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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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了个什么办法去看这些文件，拿去了中他意的东西，不管是手稿也好，信件也好，其目的或者是给我添点麻烦，或者是把可能于他合适的东西据为已有。我想，《感性伦理学》这个名称可能迷惑了他，以为是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的纲要。大家都不难想象，他会怎样利用这种纲要来对付我。我深信他细阅草稿后，很快就会发现自己想错了；而且我既已决定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于这次扒窃，也就不很放在心上了——这次的扒窃已经不是同一只手所犯的第一次，过去我都一直忍受下去，没有发过一句牢骚。不久，我就不再去想这种不老实的事情，就象根本不曾有过这种事一样；我就开始整理剩下的那些材料，好专心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日内瓦的宗教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里违反教会法的地方会提出抗议的。可是一切都平静如常，至少表面上如此；而实际上却有一种普遍的不满，只等机会一到就表现出来。我的许多朋友，或者自称为朋友的人们，一封接一封地写信给我，催我去领导他们，保证公众会纠正议会的过失。我怕我一到场就会引起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接受他们的请求；我是忠于我过去的誓言的，永远不插手我国的任何内乱，所以我宁愿让侮辱继续下去，在祖国以外流亡，而不愿用暴烈而危险的手段返回祖国。诚然，我原来期待市民方面对一个与他们有极大利害关系的违法行为会有些合法而和平的表示的，而事实上却一点也没有。领导市民阶级的人所努力追求的不是真正的打抱不平，而是找机会显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在暗中捣鬼，却默不作声，让那些喋喋不休的人们、假虔诚和自称虔诚的人们吵翻了天，这些人都是议会推出来打前阵的，为的是使无知的小民觉得我丑恶不堪，而把他们的胡作非为看作是出于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来对非法的裁决程序提出抗议的，可是我白白等了一年多，最后，我作出了决定：我看我被自己的同胞抛弃了，就决心放弃我那忘恩负义的祖国。本来我就一直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也没有得到祖国的任何好处、任何帮助，而作为我努力为它争光的报答，我竟被这样卑鄙地对待了，而且是举国一致的对待，那些应该说话的人什么也没有说。因此，我就给那一年的首席执行委员——我想就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正式放弃我的市民权，不过在这封信里，我还是顾到了礼数，保持着克制。敌人的残暴常迫使我在灾难中做出豪迈的举动，而我在做出豪迈的举动时始终是注意到礼数和克制的。
　　我这种做法终于使公民们睁开了眼：他们感觉到，他们为自身利益计也大不该放弃对我的保卫，因此他们就起来保卫我了，但是为时已经太晚。他们还有别的一些不满，都拿来和这项不满合在一起，构成了多次提出的意见书的内容，提得合情合理。议会自恃有法国政府做后台，便予他们以严酷而令人失望的拒绝，这样一来，他们越发感到议会要奴役他们，所以也就越发扩大意见书的范围，加强意见书的份量。这种反复争辩曾产生出各种小册子，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时，都毫无决定性的效果。《乡间来信》是袒护议会的作品，写得无限巧妙，国民代表这一派被它弄得哑口无言，一时算是被打垮了。这个文件是作者的稀有才能的传世佳作，出自检察长特龙香的手笔。特龙香是个聪明的有知识的人，精通法律，又深明共和国的政体。Siluit　　terra。
　　国民代表派经过一度气馁之后又打起精神来了，便想写一篇答辩。他们费了不少时间，写得还算过得去。但是大家都属意于我，认为我是唯一可以跟这样一个对手打擂台的，有希望把他打倒。我承认，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我的旧同胞们认为他们这个困难是为我而引起的，我有责任拿我这支笔来给他们帮忙。我在他们的催促之下，便着手驳斥《乡间来信》；我把原作的名称戏改为《山中来信》，用来作为我的作品的名称。这个工作，我计划并且执行得那么秘密，以至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派的首领会晤，专门谈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答辩纲要拿给我看了，我却一字不提我的答辩；这时我的答辩已经写好了，只怕稍微漏点风声，不论是漏到官吏或我的私人仇敌的耳朵里，付印都会出现障碍。然而，我并没能避免这部作品出版前在法国就有人看到；但是人们宁愿让它出版，也不愿让我清楚知道他们是怎样发现了我的秘密。关于这一点，我知道多少就将说多少，可是我知道的很有限，凡属揣测之词，我将一概不说。
　　在莫蒂埃，来拜访我的人差不多和我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的时候一样多，但是来访的性质却迥然不同。在这以前，来看我的人都在才能上、爱好上、信念上跟我有些关系，所以他们就以这些关系为借口来找我，使我一见面就能开门见山，谈我能够跟他们谈的事。在莫蒂埃就不是这样了，从法国方面来的人尤其如此。他们都是些军官，或者是其他对文学绝无爱好的人，甚至大部分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作品，但据他们自己说，却仍然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里约来看我，瞻仰瞻仰我这个闻人、名人、大名人、大伟人，等等。从那时起，人们就不断对我进行最无耻的阿谀奉迎，而在此以前，来跟我接触的人对我的尊重一直是使我免受这种罪的。由于那些不速之客大部分都不肯通报姓名，也不肯说明身份，又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都落不到相同的对象上去，还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翻过我的著作，所以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才好。我等他们自己开腔，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为什么来访，应该由他们向我说明来意。可想而知，我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很感兴趣的，他们也许会感兴趣，这就看他们想打听的是什么了。我这个人没有什么防人之心，无保留地畅谈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的一切问题；通常，他们回去的时候，对我的处境的一切细节，都了解得和我自己一样清楚。
　　比方吧，我就是这样接待了范斯先生，他是王后的侍从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长，他竟有那样的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他的马，一直跟我步行到拉·费里埃尔，而我们两人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小转球以外，没有其他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以前和以后，我还受到过另一次拜访，这次更离奇了。两个人步行来了，每人牵着一头骡子，驮着他的小行李。他们到小客栈里住下，自己把骡子刷洗干净，接着就要来看我。人们看到这两个骡伕的装束，都以为他们是走私贩，消息立刻传了出去，说有走私贩来看我了。但是他们接近我的那种神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那一类人，不过，他们虽不是走私贩，却也很可能是冒险家，这个怀疑使我一时颇有戒心。但他们很快也就使我安心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又称杜尔·迪·班伯爵，是多斐内省的一个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曾任军职，他把圣路易勋章揣在兜里，省得显出来。这两位先生都很亲切，都很有才华，他们的谈话隽雅而又有趣，他们那种旅行方式很合我的口味，又太不合法国绅士的习尚，所以就使我对他们产生了感情，而他们的风度又只能使这种感情加强。我跟他们的相识并不到此为止，现在还在继续下去，他们后来还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就不再是步行来的了——以步行开个头不失为一件雅事。但是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发现他们的爱好与我的爱好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越觉得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觉得他们并不熟悉我的作品，在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情感共鸣。那么，他们何所求于我呢？为什么穿那种装束来看我呢？为什么待了好几天呢？为什么又来了好几次呢？为什么那么切盼我到他们那里去作客呢？我当时并没想到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可是从那以后，我有时就这样自己问自己。
　　我被他们盛意的表现感动了，就不加思索地把我的心交了出去，特别是交给了达斯蒂埃先生，因为他的态度比较开朗些，使我更加喜悦。我甚至后来还一直和他通信，并且，当我要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还想找他帮忙，好骗过那班在去荷兰的路上窥伺我的文稿包裹的人们。他曾跟我屡次谈到，而且也许是有意地谈到，出版事业在阿维尼翁是何等自由，他又曾自告奋勇地对我说，如果我有东西拿到那里去印，他愿为我效劳。所以我就借重他，陆续把我的手稿的头几分册邮给他了。他把这部分稿子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没有一个书商敢印，于是我就不得不再找雷伊，小心翼翼地把我那些分册一册一册地寄出去，没有接到前册已经收到的通知，后册就不放手。在该书未出版前，我知道它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曾被人看到过；讷沙泰尔人埃斯什尔尼跟我谈到一本叫作《山中人》的书，说霍尔巴赫曾告诉他是我写的。我向他保证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有这个名字的书，因为事实确是如此。《山中来信》出版的时候，他愤怒极了，骂我说谎，虽然我对他说的全是真话。以上是说明，我是怎样确实知道我的稿子曾被人看过。我确信雷伊是忠实的，因而我就不得不向别的方面去作种种推测，而我倾向于肯定下来的推测，就是我那些文稿包裹在邮寄途中被人拆阅了。
　　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与此同时认识的，但是开始是通过写信，这就是拉利奥先生。他是尼姆人，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把我的侧面剪影像寄给他，因为他打算拿这张像给勒·穆瓦纳，让他雕一个我的大理石半身像，好放在他的图书室里。如果那是为驯服我而想出来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可是太成功了。我判断，一个人想要将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一定是饱读过我的著作，因而也就是服膺我的学说的，他一定爱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相通的。这种想法当然很难不诱惑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急于要给我帮点小忙，要插手管我的许多小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怀疑在他生平所读的那几本书里是否有一本是我的作品。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个图书室，倘若有，对于他是否有用；至于那座半身像，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粘土制品，倒是勒·穆瓦纳做的，并且还在上面雕了一个奇丑的人像。他用我的名字到处宣扬它，仿佛这个像和我本人有任何相似之处似的。
　　我觉得似乎是出于爱好我的见解和著作而来看我的唯一的法国人，是利穆赞团队的一个青年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曾经在巴黎社交界以其相当令人爱慕的才气和自命不凡出过风头，也许现在还是这样。他曾在我大祸临头前的那个冬天到蒙莫朗西来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很使我喜爱。后来他又写信到莫蒂埃来，并且，也许是想阿谀我，也许是读《爱弥儿》真读得晕头转向了，告诉我说，他要脱离部队，过独立生活，并且说，他正在学木匠手艺。他有个哥哥在同一团队里当上尉，是母亲的唯一宠爱对象，母亲是个过分虔诚的信徒，不晓得是由一个什么伪善的神父教导的，对小儿子非常不好，理由是说他不信宗教，而尤其罪在不赦的是跟我有关系。以上就是他的抱怨，他因此要跟母亲断绝关系，走上我方才说过的那条路，为的是做个小“爱弥儿”。
　　我看到他那股急躁劲儿就着慌了，赶紧写信给他，叫他回心转意，经过我苦口婆心的敦劝，他总算听了我的话。他对母亲又恢复了子职，并且从他的上校手里把辞呈收了回来。他递了这份辞呈之后，上校总算审慎从事，当时没有作任何处理，好给他留下进一步考虑的时间。圣布里松从他那些怪念头里醒悟过来之后，又动了一个虽然不那么荒谬、然而不合我口味的傻念头，要当作家。他接连出了两三本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并不显得作者是个无才能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给他鼓舞人心的褒奖，使他继续搞下去，所以我于心无愧。
　　不多时之后，他来看我了，我们一同去圣·皮埃尔岛游玩。在这次旅行中，我发现他跟在蒙莫朗西时候不同了。他有一副说不出的装腔作势的神气，我起先还不感到怎样刺眼，但是以后我就时常回想起来。他在我路过巴黎到英国去的时候，又到圣西蒙旅馆来看了我一次。我在那里听说——他并没有告诉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中，并且相当勤地去看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杳然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