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8-历史的灰烬-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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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着包袱哭哭闹闹地要走，一会儿是嫌吃饭无鱼，一会儿嫌出门无车。就像大户人家的如夫人，今儿赌气不吃饭，明儿瞧丫环媳妇不顺眼一样。　　　　
　　　　恃宠而骄，谏臣首推第一。那位唐王的魏征就很有女人气，他原是太子建成的门下，太子被李世民杀了后，他也曾闹了几天别扭，不愿意改侍新主李世民。就像死了丈夫的小寡妇，开始也着实悲伤了一阵，可过不了多少日子，就耐不住空房的寂寞；禁不住媒婆的诱惑，等到那个吓走虬髯客的著名男人——李世民一上门，“她”也就半推半就地“荐了枕席”。魏征既已投到李世民宽广的怀抱，从此就忘了“前夫”——那个可怜的李建成，抱着生死相依的劲儿，一心跟定了这位著名的“郎君天子”，两人恩恩爱爱、打打闹闹地共同打理着唐室江山。就着皇帝的宠幸，魏征总是不失时机地行使着撒娇权。皇帝干什么他都要阻拦劝谏，皇帝生气，他就往地上一跪，又是磕头又是打嘴巴，而且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弄得皇帝不好撕破脸，只得依了他。谁知一而再，再而三，竟纵了他的脾气。难怪李皇帝说，魏征的刚直里面透着媚气。　　　　
　　　　齐桓公的管仲也是个有名的“二锅头”，他原是公子纠的门下，在主人死后，他禁不住老朋友鲍叔牙皮条拉得又紧又长，只好羞羞答答地“爱”上了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从此就如胶似漆地，一天也离不开小白了。　　　　
　　　　宋朝光宗时，大臣傅良大冬天早晨要拉皇帝上朝，可皇后要陪皇帝喝酒驱寒取乐，傅大臣竟不顾皇后生气，竟牵着皇帝的衣襟，哭哭啼啼个没完，一定要皇帝跟他去上朝。他与皇后就像戏台上大老婆和小老婆争老公一样，大老婆自知年长色衰，想以妇德绾住丈夫的心，一本正经地唱道——　　　　
　　　　夫君阿，且随我去书斋，经书里面福禄长。　　　　
　　　　小老婆则以花容月貌来勾老公，娇滴滴地甩着水袖、抛个媚眼唱道——　　　　
　　　　老爷阿，奴家回房啦，红杏枝头蜂蝶忙。　　　　
　　　　德、色皆是想有作为的大男人所欲，对于宋光宗这个当时的天下第一男人来说，一边是江山社稷，青史汗流；一边是如花美眷，红炉小酌。如此争把双眉斗画长，一时倒叫他难以取舍，看来只能让两只粉拳竞猜决定了。　　　　
　　　　清朝雍正时，大学士陈世倌也是这副劲儿，今儿谏议，明儿奏折，不依他就大哭大闹，雍正为了耳根清静，少不得最后还是依了他。这个被有些人赞美不已的著名天子回后宫还经常说：今天陈世倌又对朕哭了一次，只得同意了他。言下大有无奈之感。　　　　
　　　　说起这，东汉光武帝时，大臣申屠刚为了劝皇帝不要出去游猎，竟将头伸进车轮之下。这就像女人要挟丈夫，“我不想活了，不依我，我死给你看，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死了才高兴？”弄得丈夫赶紧声明绝无此意，为了证明心迹，就只好依了老婆。申屠刚就有这股泼妇味道。光武再武，遇到这个“刚”，也得摇头叹气服输。　　　　
　　　　中国的这些大臣大都有点女人气，这倒也合了董仲舒的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天子是乾，臣下是坤，君臣如父子更如夫妻，满朝文武就如三宫六院。如此分宫别院，难免有宠有疏。受宠者自然目无余子，认为只有自己真爱皇帝，余人皆有坏心，都是奸臣，都要加以打击，但其打击他人的目的不过是想一人独占皇帝而已。皇帝倘若抱定不与妇人女子计较的宗旨，假以辞色，大度为怀，他就得脸望上爬，“人来疯”一样地演上一幕幕恃宠而骄的闹剧，甚至最后尾大不掉。　　　　
　　　　这些恃宠者，若碰上个怜香惜玉的皇帝，也就罢了，这个多情的皇帝为了君臣间的“爱情”就事事依你，紧要处还放你一马，把你当作一个无理性的可爱动物对待，像乾隆对待和砷；倘若碰上个蛮子似的天子，兀那厮忒也不懂风情，谁闹就打谁，廷杖打得屁股开花还不算，谏，杀无赦！敢谏者死！就像对付后宫美人一样，不尽心侍候，闹脾气者，轻则打入冷宫永巷，重则白绫赐死。连杨贵妃也还被唐明皇赶回家过一次，最后还靠送上的一束青丝表悔，才求得皇帝的回心转意。　　　　
　　　　现代有位著名的大儒，可谓秉承传统衣钵，竟然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老人家较劲儿，无非是仗着自己是老人家的老交情、座上客。可是再宠爱你也不能纵你给我没脸啊？这教坏了人多不好，须知我的座上客多着呢。难怪老人家批评他：“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真是一语破的，一句顶我等一万句。那位大儒确实得了儒家臣道的真传，可是时代不同了，恃宠而骄不成了，哭哭闹闹、磕头泣血也无用。须知这一闹影响多坏，不惩一儆百还了得！大儒也得进冷宫。当然，冷宫里生活自有保障，老人家毕竟还是护花使者嘛。可叹的是，事发三十年多年后，大儒在庆幸没遭杀无赦时，竟怀着股白头宫女闲话玄宗的感伤，叙说着当年失宠的经过。　　　　
　　　　中国的旧政治里面充满着强烈的脂粉气。在这个红袖乱舞的戏台上，男人都死绝了，只剩下皇帝例外。文臣武将都是皇帝的“女人”，都得围着“皇帝老公”转，彼此之间还得争风吃醋、互相攻讦，竞相向皇帝献媚求宠，表达爱意。得意者恃宠而骄，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失意者向隅而泣，沦落下尘。总之，个人的生死荣辱，全得仰仗“郎君天子”，他的一颦一笑都会给“为妻为妾”的带来祸福。可是怎样才能获得“郎君天子”的眷顾呢？那就要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于是，有的学成文武艺，炫耀才学和武功吸引皇帝的“眼球”，讨得皇帝的欢心；有的以忠诚老实博得皇帝对黄脸婆似的放心；当然也有不少靠施展狐妖花魅功夫，弄得皇帝猪油蒙了心。失宠者固然要加紧卖弄风情，使劲撩拨，哭哭啼啼地左检讨右检讨，再三表述忠心，企求重谐鱼水，再作冯妇；得宠者更要千方百计巩固欢心。有的一味献殷情，凡事顺着皇帝，这固然能得到不少平庸皇帝的宠幸，但若遇到某些伟丈夫型皇帝，这一套就不灵了。这些伟丈夫就不喜欢“我随你”型的，他偏要追求新奇刺激，要征服驯服倔犟的“小马驹儿”，喜欢爱闹别扭的“野妞”，只有这样，他才觉得宫闱之中有情趣。于是就有不少强项的大臣应运而生，像光武帝时的强项令，像以上所说的诸位耍泼哭闹的大臣就是。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那就是闹别扭的“野妞大臣”，只能在英明天子的时代才能闹成功，只是在英明天子喜欢情趣想换换花样时，才会获得宠幸。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无论　“郎君天子”怎样，大臣都是女人，只不过，有什么样的郎君就有什么样的妾侍。　　　　
　　　　数千年的政治被媚气所笼罩，这破坏了造物创造两性世界的初衷，打破了阳刚和阴柔原本的平衡，从而使得阴柔成为历朝历代的主旋律，使得阴谋、权术、奸诈和谄媚有了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完全可以说，世界因为此而变得灰暗，人心也因为此而走向险恶。本来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阳刚和阴柔相生相克，但男人如果强学女人，不管是不是心甘情愿，就必然导致阳刚的钙化和阴柔的厚积。制约的平衡原是世界的本质，向任何一方倾斜，都会动摇有情世界的基础。何况芸芸社会，何况茫茫人心，更何况如沙一样的男人女人。当然这也包括统领天下的皇帝和协同治国的大臣，一旦皇帝走向无限威权，大臣也就不得不随之走向无限妩媚，而这对政治生态的伤害就绝不仅仅是制造了一批“政治人妖”那么简单。一句话，皇帝的威权如果建立在大臣的妩媚之上，那政治将永远冻结在冰河期，新制度的苔藓将永远不会自发地爬上这古老的石头。　　　　
　　　　　　　　


第二部　　雍正与溥仪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但他是个残暴不仁的无首昏君，如果因为统一之功而肯定这个秦朝皇帝，那对长城脚下的皑皑白骨、骊山底下的无数冤魂，恐怕很不公平。饱受离乱之苦的黎民黔首，活埋地下的儒家士子，他们的冤屈，他们的长恨，不能不有个交待。秦始皇是他们的皇帝，是不是明君，只有他们有发言权，后代的人们又怎么能理解他们的切肤之痛呢？　　　　
　　　　清朝的雍正皇帝是个暴君，民间传说他有一个叫做“血滴子”恐怖组织，最后还被吕留良的女儿侠女吕四娘割去了脑袋。这固然是小说家言。但史载，他即位后就把曾经与他竞争皇位的八弟、十弟的名字改为“阿绮那”、“赛斯黑”，也就是“猪”和“狗”的意思。须知，这些对手，都是他的兄弟，他们是猪狗，那他又是什么，他们的父亲——康熙老皇帝又是什么？可就这么个皇帝，火爆银屏的电视剧《雍正王朝》却对他推崇备至，认为200年的历史烟尘掩去了他的丰功伟绩，历史的评价、民间的传说实在冤屈了一个励精图治的有道明君，他的所作所为，种种都是不得已，虽是霹雳手段，却是菩萨心肠。《雍正王朝》高看雍正，无非是他在位十三年，积攒了5000万两库银。《雍正王朝》如此见钱眼开，实在让人不敢苟同，虽说如今搞市场经济，谁能挣钱谁就是能人，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挣钱是为了活得更像人！怎么能舍本逐末，因为手段而忘记了目的。　　　　
　　　　那些死在雍正霹雳手段下的无数冤魂，你们的冤屈和痛苦就长埋幽冥吧，你们也应该体谅你们那要有所作为的皇帝，你们的横死，就算是为了国富民强作出的一种牺牲吧。可是这种牺牲也未免太残忍了，雍正在位十三年，掀起的大文字狱就达10起，他的父亲康熙在位六十年，其时尚是汉族知识分子顽强抵制的时候，文字狱也不过10来起。雍正四年，查嗣庭主考江西，只因考题是《诗经》中的一句话“维民所止”，就被治罪，理由是“维”和“止”两个字砍了“雍正”的头。这句话已存了2000多年，那时候，爱新觉罗家族还不知在什么地方转筋呢。　　　　
　　　　清初学者吕留良有反清思想，他宣传民本观念，主张君臣以友相处。雍正在位时，吕氏早已作古，但湖南士子曾静等人仍四处鼓吹他的学说。雍正再次使出了他的霹雳手段，将吕留良掘墓鞭尸，挫骨扬灰；但他仍不忘显出一副菩萨心肠，亲自著书《大义觉迷录》，批判吕留良和曾静，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将该书印发各级官员对照学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曾静也网开一面，不杀他，留他作反面教材，让他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承认自己的无知糊涂，赞美皇上的开明和仁慈。可惜，乾隆不理解雍正的恩威手段，即位后不久就砍了曾静的头，并收缴了《大义觉迷录》。　　　　
　　　　雍正的行为算是彻底伤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他不仅要从肉体上消灭异己，而且还要在精神上加以摧残，试想，巡回检讨的曾静，项上的人头虽然得以暂寄，但他还有何尊严？知识分子向来是可杀不可辱，于他来说，实在是不如死而卫道；于他的听众，不免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雍正惩治异端思想的手段，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子孙爱新觉罗·溥仪重蹈了曾静的际遇。文革中，作曲家周巍峙被迫谱写了一首《牛鬼蛇神队歌》：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敌人　　　　
　　　　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砸烂砸碎　　　　
　　　　我是牛鬼蛇神　　　　
　　　　我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有罪，我改造，我改造　　　　
　　　　不老实交待死路一条，死路一条　　　　
　　　　溥仪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劳动队被迫学唱队歌，由于他始终学不会这首歌，而且声音又低，被罚出列练唱。虽经反复练习，仍是只会唱，“哎哟，我有罪呀！哎哟，我该死呀！哎哟，哎哟”，为此，受尽了屈辱。溥仪遭此精神强暴时，恐怕不会想起200年前，他的老祖宗也曾经强迫一个知识分子在全国各地自打嘴巴，“我有罪，我该死”。这不能不说是个莫大的讽刺和报应。　　　　
　　　　雍正作恶当时，遗祸深远。对此，《雍正王朝》又何必将“真事隐去”，敷衍出如许一大篇“假语村言”？　　　　
　　　　　　　　


第二部　　跪到茫茫大地上忏悔自己吧

　　　　晋代的王衍活着的时候是一代清谈领袖，饱享大名，风光十足。尽管后来有个不光彩的凄凉下场，在他死后一千多年内还是常被“刀笔手”们念叨。这些臭文人们想他，倒不是崇拜他的谈风玄雅，说来令王先生惭愧，他的永垂不朽，是因为他这个“大秀才”遇到石勒那个“大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