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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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一面漫不经心地对着几棵树的树干练习扔石头；当然，按照我素常的技巧，我差不多是一棵也不会打中的。在这有趣的练习中，我忽然想起借此来占卜一下，以便消除我的忧虑。我对自己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投击我对面的那棵树，如果打中了，说明我可以升天堂，如果打不中，说明我要下地狱。”我这样说着，心里怦怦直跳，手颤抖着把石块投了出去，但是，非常之巧，正好中在树干的正中央。其实这并不难，因为我特意选择了一棵最粗最近的树。从此以后，我对自己的灵魂能够得救再也不怀疑了。当我回忆起这一幼稚行为的时候，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你们这些伟大的人物，你们看我这样，一定会发笑的，你们为自己而庆幸吧，但是，请你们不要嘲笑我那可怜的弱点吧，我向你们发誓，我确实是深深感到烦恼的。
　　不过，这些不安和恐惧或许是和我的虔诚信仰分不开的，但这并不是一种经常的状态。一般说来，我是相当平静的；我虽感到死亡之将至，但这种感觉对我心灵的影响，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一种平静的幽思，甚至其中还有某种甜蜜的滋味。我最近在旧纸堆里找到了一篇为劝勉自己而写的文字，当时我为自己能在有足够的勇气正视死亡的年龄死去而感到幸福，因为在我这短短的一生中，无论是肉体上或是精神上都没有遭受到多大痛苦；我的这种看法是多么正确啊！一种活下去要受苦的预感使我害怕。我仿佛已经预见到我晚年的命运了。我这一辈子只是在那个幸福的年代最接近于明智。对过去没有多大的懊悔，对未来也毫不担心，经常占据着我心灵的思想就是享受现在。笃信上帝的人通常有一种虽然不大但却十分强烈的私欲：他们往往以无比的兴趣玩味那些允许他们享受的纯洁的欢乐。世俗的人们则认为这是一种犯罪，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他们嫉妒别人享受他们自己已经失去兴趣的那些简单的快乐。我那时是有这种兴趣的，并且我认为能够于心无愧地满足这种兴趣确实是一件乐事。那时，我的心还没有被触动过，对于一切都是以孩童般的欢乐去接受，甚至可以说，是以天使般的欢乐去接受的，因为这种无忧无虑的享受确实有点象天堂里的那种宁静的幸福。蒙塔纽勒草地上的午餐。凉亭下的夜饮，采摘瓜果，收获葡萄，灯下和仆人们一起剥麻，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真正的节日，妈妈同我一样感到非常快乐。二人单独散步更具有诱惑力，因为这样可以更自由地倾诉衷肠。在许多次这类的散步中。圣路易节日的那次散步是我特别不能忘怀的，那天正是妈妈的命名日。我们二人一清早就出门了。出门之前，我们先到离家不远的一个小教堂里去望弥撒，这场弥撒是在天刚刚亮时由一位圣衣会的神父来做的。望完了弥撒，我建议到对面山腰里去游览，因为那里我们还没有去过。我们派人先把食物送到那里，因为我们这次要玩一整天。妈妈的身体虽然有些胖，但走起路来还不怎么困难。我们越过一个个小山岗，穿过了一片又一片树林，有时是在太阳底下，多半时间是在浓荫下面，我们走累了就休息一下，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好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边走边谈，谈我们自己，谈我们的结合，谈我们的甜蜜生活，我们为这种生活能长久下去而祈祷，但是上天并没有让我们如愿以偿。所有这一切都好象在赞助这一天的幸福。那一天正是雨后不久，没有一丝尘土，溪水愉快地奔流，清风拂动着树叶，空气清新，晴空万里，四周的一片宁静气氛一如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午餐是在一个农民家里准备的，我们同他们在一起吃，那一家人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这些可怜的萨瓦人是多么善良啊！午饭后，我们来到大树的荫凉底下，我拾些为煮咖啡用的干树枝，妈妈则在灌木丛中兴致勃勃地采集药草。她拿着我在路上给她采集的花束向我讲起关于花的构造的许多新奇知识，这使我感到十分有趣，按理说，这本可以引起我对植物学的爱好，但是时间不凑巧，当时我研究的东西太多了。而且，一种使我百感交集的思想把我的心思从花草上转移开了。我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那一天所谈的和所作的一切以及所有使人深受感动的种种事物，无不使我回忆起七八年前我在安讷西完全清醒时所做过的、而我在前面的有关章节里已提到过的那种美梦。两者的情景是那样相似，以致我一想起，就感动得流下泪来。在满怀柔情的激动中，我拥抱着这位可爱的女友，热烈地向她说：“妈妈，妈妈，这个日子是你好久以前就许给我的，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希望了。由于你，我的幸福已达极点，但愿它永不减退！但愿它和我能领会这种幸福的心一样久长！但愿它只能和我自己同时结束。”
　　我的幸福日子就这样安然地流逝着。这些日子是那样幸福，以致使我看不到有任何东西可以扰乱它们，我只觉得除非到我生命的末日，它是不会有终结的一天的。这并不是说使我产生忧虑的泉源已经完全消失，但是我看到它的趋势正在改变，于是我就尽力把它引向有益的方面，以便从中找到补救的方法。妈妈自己是喜欢乡村的，她的这种兴趣并没有因和我在一起而减退。她现在也渐渐对田园工作感到兴趣了，喜欢利用经营田地作为取得生计的手段，她在这方面的知识是相当丰富的，也很乐意加以利用。她不能满足于她所租的那所住宅周围的田地了，她有时租一块耕地，有时又租一块牧场。总之，她既然把事业心放在农事方面，她也就不再愿意无所事事地呆在家里了，拿她当时所经营的农事来看，她不久就要成为大农庄主了。我不愿意看见她把经营规模扩充得如此之大，尽可能地加以劝阻，因为我知道这样下去她准又要受骗的，加之她那种慷慨和挥霍的天性，结果总是使开支超过收益。然而，一想到这种收益不会是微不足道的，而且也可以补助一下她的生活，我也就感到些安慰了。在她所制订的种种计划中，这个计划的危险性还算是最小的，而且我并不和她一样把这当作一件牟利的事业，而是把它当作使她摆脱开那些冒险事业和骗子手的经常性的手段。根据这种想法，我急切地希望恢复体力和健康，以便照管她的事业，做她的监工或管家；当然，这样做我就得常常丢开书本，也不再有时间考虑我的病情，从而会促进我的健康的恢复。
　　这年冬天，巴里约从意大利回来，给我带来了几本书，其中有邦齐里神父所写的《消遣录》和所编的《音乐论文集》。这两本书使我对音乐史和对这种艺术的理论研究发生了兴趣。巴里约同我们一起住了几天。我在几个月前已达到成人年龄，我已约定明春去日内瓦领回我母亲的遗产，或者至少在得到我哥哥的确实信息以前先要回我本人应该继承的那一份。事情是按照预定的步骤办理的。我去日内瓦的时候，父亲也去了。他早就去过日内瓦，也没有人找他的麻烦，虽然对他所下的判决并未撤销。但是，由于人们钦佩他的勇敢和尊敬他的正直，便装作把他的事情忘记了；而政府的成员们正在忙于一个不久就要付诸实施的重大计划，不愿意过早地激怒市民，使他们恰在这个时候回忆起过去的不公正措施。
　　我很怕有人由于我改教的事而在继承问题上故意刁难；结果没有出什么事。在这方面，日内瓦的法律不象伯尔尼的法律那么严峻；在伯尔尼，凡是改变信仰的人，不仅要丧失他的身分，而且还会丧失他的财产。人们对我的继承权并没有发生争议，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继承部分竟变得那样少，几乎是所余无几了。虽然我哥哥的死亡是确实无疑的了，但尚无法律证据，我没有充分的证明材料可以要求他的那一份，我毫不惋惜地把他应继承的那份财产留给了父亲，以便补助他的生活。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享用了它。法律手续一办妥，我刚一拿到自己那笔钱，除了用一部分买了一些书外，我飞快地把其余的钱全部送到妈妈眼前。一路上我高兴得心里直跳，当我把这笔钱交到她手里的时候，比我刚得到这笔钱的时候还要快活千百倍。她淡漠地接过这笔钱，这是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所共有的态度，他们不会对别人的这类举动感到惊讶，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不过是区区小事罢了。后来，她以同样的淡漠态度把这笔钱几乎完全花在我的身上。我认为，即使这笔钱是她从别处得来的，她也会这样花掉的。
　　这时，我的健康不但一点没有恢复，反倒眼看着一天天坏下去。那时，我苍白得象个死人，瘦得象副骷髅，脉搏跳得很厉害，心跳的次数也更加频繁，并且经常感到呼吸困难。我甚至衰弱到连动一动都觉得很吃力，走快点就喘不过气来，一低头就发晕，连最轻的东西也搬不动；象我这样一个好动的人，身体竞坏到什么也干不了，真是最大的苦恼。无疑，所有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搀杂有神经过敏的原因。神经过敏症乃是幸福的人常得的一种病，这也正是我的病：我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树叶的沙沙声或一只鸟的叫声往往会把我吓一大跳，在安适的宁静生活中情绪也不平静。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对舒适生活的厌倦心情，使我多愁善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我们生来本不是为了在世上享受幸福的；灵魂与肉体，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其中必有一个在受苦，这一个的良好状态差不多总会对那一个有所不利。当我能够愉快地享受人生乐趣的时候，我那日益衰弱的身体却不允许我享受，而且谁也说不出我的疾病的真正原因所在。后来，虽然我已届晚年，并且患有真正严重的疾病，我的身体却好象恢复了它原有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经受自己的种种灾难。现在，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这个将近六十岁的老人，正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身体已经衰弱不堪，我却觉得在我这受苦的晚年，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倒比在真正幸福的青春时代更有活力和更为充沛。
　　最后，由于看书的时候读了一点生理学，我开始对解剖学发生了兴趣。我不断地在琢磨构成我这部机器的那许许多多零件，琢磨它们的机能和活动，经常预感身上的某个地方就要出现什么毛病。因此，使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为什么我总是这样半死不活，而是为什么我居然还能活着。我每读到一种疾病时，就认为这里所说的正是我的病。我深信，即使我本来没有什么病，研究了这门不幸的学问，我也会成为一个病人的。由于我在每一种病症中都发现有和我的病相同的症状，我就认为自己什么病都有。除此以外，我又得了一种我原以为自己没有的更为严重的病，那就是：治病癖；凡是读医书的人，都难免有这种病。由于我不断研究、思考、比较，我竟认为我的病痛的根源是由于我心上长了一个肉瘤，看来萨洛蒙对我的这个想法感到很惊讶。照理说，我应该根据这种想法，把我以前所下的决心坚持下去。可是我没有这样作，反而用尽一切心思想把我心上长的这个肉瘤治好，并决定马上进行这种异想天开的治疗。过去，当阿奈到蒙佩利埃去参观植物园和探望该园总技师索瓦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费兹先生曾治好过这样一个肉瘤。妈妈想起了这件事，并把经过情况告诉了我，这就足以激发我去找费兹先生治疗的愿望了。由于治病心切，我也有了做这次旅行的勇气和力量，从日内瓦带来的那笔款子正可以用来给我做路费。妈妈不但没有劝阻我，反而鼓励我这样做，于是我就动身到蒙佩利埃去了。
　　其实我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找我所需要的医生。由于骑马太累，我在格勒诺布尔雇了一辆轿车。到了莫朗，在我的轿车后面一连串有五六辆轿车接踵而至。这一来倒真象喜剧中马车队的故事了。这些轿车大部分是伴送一位名叫科隆比埃夫人的新婚女人的。和她同行的另一个女人，是拉尔纳热夫人，虽然不象科隆比埃夫人那么年轻，也不如她漂亮，但和她是同样的可爱。科隆比埃夫人到罗芒就要停下来，拉尔纳热夫人要从罗芒一直到圣灵桥附近的圣昂代奥勒镇。大家知道我是很腼腆的，怕见生人，一定认为我决不会很快就和这些体面的夫人以及她们的侍从熟识起来的。但是，由于我们走的是同一条道，住的是同一家旅店，有时还不得不同桌进餐，我回避同她们认识是不可能的，否则就会被认为是性情孤僻的怪人。这样，我们就很快熟识了，甚至用我的想法，熟识得未免过早了些，因为所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