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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902-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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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迁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日：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1906年9月16日）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尽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 李 晨）
读者来信摘登·含 辛等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在《炎黄春秋》2008年第五期上看到了一篇署名文章《我打谷志有》。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少有的一篇作为当事人忏悔和反思“文革”的文章。
作者当时是插队到陕北一个叫余家沟的村庄的知青。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每个生产大队都至少指定一个人用于批斗。他们村惟一算得上有问题的“四清下台干部”谷志有不幸被选中了。作者是这样描述打人过程的：开完批斗会后，队干部让把谷志有带到旁边一处树荫下，坐在个磨盘上歇歇。坐在磨盘上的谷志有，是个头戴白羊肚手巾的陕北庄稼汉——受苦人。可是这会儿在我脑子里，他只是一个反革命、一个敌人，应该卑躬屈膝地面对我这个高高在上的革命者。他老实本分的答话，我听着都是对抗。你还不服？我心说，对敌人绝不能温良恭俭让！于是，我突然喊了一声：“你他妈还敢狡赖！”便跨前一步，扬起右臂，抡圆开来，照着他的脸就狠狠一拳！
作者后来反思道：仅这一拳，就决定了我是“文革”参与者。对此，不是一个道德愧疚可以了结，而是应该对文革承担点儿政治责任。因为，在“文革”政体中，我参与了“一打三反”那种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分享了利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平安自保”、“政治可靠”。我服从了“文革”中非结构化程序化的决策，服从了不合法，有“屈从权力”行为。
我很佩服作者这种勇于自揭伤疤的道德勇气和忏悔精神。
反观我们对建国后前赴后继的运动浪潮，从反右、“大跃进”到“十年浩劫”的态度，很是耐人寻味。除了刚刚粉碎“四凶”的时候，国人一片声讨声之外，也清算了一些所谓的“三种人”，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提“文革”，即使谈到“文革”，很多人也都是一脸无辜，好像所有的罪恶都是“四凶”和“三种人”的事，所有的揪斗、告密、揭发、喷气式、阴阳头都与自己无关。他们中的许多^好像患了集体失忆症，或者是单相度失忆症，只记得所遭受的迫害和打击，不记得自己也曾经亲自写揭发信告密，亲自动手打人，亲自举起手臂要“打倒×××”，给别人带去的伤害。说到责任，那是时代的问题，与我无关，或者我只是一个执行者，不必承担法律责任和历史责任，更不必承担道义的责任。
笔者想到了发生在法国的一件事。
1997年10月，70年代曾担任德斯坦政府预算部长的帕蓬，由于二战期间在通敌的维希政府时代将犹太人送入集中营而受审。二战之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法国人都将维希政府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雪藏。但是，往事并不如烟。那个政府曾将7。6万犹太人送入集中营，仅2500人幸存。那累累白骨和浓浓鲜血又岂能被时间的尘埃掩盖？
真相大白后，有舆论认为，迫害犹太人的是纳粹，是维希政府，帕蓬只是一个上级命令的执行者。但1995年出任总统的希拉克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法国在迫害犹太人方面“铸成了无法补救的大错”。1998年4月，波尔多重罪法庭以“同谋反人类罪”判处帕蓬10年监禁。
这是时隔半个世纪后，法国人对“法奸”毫不留情的“清洗”——只要你成为了人民的公敌，只要你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论时隔多久，不论隐藏多深，正义和公理之剑还是会准确地落在他的头上。
此案结束后，法国最大的警察工会向犹太社区道歉，他们承认遣送犹太人到集中营“不只是少数人的罪恶，而是一种集体性罪恶”。
是的，“少数人的罪恶”只有通过“大多数”的身体力行，才能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罪恶”。诚然，“沉默的大多数”有时候确实只是—个执行者，或者是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但并不等于说就可以免除具体参与者的、个体的法律和道义的责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侵华日军是在以“圣战”的名义屠杀中国人，军队作为国家机器并无罪过，但是当它整体沦为杀人机器时，每个参与“圣战”的士兵都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就必须接受正义和法律的审判。
“文革”时的举国疯狂，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忆犹新。整人，被整；揭发，被揭发；人人自保，又人人自危；制造恐怖，又掉进自造的恐怖的漩涡中……但是，却很少有人真正地忏悔和反思：仅仅是专制制度和盲目崇拜才导致了浩劫的发生吗？即使是红色恐怖和洗脑后，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底线和道德操守也同时泯灭了吗？
不仅不忏悔，还有人公开宣称：我曾经是红卫兵，但我绝不忏悔。其实，这些人也不是没有忏悔过，比如也曾和当年许多中国人一样，站在毛泽东画像前，向他请示、汇报、“狠斗私心一闪念”。但那忏悔是扭曲、畸形的忏悔，是在政治淫威和强力高压下被迫作出来的姿态，是为了苟活不得不自我作践和自我侮辱。沙叶新将此类检讨概括为“精神的酷刑，灵魂的暗杀，思想的强奸，人格的蹂躏”，真是入木三分！
一个真正具有反思和忏悔意识的民族，才可能清醒地认识自己；一个能够清醒地看到曾犯下“集体性罪恶”的民族，才有可能对发生的罪恶产生抗体和免疫力。同样，一个人如何面对曾经犯下的错误和罪恶，将决定他是重蹈覆辙，还是走上自新之路。
作者最后也反思到：为什么我可以几十年不认错？几十年后才想起来道歉？是因为制度不需要我道歉。而在积极建设民主制度的今天，个人的忏悔反思具有反抗非民主的人性价值。忏悔和反思，才能找到并杜绝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层面上的灾难根源，避免灾难重复。这句话，极其深刻。
北京读者含辛
【来函照登】
《炎黄春秋》2009年第1期刊登的牛辉林《夜半抄家记》文中，七次点名我的亡妻陈葆华。为此，现提出四项更正。
一、牛文将陈葆华的名字错写为“陈宝华”。
二、陈葆华从未担任过聂元梓的秘书。
三、事发当晚，牛辉林等红卫兵带着吴溉之两子女的大轿车到了“校文革”组织组时，陈葆华才知道是要扭送吴的两子女到中央。她是为了防止出事，才自动乘上大轿车随红卫兵们一起出发的。此前陈葆华对此事一无所知，更无牛文中提到的：陈葆华向牛传达“聂元梓要到哲学楼亲见牛辉林”、陈葆华“随同聂元梓到红卫兵总部办公室”的事。陈葆华既乘上大轿车，自不可能“是和聂元梓一起坐着北大的华沙牌小轿”去吴溉之家。
四、在牛辉林等抄吴溉之家的全过程中，陈葆华为了怕出事，都是和同学们在一起，观察他们抄家活动的。她根本没有可能如牛文所述：陈葆华往来于聂、牛之间，向牛传达聂元梓下达的什么“任务”或指示之类。
米桂山
贵刊2008年6期《请理解老一代——怀念李慎之》一文，有2处明显的错误。一是该文第27页左栏第6、7行：“后来，因为李先念回家乡蔡县探亲，发现邻县信阳的灾情，才被纠正。”二是第28页右栏第2自然段第3行：“改革开放后第一任中国检察院检察长关山复”。事实上，李先念的家乡是湖北省红安县，红安县北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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