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2-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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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案请示时，康生说：“就凭牟宜之在国民党内的复杂关系，他也是个右派。”致使许多力保牟宜之的老同志无能为力。　
　　《牟宜之诗》收录了作者从20岁的《少年行》到66岁去世前的《论作诗》，时间跨度46年，共178首诗。按其内容大致可分两个阶段：1957年以前28首，1957年以后150首。这就说明，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身处逆境时哼吟的。尤其1966年“文革”伊始，他被发配到东北齐齐哈尔郊区昂昂溪劳动改造，抄家游街，牛棚大狱，田间劳改，忍饥挨饿，皮肉之苦等自不待言。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对这位同国民党上层有交往并在抗战初期曾以好几万大洋解决了一二九师有衣服过冬的有功之人，没予忘怀，在信件上批示让他从北大荒回山东老家过日子。但当时山东方面拒不收留，致使牟老悲愤成疾，客死济南。从1966至1975年，在这九年里他写的诗词最多，共128首。自古以来的好诗，如司马迁所言，大都是处于逆境的人“发愤之所为也”，屈原不被放逐，何来《离骚》！牟老的诗再次证实了太史公的高论。　
　　1979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牟宜之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85年6月30日，《人民日报》纪念“七一”时，发表了山东的老领导、老朋友萧华、黎玉、莫文骅、霍士廉、林月琴联名怀念牟宜之同志的以《有功岂必书之碑》为题的长文，文尾写到：“在他残存的诗稿中有这么两句：‘无诗安能言吾志，有功岂必书之碑’。他的光辉事迹，在革命的里程碑上终会留下鲜明的记载。”　
　　这两句诗最充分准确地表达了牟宜之的诗风，是多么雄浑豪放、刚正不阿、乐观豁达、纯朴率真。　
　　纵观牟老的诗，气势磅礴、豪隋干云之句屡见不鲜。如早在二十岁写的《少年行》，一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势与豪气跃然纸上：　
　　少年颇负倜傥名，略触谈锋举座惊。　
　　足涉八荒志在远，胸填五岳意难平。　
　　王侯将相了无意，农工学商各有情。　
　　踏平坎坷成坦途，大道如天任我行！　
　　诗人在日照暴动失败遭国民党通缉后，东渡扶桑求学，一是避难，二是充电，学点本领。在东京与房东女儿产生一段恋情。他在《客居东京》一诗中的浅吟低唱，仍藏着满怀豪情：　
　　东瀛居处亦清寥，水竹萦回远市嚣。　
　　纯真少女勤照料，落难英雄暂逍遥。　
　　柔情莫把雠仇忘，清酒且将块垒浇。　
　　木屐宽衣谁识我，雨中缓过樱花桥。　
　　《人民日报》刊载的五人署名的文章，第一句话就写到“他那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形象，犹历历在目，宛如昨天”。请读他在抗战反扫荡期间的诗篇，其凛然正气，有如岳武穆，有如文文山：　
　　鏖战终天日黄昏，宿营收队入荒村。　
　　几家房屋罹兵燹，到处墙垣留弹痕。　
　　誓拼顽躯歼敌寇，欲凭赤手正乾坤。　
　　今番又是何人死，愧我归来暂且存。　
　　真是一副誓死如归的英雄胆魄！　
　　黄万里是中国最优秀的水利专家，对黄河治理有独到见解，坚决反对三门峡上马，可惜打成右派，一生受压，死不瞑目（黄同我有交往，我写过怀念他的诗）。牟同黄是亲属与至交，还是互相唱和的诗友，诗集中有他们的长短诗篇。诗人1973年写的108韵的长诗称赞黄兄：“深谙水利慕禹功，思治黄河偿夙愿。欲济苍生志气高，逆鳞献璞君真健。”也回顾了自己一生的豪情壮志，这样写战争年代：“少年颇负倜傥名，学书已成再学剑。学书学剑为报国，哪堪神州遭踏践。誓扫东夷不顾身，欲凭坚躯清赤县。投笔从戎事国殇，身经大小百余战。常运奇谋催顽敌，冲锋在前奔而殿。牺牲奋斗为工农，赤胆忠心悬霄汉。”　
　　诗人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几经申辩于事无补，他索性不再申辩；后有人劝其认罪，他却说何罪之有。1962年又有人劝其写检查以求摘帽，他反而说道：戴着（右冠）暖和，拒写检查。1958年《任凭风雨》就表达了此种心境：　
　　如何戚戚带愁颜，浊酒一杯聊自宽。　
　　世事纷纭多变幻，人情翻覆似波澜。　
　　九秋枫叶经霜艳，腊月松枝带雪寒。　
　　心怀高洁谁与信，雨骤风疾若等闲。　
　　诗人在1957年后的150首诗作中，乐观豁达的句子几乎随处都有，信手拈来：如“良辰乐事难兼有，白发青衫益放歌”；“清风朗月何须买，多子能诗岂谓贫”；“黄昏落日犹不倦，独倚柴门看晚霞”；“长啸放歌豪情在，旋身起舞亦从容”。作为在那边陲流放，举目荒凉日子过来的人，从内心深处体验这种境界，绝非一般人所能企及，真是凭着一颗赤子之心在写诗，在做人。　
　　不论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之际，或文革中非人岁月里，诗人也从不乏乐观、幽默的人生态度；达不贵，穷不悲，名利地位如过眼烟云。抗战“反扫荡”中的诗句：“微闻妇孺低声语，指点斯人似是官”；“村翁殷切陈情报，稚子欢腾看胖兵”；“行间骑坐戎衣窄，酒畔谈兵战血鲜”等，表明在枪林弹雨中是何等从容淡定。　
　　在史无前例的腥风血雨中，流放绝域边陲，不知情的当地造反派肆意批斗朝廷钦犯，诗人却以苦为乐，苦中作乐。请读1966年的《冬日》：　
　　索居白日且晦暝，瀚海阑杆百丈冰。　
　　窗外时闻山魈语，林间常有木魅行。　
　　静观绝域幽奇趣，厌作离歌哀怨声。　
　　步上平沙一极目，天荒地老亦多情。　
　　1967年的《荣枯过眼》：　
　　当年无路请长缨，空负胸怀百万兵。　
　　十载坎坷十载愠，旧时风物旧时情。　
　　芝兰带露清香郁，松柏经霜老气横。　
　　忆昔抚今无限慨，荣枯过眼一身轻。　
　　1970年的《阅尽炎凉》，更表现得如此怡然自得，怡然自乐：　
　　阅尽炎凉挺此身，几年边塞作离人。　
　　樽前浊酒千杯少，梦里梅花万朵春。　
　　不信鬼神不信命，一生傲岸一生贫。　
　　向隅背人窃自笑，狷狂本性未知辛。　
　　诗人做人襟怀坦荡，充满自信，不拐弯、不掩饰、不装谦虚和假谦虚，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诗句：“经纶堪作帝王师”；“空负胸中百万兵”；“当年随手掷千金”；“大漠孤芳偏自赏”；“功高何必感物华”；“吟罢静思石为玉，诗成喜见笔生花”。而且在“和黄兄万里”的长诗中，向至交表达了此种心态：“摧眉折腰非所能，秉性由来本傲岸。”“学习马列水平低，路线是非难以辨。几经跌跤几碰头，不长一智徒经堑”“迷途已远不知返，悟以往之何以谏。”就是这样一副铮铮铁骨：站不清队，索性不站；学习也提不高，索性不学；既然已远入“迷途”，索性不返，继续往前走下去。这是何等的率真，何等的值得敬仰！　
　　在林彪坠机身亡之后，藉此事件，诗人终于用纵横历史的眼光写下了《咏史》三首，表达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看法。现录其一：　
　　寒林落叶岁云秋，一世英雄寂寞收。　
　　萧墙祸端何曾料，宫帷密事谁与谋。　
　　权贵厮杀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马牛。　
　　千古立废循环事，江河无语任东流。　
　　这说明林彪事件是中国封建传统专制体制下的权贵之间的厮杀，与躬耕陇亩中的百姓没什么关系，不要拿百姓说什么事。更何况千古立废，宫廷争斗是历史上循环往复之事，早已司空见惯。此种史观是何等的深刻！　
　　再看其三：　
　　周公王莽事可参，自古由来信史难。　
　　世上美名尔享尽，人间坏事君作完。　
　　水落石出终有日，云开雾散见真颜。　
　　天道无邪不容欺，评说还须待后年！　
　　这是1971年写的诗，正是“文革”大树特树“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时代。诗人借林彪之事，说更深层次的道理，享尽世上美名的绝不只林彪，做尽人间坏事的更有他人。但诗人站在历史的高度，作出如下宣判：不管等到何时，必将有水落石出、云开雾散之日，历史不容歪曲，不容篡改，只是时候不到而已。在左祸横行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能发出这种振聋发聩之声的，实为凤毛麟角！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志士仁人的思想，确是贯穿在牟宜之诗中的一条主线。用当今的话说，就是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对邪恶势力的嘲讽与痛恨，对真理与正义的向往和追求。“神州哪许陆沉了，投笔从戎事国殇！”“常立孥云志，效力在疆场。”“身世情怀谁能解？先忧后乐思范公”。“和璧隋珠皆粪土，清歌妙舞不留连”。“心系社稷不能拔，老来还要请长缨。”“苍生若有济，何惜老年头”。这些诗句中淋漓酣畅地抒发了上述情感。还有两首诗抄在这里：　
　　一是1970年秋天所作的《重阳之四》　
　　时光荏苒物华休，萧瑟西风亦悲秋。　
　　生活困顿无肴肉，稼穑艰辛有忧愁。　
　　五谷丰登人犹饿，九月衣寒布未酬。　
　　形势依然称大好，回天乏力泪长流。　
　　二是1974年的《故友重逢》　
　　身世浮沉似飘萍，历经劫难又相逢。　
　　流落边陲为南冠，邂逅京华诉衷情。　
　　安邦济世思有道，祸国殃民罪无穷。　
　　冷眼旁观桀纣事，宴客高楼瞬时倾。　
　　相信读者自当感到，这二首诗表达了诗人晚年对“文革”的深刻认识，只恨苍天已死，回天无力！他预测到了祸国殃民、倒行逆施绝不能长久；但他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倒台，没能看到“文革”的结束。这样一个热爱祖国、充满激情、坚持正义和学问高超的人，为什么不被时代所容啊？这是谁都知道的一个命题，也是我们终生努力要破解的命题。　
　　牟宜之同志离开我们30多年了，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还鲜为人知的人文富矿，其民主性、人民性、正义性和科学性品位极高。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他的诗集得以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缅怀与纪念。我的八十八岁自寿诗中有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从《牟宜之诗》中可以得出：宪政大开张是迟早的事。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情结，如同封存的老酒，随着时代的演进，定然能放出醉人的醇香。　
　　　
　　2008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　李　晨）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王铁群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