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　卢梭-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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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所有这许多纷扰，就得有绝大的坚决意志，而我又办不到。我只会嚷嚷，却没有行动：她们就让我干嚷嚷，她们依然我行我素。
　　这些层出不穷的纠缠，这种天天找上头来的麻烦，终于使我感到呆在家里、住在巴黎是索然无味的了。当我的病痛容许我出门的时候，当我不是让熟人抱着东奔西跑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散步，我想着我那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利用我经常带在衣袋里的白纸本子和铅笔，把想的东西写出一点来。这就说明，我自己选定的职业所产生的意外烦恼怎样又由于排愁遣闷的需要。把我完全打回到文学这条路上来了；这也就说明，我怎样把驱使我写作的这份恼怒郁闷之气带到了我所有的初期作品里。
　　另一件事又助长了我这种恼怒郁闷之气。我既没有社交界的派头，又不善于做出这副派头，也不惯于受这种派头的约束，而我偏又不由分说地被拖到社交场中，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采取一种我所特有的派头，免得我学一般的社交派头。我那种愚蠢而扫兴的羞涩怎么也克服不了。我的羞涩既出于害怕失礼，我就决心去践踏礼俗，使我的胆子壮起来。害羞使我愤世嫉俗，我不懂得礼节，就装作蔑视礼节。这种与我的新的生活原则相符合的粗鲁的态度在我的灵魂里成了一种高尚的东西，化为无所畏惧的德性。而且我敢说，正因为它有这样庄严的基础，所以我这种粗鲁的态度，本来是极端违背本性的一种努力做作，竟能维持得出人意外地好和长久。然而，尽管我的外表和几句妙语使我在社会上享有愤世嫉俗之名，我在私生活中却毫无疑义地老是唱不好这个角色；我的知交和相识把我这只野性难驯的熊牵着鼻子跑，就跟牵一只羔羊一样，而且我的挖苦话也都是一些听起来刺耳却又是普遍的真理，我从来就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一句得罪他的话。
　　《乡村卜师》这部歌剧使我更加成为风头人物了。不久，巴黎就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深受欢迎。这个剧本在我的一生中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的故事是同我当时的交游联系着的。为了使读者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得详细谈一谈。
　　我当时认识人相当多，但是只有两个好朋友，他们是狄德罗和格里姆。我有一个愿望，就是要把我所爱的人都聚到一起。我既跟他们两人那么要好，他们俩也必然很快就互相要好了。我使他们俩建立了联系，他们俩彼此相投，便互相交结得比跟我还要密切。狄德罗认识的人数不胜数，但是格里姆，既是外籍，又是新到，需要多认识些人。我但愿能为他多多介绍。我已经给他介绍了狄德罗，又给他介绍了果弗古尔。我又把他引进舍农索夫人家里、埃皮奈夫人家里、霍尔巴赫男爵家里——我跟霍尔巴赫男爵几乎是不得已才结识上的。所有我的朋友都成了他的朋友，这倒是极其简单的。但是他的朋友从来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朋友，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当他住在弗里森伯爵家里的时候，他常请我们在伯爵家里吃饭，但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弗里森伯爵的任何友谊和照拂的表示。伯爵的亲戚旭姆堡伯爵跟格里姆非常亲密，但他对我也跟弗里森伯爵对我一样。其余的人，不论男女，凡是格里姆通过两位伯爵的关系结识上的，对我也都是如此。只有雷纳尔神父，我要把他算作例外，他虽然是格里姆的朋友，却也是我的朋友。并且当我手头拮据的时候曾解囊相助，慷慨非常。不过，我认识雷纳尔神父早在格里姆认识他之前。某次他曾对我有过一个非常体贴又非常殷勤的表示，事情虽然不大，但是我始终不忘，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对他深有好感了。
　　这位雷纳尔神父确实是个热心的朋友。关于这一点，差不多就在我说的这个时期，又有一件事情可以证明：这件事就是跟这位格里姆有关的，当时他正与格里姆过往甚密。格里姆跟菲尔小姐来住了若干时日之后，突然起念要神魂颠倒地爱她，要把卡于萨克顶掉。而那位美人儿又偏要显示坚贞，谢绝了这位新来的追求者。于是这位追求者就把事情看成悲剧。想要殉情。他突然害起谁也没有听说过的一种怪病。他在连续不断的昏睡中度过了几天几夜，眼睛睁得大大的，脉搏正常，但是不说话、不吃、不动，有时似乎也听见人家说话，可从来也不搭腔，连个示意动作也没有。而且他既不烦躁，也无痛苦，也不发烧，躺在那儿就象死了一般。雷纳尔神父和我轮班看护他。神父健壮些，身体好些，值夜班，我值白班，从来也不会两个人都不在他跟前；一个不到，另一个就不走。弗里森伯爵慌了，就把塞纳克请来。塞纳克把他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什么事儿也没有，连药方也没有开。我为我的朋友着急，这就使我细心观察医生的神情，我看他出门时还面带笑容呢。然而病人还是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汤汤水水什么都不进，只吃几个蜜饯樱桃，他咽得倒还顺利，是我一个一个送到他舌头上的。忽然一天早晨，他起床了，穿上衣服，恢复了他往常那样的生活，却从来没有跟我，据我所知，也没有跟雷纳尔神父，也没有跟任何人，再谈起过那次离奇的昏睡病，也没有提到过生病期间我们对他的照顾。
　　这件事免不了引起人言啧啧；如果一个歌剧女演员的薄情竟能使一个男子绝望而死，那才真是个新鲜的故事呢。这段美妙的痴情使格里姆成了风头人物了；不久，他就被认为是爱情、友情、一切感情的奇迹。这种舆论使他在上流社会里大受欢迎，到处吃香，由此也就使他疏远了我。在他心目中，我这个朋友从来就是勉强充数的。我看他是要完全脱离我了，心里很难过，因为他那么大张旗鼓地表示出来的热烈感情正是我不声不响地对他表示的。我很乐意看到他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是我不愿意他因此而把朋友忘掉。我有一天对他说：“格里姆，你把我疏远了，我原谅你。将来当你在那轰轰烈烈的成功所给你的最初的陶醉过了之后，感觉到空虚的时候，我希望你回到我这里来，你随时都能找到我。至于目前，你就别感到不好意思，一切悉听尊便；我等着你，”他说我说得对，就照我的话做了，并且做得那么自在，以至除了跟共同的朋友在一起之外，我就见不到他的人影儿了。
　　在他跟埃皮奈夫人过往密切之前，我们两个人主要是在霍尔巴赫男爵家里见面。这位男爵是个暴发户的儿子，家有巨产，挥霍得很慷慨，在家里招待些文人才士，而以他自己的学问和知识，也不愧置身于文人才士之林。他很久以来就跟狄德罗交结，而在我成名之前就曾托狄德罗介绍，要和我结识。一种天然的嫌恶之情长期阻止我接受他的盛意，有一天他问我是什么缘故，我对他说：“你太富了。”他依然坚持要和我交朋友，最后还是成功了。我的最大的不幸始终是抵抗不了人家的亲切，而我没有一次屈服于别人的亲切而自己不吃亏的。
　　另有一个相识，在我一有资格攀附时就成了朋友，他就是杜克洛先生。我第一次见他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是在会弗莱特的埃皮奈夫人家里。他和埃皮奈夫人相处得很好。我们不过同过一次席，他当天就走了，但是饭后我们谈了一会。埃皮奈夫人早就跟他谈到我，并且谈到我的歌剧《风流诗神》。杜克洛自己太多才了，不会不爱有才的人。他对我早就颇有好感，并且邀我去看他。尽管我对他也早已倾慕，再加上这次见面，但是我的羞涩和疏懒一直使我没去看他，我认为单凭他垂青而自己没有一点表现，是没有资格跟他攀交的。后来我有了初次的成功，他的奖饰之词又传到我的耳中，我受到了鼓励，就去看他，他也来看我。这样我们彼此之间就开始有了交谊，这种交谊使我始终觉得他为人可亲可爱，并且由于这种交谊，我才除了我自己内心所提供的证据之外，知道正直与节操有时是能与文学修养结合在一起的。
　　还有许多交往，没有那么持久，我在这里就不提了。这些交往都是我初期的成功所带来的结果，等到好奇心一满足，交往也就完结。我本来是个一眼就能看透的人，今天见过我，明天就没有什么新鲜可看了。然而，却有一位夫人这时要和我结识，友情比所有别的女人都维持得长久些：她就是克雷基侯爵夫人，是马耳他大使弗鲁莱大法官先生的侄女，大法官的哥哥就是驻威尼斯大使蒙太居先生的前任，我从威尼斯回来时曾去看过他一次。克雷基夫人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就去看她了，她对我很友好。我有时在她家吃饭，在那里认识了好几个文人，其中有梭朗先生，他是《斯巴达克斯》和《巴尔恩维尔特》的作者，此后却成了我的极凶恶的敌人，而我就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原因，除非是因为他的父亲曾很卑鄙地迫害了一个人，而我恰恰就跟这个人同姓。
　　显然，一个抄乐谱的人是应该从早到晚都忙他那一行的，而我打岔的事太多，既不能使我每日的收入增多，又妨碍我专心致志于做好我的工作，所以剩下的一点时间大半都耗费在涂错、刮错或整页整页重抄上面了。这种讨厌的生活使我一天比一天更感到巴黎不能忍受，使我热烈地追求乡村。我有好几次跑到马尔古西去住几天，勒·瓦瑟太太认识这地方的助理司铎，我们就在他家落脚，安排得使主人也不至感到不便。格里姆有一次也跟我们一起去了。助理司铎有一副好嗓子，唱得很好；他虽然不懂音乐，但他的那部分唱词学得既快当又准确。我们在那里把时间全耗费在唱我在舍农索写的那些三重唱上面。我又根据格里姆和助理司铎瞎凑出来的一些唱词，写了两三曲新的三重唱。我不禁惋惜我在这毫无杂念的欢乐时刻所写、所唱过的这些三重唱，我把它们和我的全部乐稿都撇在武通了，也许达温浦小姐拿去当了卷发纸，但它们却是值得保存的，大部分对位都写得很好。在这些短途旅行中，我很高兴地看到“姨妈”的心情十分愉快，而我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就是在某一次这样的短途旅行之后，我很快、很潦草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助理司铎，人们将在我的文件里看到这首诗。
　　在离巴黎更近一点的地方，我还有另外一个很合我的口味的落脚点，那就是缪沙尔先生家里。缪沙尔先生是我的同乡，我的亲戚，又是我的朋友，他在帕西置了一所风光明媚的幽居，我在那里曾度过一些十分宁静的时刻。缪沙尔先生原是个珠宝商，很通情达理，做买卖挣得了足够的资财，又把独生女嫁给票据经纪人的儿子、御膳房总管瓦尔玛来特先生以后，就作出一个明智的决定，在晚年摆脱买卖和事务，在生活烦扰与死亡之间安排了一个休息与享受的间歇时期。这位老好的缪沙尔先生真是个实践的哲学家，他在自建的一所惬意的房子里，在亲手经营的一个很漂亮的园子里，无忧无虑地生活着。在挖掘园子的花坛时，他发现了大量贝类化石，以至他那兴奋过度的想象力竟在自然界里只看到贝壳，最后他真以为宇宙都只是贝壳和贝壳的残余，整个地球也只是含贝的泥沙了。他老是想着这种东西，想着他那些离奇的发现，便越想越兴奋，这些思想最后在他脑子里简直要形成体系了，也就是说形成疯病了——如果不是死神来把他从他的朋友们手里夺走了的话。他的死，对于他的理智是个大幸事，但对于他的朋友们则是个大不幸，因为朋友们都喜爱他，在他家里小住是最惬意不过的。他死在一种最奇特而痛苦的病上。那是一个瘤，长在胃里，不断地增大，使他吃不了东西，而人们却久久找不出不能吃东西的原因。这个瘤在把他折磨了好几年之后，终于把他饿死了。这个可怜而又可敬的人的最后一段生活，我一想起就不由得不伤心。那时候，看他受苦的那种惨相而直到他最后一息都还不避开他的，只有勒涅普和我两个朋友了。他接待我们还是那么高兴，而他自己却已经病到这样程度：看到他请我们吃的饭食真是眼馋，可自己连吮几滴很淡的茶都几乎不可能，喝了后马上还得吐出来。但是在这种痛苦的时间之前，我在他家跟他交给的许多优秀的朋友在一起度过了多少愉快的时刻啊！在这些朋友之中，第一应推普列伏神父。他为人极亲切、纯朴，他的心灵使他的作品生气勃勃，值得永垂不朽，他的脾气和在社交界中的表现，毫无他给作品涂上的那种忧郁色彩。还有普罗高普医生，他是个惯得美人怜的小伊索。还有布朗热，他是在死后发表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的著名作者，而且我相信，他把缪沙尔的思想体系扩展到整个宇宙上去了。在女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