力量——贫农的立场站稳了。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中，各队都交叉召开了支部会、合作社干部会、共青团员会、青年会、妇女会、贫农会、积极分子会、老农民会、地主富农分子训话会，这样做的结果是地主富农再也不敢乱说乱动，富裕中农的二话少多了，贫农的革命立场更加坚定。四是资本主义受到了彻底批判。大家在大辩论中摆事实、讲道理，把资本主义批判得体无完肤。
中共甘肃省委对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除上述1957年7月4日省委召开的地、州委书记会议专门做出安排以外，还有不断的听取汇报、检查督促、表彰先行、鞭策后进、舆论导向、领导调研、整体推开、不留死角等各项措施保证。由于各项措施“非常得力”，全省农村的整风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
1957年8月下旬，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率队深入到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合作社调查研究，掌握农村整风动态、指导农村整风工作。8月28日，张仲良以个人名义给中共甘肃省委写出一篇调查报告：《关于平凉县洪岳、下甲积峪两社进行大放大鸣大争的情况简报》。1957年9月11日，张仲良、李正廷联名在《甘肃日报》一版发表署名文章《谈两个农业合作社的大辩论》，以8000多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他在洪岳、下甲积峪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到的农村大辩论的情况，并且总结了四条经验：一、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二、一边对基层群众进行训练，一边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二流子展开斗争，不断集结壮大和提高战斗力量。三、调查摸底，弄清楚我们依靠的阶级力量。四、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必须结合起来进行，先要孤立敌人，进而打垮敌人；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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