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录-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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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利。这个建议使我愤慨极了，特别是因为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个建议并非出于主动；我知道他这个人本身等于零，只是在别人的推动之下才能想点什么，做点什么。我太不懂得克制自己了，所以我对这个建议的鄙视没有能瞒得过他。我对那位宠妃缺乏好感，也瞒不过任何人；我心里十分明白，她是知道我对她没有好感的，而这一切也就把我的切身利害跟我的自然气质在我为舒瓦瑟尔先生的祝愿中结合起来了。我既对他的才具（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才具）早有敬佩之心，又对他的美意满怀感激之情，此外，我在我的隐居生活中又完全不知道他的爱好如何、生活方式如何，所以我预先就把他看成了社会大众和我自己的报仇人了。当时我正在对《社会契约论》作最后的修改，就在这部书里把我对前几任大臣的想法和对超轶前人的现任大臣的想法只用一句话表示了出来。这一次我可就违反了我所最信守不违的箴言了；而且，我当时就没想到，当你要在同一篇文章里强烈地称颂或谴责，而又不指出人名的时候，你就必须使你的称颂之词切合你所称颂的对象，使最多疑善忌的人也不能从中看出任何模棱两可之处。在这一点上，我当时太糊涂了，认为绝对没有问题，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误解。过一会儿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了。

　　　　我的霉运之一是总跟一些女作家打交道。我以为至少在大人物之中，我总可以避免这个霉运了。其实不然：霉运仍然钉住我。卢森堡夫人，据我所知，是从来没有这种毛病的。但是布弗莱伯爵夫人却有这种毛病，她写了一个散文悲剧，先在孔蒂亲王先生的社交圈子里朗读、传诵和吹嘘过，有这么多的赞赏她还不满足，还要问问我的意见，想得到我的赞赏。我的赞赏她是得到了，可是温和得很，恰如作品所应该获得的那样。此外，我还觉得不能不向她提出一个意见，就是她那个叫做《豪迈的奴隶》的剧本跟一个英国剧本很相似，这个剧本不很知名，可是译出来了，题为《奥罗诺哥》。布弗莱夫人谢谢我的意见，一面却又向我保证说，她的剧本和另外那一个毫无相似之处。这个剽窃，我除对她一人说过以外，从来没有对任何别人谈过，而我之所以告诉她，也只是尽了她强使我尽的责任罢了；从那时起我就时常想到吉尔·布拉斯在讲道的大主教面前尽责的那种后果。

　　　　不单是布弗莱神父——他根本就不喜欢我，不单是布弗莱夫人——我在她面前犯了女人和作家都永远不能原谅的错误，我总觉得元帅夫人的所有其他朋友也都不很愿意跟我交朋友。其中就有埃诺议长，他加入作家队伍后就免不了有作家的毛病，也有迪德芳夫人和莱斯彼纳斯小姐，他们俩都跟伏尔泰相交甚厚，又是达朗贝的密友，后者甚至到最后就跟达朗贝同居了——当然罗，他们住在一起都是极规矩的，极冠冕堂皇的，根本不可能作别样的解释。最初我曾十分关切迪德芳夫人，因为她双目失明，在我的眼光里就成了同情的对象。但是她的生活方式跟我的太相反了，差不多一个人的起床时间就是另一个人的就寝时间。她对小有才气的人又那么无限度地热爱，随便出版一本破烂货，也当作了不起的大事或捧或骂。她说话就是圣旨，说得又那么专断，那么粗暴；不论对什么事，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那么执着，谈起来总是青筋暴涨，浑身抽搐。她那不可思议的成见，那不可克制的固执，那感情用事的论断的顽固性所产生的毫无道理的热忱——所有这一切不久就使我生厌了，不想再照顾她了。我疏远了她，她也觉察到了这一点：这就够叫她怒不可遏。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一个有这样性格的女人是多么可怕，但是我还是宁愿挨她的仇恨的大棒，也不愿遭她的友谊的灾殃。

　　　　我在卢森堡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这样孤立无援还不够，又在她的家里结了仇敌。这个仇敌，只有一个，可是，就我今天所处的境况而言，这一个就抵得上一百个了。这个仇敌当然不是她的兄弟维尔罗瓦公爵先生，他不但曾来看我，并且还多次邀我到维尔罗瓦吉；由于我回答得极为礼貌，他就把这种含糊的答复当作同意，因而邀请卢森堡先生和夫人去小住半个月，并且向我提出跟他们同行。当时我的健康状况所需要的照料不容许我出去走动而不发生危险，所以我就请卢森堡先生烦神代我谢绝了。人们从他的复信（丁札，第三号）里就可以看出他是极其恳切殷勤的，维尔罗瓦公爵先生并不因此就不对我厚爱如前。他的侄子兼继承人、那年青的维尔罗瓦侯爵对我就没有他的伯父待我的那种美意了，同时，我承认，我对他也没有象对他的伯父那样敬仰。他那种轻浮的态度叫我感到受不了，而我的冷淡态度也招来了他的憎恨。有天晚上他甚至在餐席上还捉弄了我一下，由于我蠢，沉不住气，应付得很不好，而我一发怒，我那点儿机智不但不见增长，反而飞到九霄云外去了。我有一只狗，是别人在它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差不多在我刚住到退隐庐的时候送给我的，我管它叫“公爵”。这只狗并不好看，可是在它那一种里还很罕见，我把它当成我的伴侣和朋友，并且毫无疑问，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还更配称为朋友。由于它禀性对人亲热，又有感情，我们彼此又互相依恋，它便在蒙莫朗西府里出名了；但是出于一种很愚蠢的顾忌心理，我又把它的名字改为“土耳其人”，其实有无数的狗都叫作“侯爵”，也没见过哪一个侯爵为此而生气的。维尔罗瓦侯爵知道这个改名字的事，便向我紧紧迫问，以至我不得不当席把我做过的事叙述一篇。在这段故事里，“公爵”的名字之所以有侮辱意味，不在于给狗取了这个名字，而在于给它取消了这个名字。最糟的是当时有好几位公爵在座：卢森堡先生是公爵，他的儿子也是公爵。维尔罗瓦侯爵是未来的公爵——今天他就是公爵了。他以一种幸灾乐祸的喜悦，从他给我造成的窘态以及这窘态所产生的后果中取乐。第二天有人对我说，他的伯母为这事把他臭骂了一顿；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这顿臭骂，假使实有其事，是不是会有助于改善他跟我的关系的。

　　　　无论是在卢森堡公馆还是在老圣堂区，只有罗伦齐骑士帮我对付那么多敌人。罗伦齐骑士自称是我的朋友，但是他与达朗贝相交更密，他就是凭达朗贝的保护才在女人们面前充起大几何学家来的。此外他向布弗莱伯爵夫人献殷勤，或者毋宁说是甘愿受她摆布的，而伯爵夫人本人就是达朗贝的好朋友；罗伦齐骑士只有靠她才能存在，也只以她的思想为思想。所以，不但我在外界没有什么力量来抵消我的笨拙，维持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的关系。而且凡是她身边的一切都仿佛配合起来，要在她的心目中损害我。然而，除了曾表示愿意负责出版《爱弥儿》之外，她在那个时期还给了我另一个关切和感情的表示，使我相信，即使她对我感到厌倦，却还保持着、并且还将永远保持着她那么再三再四向我保证的终身不渝的友谊。

　　　　有了可以从她那方面期望这种友情的信心，我就在她面前开始把我的一切过错都坦白出来，以求得良心的安宁。我交朋友有个牢不可破的原则，就是在他们眼里正确地显示我的真面目，不要显得比实际好些或坏些。我向她说明了我跟戴莱丝的关系，以及这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后果，连我处理我那几个孩子的方式也没有隐讳起来。她听了我忏悔的这些事，表示的态度很好，甚至太好了，免了我所应受的谴责；特别使我深受感动的就是看到她对戴莱丝表示出的种种盛情，送些小礼物呀，派人找她呀，敦促她去看她呀，以百般的爱抚接待她呀，屡次当着大家的面拥抱她呀等等。那可怜的女孩子真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而我当然也有同感。卢森堡先生和夫人这样对我恩厚至极地推爱于她，使我受到的感动比他们直接爱我还要深切得多。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事情就发展到这个程度；但是元帅夫人后来又恩厚到要把我的孩子领一个回来。她知道我在大孩子的襁褓里放过一个号码，就问我要这个号码底子，我就交给她了。为了这次认领，她把她的贴身侍役又是她的心腹人拉·罗什派了去。拉·罗什白白地进行了许多调查，虽然事隔不过十二年或十四年，结果却一无所得；如果育婴堂的记录保存得好的话，如果调查认真进行的话，那号码是不会找不到的。不管怎样，这次认领失败并未使我怎样不快，假使我从这孩子出生时起就注视着他的命运，我还会更不快呢。而且万一人家根据线索，随便拿一个孩子算作我的，我心里一定会问这真是我的孩子呢还是人家换了一个假的呢。这种怀疑会使我因无法断定而心中难受，我也就不能领略到真正的自然情感的全部美妙：要想维持这种情感，是需要双方朝夕相处的，至少是在孩子的童年时代。孩子你并不认识，又长期不在身边，这就会削弱、终至破坏你为父母的感情，你永远不会对放在别人家里奶大的孩子和放在身边养大的孩子同样疼爱。我在这里所作的思考，就过错的后果方面来说，能够减轻我的过错，但是就过错的动机方面来说，又加重了我的过错。

　　　　有件事提一下也许不是无益的：这个拉·罗什，由于戴莱丝的介绍，又跟勒·瓦瑟太太认识了。勒·瓦瑟太太还是由格里姆养在德耶，紧挨着舍弗莱特，与蒙莫朗西近在咫尺。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就是托拉·罗什先生继续交钱给这个女人的，一直没有断过，并且我相信，他也常替元帅夫人送些礼物给她；因此她虽然常常诉苦，处境却绝不会困难。至于格里姆，因为我绝不喜欢谈起我应该恨的人，所以我在卢森堡夫人面前只是在不得已时才谈到他；但是她有好几次逗引我谈他，却又不告诉我她对这个人的观感如何，也始终不让我猜透这个人和她是否相识。你所爱的人们对你毫无保留，而你对他们却持着保留态度，特别是在与他们有关的事情上，这种保留态度是不合我的口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有时就不免想起她对我的那种保留态度，不过那也只是在别的事情使我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才是这样。

　　　　自从我把《爱弥儿》交给卢森堡夫人之后，很久就没有听人说起了；最后我总算得悉，交易是在巴黎跟书商迪舍纳谈妥的，又通过迪舍纳，跟阿姆斯特丹的书商内奥姆谈妥了。卢森堡夫人把我跟迪舍纳要订的合同一式两份寄给了我，叫我签字。我一看字迹，就认得是马勒赛尔卜先生不亲笔给我写信时替他代笔的那个人的手迹。我深信我的合同是经过这位官员核准，并且由他看着订立的，这就使我满怀信任地签了约。迪舍纳为这部稿子，应付我六千法郎，先付半数，还有，我记得似乎是一百或两百部书。我签了约之后，就把一式两份都如卢森堡夫人所愿寄还给她。她把一份交给迪舍纳，自己留了另外那一份，没有再寄回给我，后来我一直就没有再见到过。

　　　　我认识了卢森堡先生和夫人，便对我的隐遁计划多少起了些牵制作用，但是并没有使我放弃这个计划。就是当我在元帅夫人面前最得宠的时候，我也始终感觉到，只有我对元帅先生和夫人的真诚感情才能使我忍受得了他们周围的那些人事关系；我感到的全部困难，就是怎样才能把这种感情和一种较合我的口味、较不违反我的健康需要的生活方式协调起来。尽管他们费尽心思照顾我的身体，但是那种拘束和那些晚宴还是使我的健康状况不断下降。在这方面，他们的关怀真是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比方说，每天晚饭后，元帅先生要早睡，总是不管好歹就把我带走，让我也去睡觉。只是在我的灾难临头之前不多时，不知为什么他才停止了这种关注。

　　　　甚至在发觉元帅夫人冷淡之前，我就想执行我原先的那个计划，免得陷于这种处境。但是我没有办法这样做，我不能不等《爱弥儿》合同的签订；在等待期间，我最后修订了《社会契约论》，并且把它寄给了雷伊，定价一千法郎，他也照付了。我也许不应该漏掉一件跟这部稿子有关的小事。我是把这部稿子封得好好的交给迪瓦赞的，他是伏沃地方的牧师兼荷兰教堂的祈祷师，有时来看我，跟雷伊有联系，所以就负责把稿子带给雷伊。这部稿子是用小字写的，体积很小，还装不满他的口袋。然而过关卡的时候，他那包稿子不知怎的竟落到关吏手里了，关吏打开了包，检查了一下，当他以大使的名义索回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