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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语录新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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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李逵劫法场见一百二十回本《水浒》第四十回。
  '5'“替天行道”是《水浒》中农民起义首领宋江一贯打的旗号。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1)


  六文人,学者,知识分子
  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
  《论睁了眼看》,《坟》,《全集1》P237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小杂感》,《而已集》,《全集3》P530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
  《可惨与可笑》,《华盖集续编》,《全集3》P269
  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吃教》,《准风月谈》,《全集5》P310
  文界的腐败,和武界也并不两样,你如果较清楚上海以至北京的情形,就知道有一群蛆虫,在怎样挂着好看的招牌,在帮助权力者暗杀青年的心,使中国完结得无声无臭。
  《致萧军、萧红/1930年2月9日》,《全集13》P52
  所以含血喷人,已成了中国士君子的常经,实在不单是他们的识见,只能够见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钱的势力。
  《〈二心集〉序言》,《全集4》P190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的所谓“病笃乱投医”了。
  《知难行难》,《二心集》,《全集4》P339
  “不相信”就是“愚民”的远害的堑壕,也是使他们成为散沙的毒素。然而有这脾气的也不但是“愚民”,虽是说教的士大夫,相信自己和别人的,现在也未必有多少。
  《难行和不信》,《且介亭杂文》,《全集6》P51
  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总爱无中生有,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他们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
  《病后杂谈》,《且介亭杂文》,《全集6》P172
  文人不应该随和;而且文人也不会随和,会随和的,只有和事老,但这不随和,却又并非回避,只是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Hercules)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Antaeus)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
  《再论“文人相轻”》,《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36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405
  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
  《致江绍原/1927年8月2日》,《全集11》P567
  ……以文笔作生活,是世上最苦的职业。
  《致宫竹心/1921年8月26日》,《全集11》P393
  文学家容易变化,信里的话是不大可靠的,……
  《致王志之/1933年1月9日》,《全集12》P139
  昔之诗人,本为梦者,今谈世事,遂如狂酲'1';诗人原宜热中,然神驰宦海'2',则溺矣。
  《致台静农/1933年6月28日》,《全集12》P192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付之一笑,徐徐扑之。
  《致黎烈文/1933年7月8日》,《全集12》P194
  继杨杏佛'3'而该死之榜'4',的确有之,但弄笔之徒,列名其上者实不过六七人,而竟至于天下骚然,鸡飞狗走者内智识阶级之怕死者半,盖怕死亦一种智识耳,孔子所谓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5'也。而若干文虻(古本作氓),趁势造谣,各处恫吓者亦半。一声失火,大家乱窜,塞住大门,踏死数十,古已有之,今一人也不踏死,则知识阶级之故也。是大可夸,丑云乎哉?
  《致曹聚仁/1933年7月11日》,《全集12》P196
  然而中国环境,与艺术最不利,青年竟无法看见一幅欧美名画的原作,都在摸暗弄堂,要有杰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难的。至于有力游历外国的“大师”'6'之流,他却只在为自己个人吹打,岂不可叹。
  《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全集12》P359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7'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致曹聚仁/1934年4月30日》,《全集12》P397
  但是“作家”之变幻无穷,一面固觉得是文坛之不幸,一面也使真相更分明,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而且新进者也在多起来,所以不必悲观的。
  《致杨霁云/1934年5月31日》,《全集12》P438
  中国的文坛上,人渣本来多。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头发,放大领结完事,真是乌烟瘴气。假使中国全是这类人,实在怕不免于糟。但社会里还有别的方面,会从旁给文坛以影响;试看社会现状,已岌岌不可终日,则叭儿们也正是岌岌不可终日的。它们那里有一点自信心,连做狗也不忠实。一有变化,它们就另换一副面目。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2)


  《致杨霁云/1934年6月3日》,《全集12》P445
  上海的文场,正如商场,也是你枪我刀的世界,倘不是有流氓手段,除受伤以外,并不会落得什么。
  《致徐懋庸/1934年9月20日》,《全集12》P517
  所谓上海的文学家们,也很有些可怕的,他们会因一点小利,要别人的性命。但自然是无聊的,并不可怕的居多,但却讨厌得很,恰如虱子跳蚤一样,常常会暗中咬你几个疙瘩,虽然不算大事,你总得搔一下了。这种人物,还是不和他们认识好。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26日》,《全集12》P620
  所谓文坛,其实也如此(因为文人也是中国人,不见得就和商人之类两样),鬼魅多得很,不过这些人,你还没有遇见。如果遇见,是要提防,不能赤膊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3月13日》,《全集13》P79
  智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卖朋友(但蓬子未做这事),作为倒过去的见面礼。这大约是各国都有的事。但我看中国较甚,真不是好现象。
  《致萧军、萧红/1934年11月17日》,《全集12》P566
  上海也有原是作家出身的老板,但是比纯粹商人更刻薄,更凶。
  《致孟十还/1934年12月6日》,《全集12》P583
  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
  《致萧军、萧红/1934年12月10日》,《全集12》P593
  如果已经开始笔战了,为什么要留情面?留情面是中国文人最大的毛病。他以为自己笔下留情,将来失败了,敌人也会留情面。殊不知那时他是决不留情面的。
  《致萧军、萧红/1935年1月4日》,《全集13》P3
  上海之所谓“文人”,有些真是坏到出于意料之外,即人面狗心,恐亦不至于此,而居然摇笔作文,大发议论,不以为耻,社会上亦往往视为平常,真大怪事也。
  《致曹靖华/1935年5月22日》,《全集13》P132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8'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致台静农/1927年9月25日》,《全集11》P580
  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9',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致阮善先/1936年2月15日》,《全集13》P309
  文人学士之种种会,亦无生气,要名声,又怕迫压,那能做出事来。
  《致曹靖华/1936年2月29日》,《全集13》P321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致王冶秋/1936年4月5日》,《全集13》P350
  冷箭是上海“作家”的特产,……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殊不知这并无大效,……
  《致时玳/1936年5月25日》,《全集13》P384
  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10',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
  《致王冶秋/1936年9月15日》,《全集13》P426
  日本的学者或文学家,来中国之前大抵抱有成见,来到中国后,害怕遇到和他的成见相抵触的事实,就回避。这样来等于不来,于是一辈子以乱写告终。
  《致增田涉/1932年1月16日》,《全集13》P474
  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11',是难于打扫干净的。
  《并非闲话》,《华盖集》,《全集3》P78
  这样的山羊我只见过一回,确是走在一群胡羊的前面,脖子上还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智识阶级的徽章。通常,领的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们便成了一长串,挨挨挤挤,浩浩荡荡,凝着柔顺有余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竞奔它们的前程。……人群中也很有这样的山羊,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去,直到他们应该走到的所在。
  《一点比喻》,《华盖集续编》,《全集3》P217
  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
  《读书杂谈》,《而已集》,《全集3》P441
   博识家的话多浅,专门家的话多悖的。


文人,学者,知识分子(3)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名人被崇奉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悖起来了。其实,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
  《名人和名言》,《且介亭杂文二集》,《全集6》P362
  天下那有以鬼祟而成为学者的。
  《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全集11》P556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居多,而架子却当然高大,因为他们误解架子乃学者之必要条件也。
  《致姚克/1934年2月11日》,《全集12》P334
  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12'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13'的学者,革命以后,本可开展一些了,而还是守着奴才家法,不过这于饭碗,是极有益处的。
  《致姚克/1934年4月9日》,《全集12》P379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此后则“作家”之名,亦将为稍知自爱者所不乐受。近颇自憾未习他业,不能改图,否则虽驱车贩米,亦较作家干净,因驱车贩米,不过车夫与小商人而已,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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