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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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共鸣等情感体验，并从这种感动中进一步推广到对人生世相的反应，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体味事物的“哀”的情趣。同①，第85—86页。这种“物哀”传统深深地浸润着日本一代一代的文学艺术家乃至普通国民。　
　　无独有偶，吕赫若所喜爱的日本近代作家作品，也大多凸显出这种对大自然的亲近情感。笔者在前文已指出，吕赫若读到的最早的文学启蒙读物，就是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这部作品与德富芦花的散文集《自然与人生》一道，曾被当做日本近代散文随笔文学的典范，还一度被指定为近代日本国民实行“情感教育”的通读书目。尽管笔者没能找到直接证据来印证吕赫若一定阅读过德富芦花的《自然与人生》，但德富芦花、岛崎藤村等日本近代作家以晓畅平易的语言、精确描摹大自然的瞬息变化与四时更替的意识旨趣，显然给吕赫若以深刻的启发和影响。而他之所以对林芙美子的《明暗》等作品赞不绝口，也是因为被林芙美子笔下的“人之美”与“自然之美”所深深地吸引的缘故。吕赫若也同样以他细致平淡的笔触描摹着大自然的山野林木、霜晨月夜、倒影炊烟等自然风物，展示着它们的千姿百态与美的魅力。笔者注意到，吕赫若笔下经常出现与“物哀”审美传统极为相似的、表现人与自然充满亲和情感的文字：　
　　　
　　漂浮在淡淡白色朝霭中的菊叶，张着蜘蛛的细丝，丝上挂着无数白色的露珠。一浇水，露珠扑簌簌地滑落，……日益苍绿的菊叶，笼罩在明亮季节的气息里，在逐渐冲破温煦的拂晓浓雾之光线中摇曳。已经几年不复见菊花的新叶吧。感受到新鲜植物的气息，一时之间耀勋恍惚拿着喷壶，嗅新叶的味道，同时油然而想把嘴凑进鲜嫩叶面，终于忍不住伸手触摸叶子。柔软叶面的触感及令心情舒畅的冰凉，传到指尖，沁入背脊。他如小便后般微颤。凝视被露水沾湿的盆栽之色彩，以及褪色的棚架，忽然唤醒他对由于几年的东京生活而中断的田园生活之怀念，深深感受到回到故乡的神清气爽。而且，发现故乡之美的喜悦，为四肢注入了力量，他赶忙替菊棚浇水。　
　　　
　　这是小说《清秋》中的一段文字，也许引文太过长了些，但在笔者看来，它的确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与日本审美传统密切相关的物哀美。作者先从菊花叶子上的几滴露珠写起，然后让主人公耀勋去触摸沾满露珠的叶子，于是，“柔软叶面的触感及令心情舒畅的冰凉”从指尖沁入背脊，甚至使“他如小便后般微颤”。这细腻的感觉与眼前的美景勾起了耀勋无可名状的喜悦，但在喜悦的背后，又隐藏着一种深刻的悲哀。整段文字无不充满着鲜活的大自然之生气，以及令人炫目的光与色，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宁静、小巧甚至有些闲寂的美学韵致。这种韵致，在日本经典文学作品里太普遍了。　
　　大概是频繁的地震、风暴与火山等自然灾害使日本人感到了自然界的无常和人生的虚幻，或者是太过险恶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感到了生活目标的渺茫，所以日本文化中始终渗透着深刻的宿命观，而这种宿命观又顽强地影响了他们心灵深处那种唯美的审美观念。正像许多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日本人把樱花尊崇为国花，就充分地表现了一种宿命观：樱花很像中国人心目中的昙花，其美在于瞬间。而正因其美在于瞬间，便有了人生苦短、良辰不再的象征意义；而樱花的花期正因太过短暂，所以才怒放得那么辉煌灿烂；小小的一滴露水，生命也是如此短暂，但也同样是玲珑剔透，在其短暂的生命中绽开绚丽的色彩，吕赫若的这一文字表现，实在是深谙日本传统文化与审美观念的艺术结晶。那沾满白色露珠、日益苍绿的新鲜菊叶，是否也在生命的新老交替与轮回中象征了一种微茫的希望？　
　　类似这种表现人（审美主体）与自然（客体）互相感应、彼此亲和的文字，我们在《玉兰花》、《山川草木》等小说里，都可以轻易地找到。甚至在《风头水尾》这篇展示自然环境之险恶、人对自然环境的顽强抗争的作品中，仍然充斥着这种素淡而宁静的人与自然的亲和之情。主人公徐华站在“一望无垠的木嘛黄防风林”边上，而“刺骨的海风从秃枝缝间袭来”，但在如此苛刻的自然环境中，徐华心头却涌起一股“暖意”，并强烈感受到一种生存的气魄。人与自然在彼此的抗争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前途手记》中的淑眉则是在阳光明媚的春天萌生了希望，在火热而烦闷的夏天付诸于“实践”，却在果实累累的秋天收获到了失望的苦涩，一到冰雪皑皑的冬天，寒冷和疾病一同来临。经过这样两个四季轮回，淑眉那美丽而年轻的生命便走到了尽头。可以看到整篇小说中，人物的心灵与外在的四季变换是如此亲密而直接地彼此感应，形成一种特殊的互动关系。这种以季节的变换与四时物象来表现人物命运的波折与情感波澜的艺术手法，我们在《源氏物语》等作品里又是何等熟悉！而日本诗歌与散文里对“季”、“季物”的表现也是再普遍不过的。究其原因，还是与日本人常以一种亲和的情感去注视、捕捉自然密切相关。“日本人对自然，特别是对四季的变化、植物世界的变化有着极其纤细而多彩的感受，这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观最重要的特征。”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在笔者看来，虽然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处在与日本文化直接接触的现实处境中，但像吕赫若这样剔除殖民统治的阴影而深谙日本文化与文学中“物哀”的审美理念，并将其具体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的，并不多见。原因恐怕不能不归结到吕赫若那独特的审美个性与艺术天赋上。作为一名在音乐、戏剧与文学诸领域里都取得了突出成就的艺术家，吕赫若对宇宙人生与自然万物之美，有着特殊的敏感与体悟，他很快被传统日本文化中那种唯美的精神所吸引，并具体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当然，我们还应看到，吕赫若所受到的日本文学与文化的这些影响，虽然广泛而深邃，但总是限定在艺术理念与审美熏陶的范围之内的。在深层次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社会历史观等方面，吕赫若的作品仍然承传着地道的汉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杀进”这些领域。　
　　此外，吕赫若对日本文化与美学传统的大量接受与借鉴，在某种程度上也隐藏着一种针对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而采取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机智策略。熟悉日本传统文化的人一定会了解，暧昧性恰恰是传统日本人的基本性格之一。直到今天，普通日本人在人际交往时，也很少使用“是”与“不是”等含义明确的词语，而作为日本文化的语言载体——日语本身，就有极强的暧昧性。不管造成这种文化心理的暧昧性的原因有多复杂，它的确可以成为吕赫若等人面对殖民高压、被殖民当局强迫“表态”时的一种应对策略。笔者第一次阅读完《清秋》后，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暧昧。小说前半篇，作者就像是张开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开始张得应该说是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但是在结尾收束时，却显得有些匆忙慌乱，力不从心。作者似乎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最后匆忙结尾了事。究其原因，当然与作者在“皇民化”高压政治下的心灵痛苦与挣扎不无关系，也与作者对殖民政府“阳奉阴违”的回应策略密切相关。但不能不承认，这篇小说乃至《玉兰花》等与“皇民化”有瓜葛的作品，更具有一种暧昧的美感。笔者认为，吕赫若在这里实际上巧妙地利用了日本传统文化和文学所固有的暧昧特征，为自己抗拒殖民政府的强权与高压服务，这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　　　　
结语在斗士和艺术家之间　　
　　三十八岁，一个虽说不上“如花似锦”却实实在在是人一生中最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年龄。　
　　三十八岁，本该是人生大展鸿图大有作为并充分享受生命之欢乐的年龄。然而，吕赫若恰恰是在这样的黄金年龄里猝然逝去。　
　　他原本可以不走这条路。作为20世纪40年代台湾音乐界屈指可数的当红歌唱家之一，作为在当时就很有影响的小说家，他完全可以过着一种自足安乐的优越而富足的生活，前提就是他能学得聪明一些，认准“风向”，像中国古人所说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或者，至少他能变得小心一些，胆怯一些，做一个当局的老老实实的顺民。　
　　但是，正如笔者在前文指出的那样，凡是对吕赫若的性格多少有些了解的人，应该不会惊讶于他在“左”的道路上竟然越走越远。以他那样的个性，以他那样对改造不合理社会的强烈愿望和对理想的炽热激情，吕赫若义无返顾地走上激烈的反抗之路，最后付出宝贵的生命也在所不辞，实在是他性格与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他生命旅程最合乎情理的归宿。　
　　作为一个炽热而坦诚的人，吕赫若的一生，就是为真理和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虽然坎坷却充满着血与火的战斗激情。吕赫若的小说作品，便是其真诚人格的具体写照。他把自己独特而隐秘的、纯粹个人化的感受，在那充满着压迫与愤怒的血腥年代里，以虚构的艺术形式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出来。当这种虚构的艺术想象远远不能满足自己改造社会的急切愿望时，他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陶醉在自己虚幻的艺术象牙塔中，终于迫不及待地要“赤膊上阵”了。吕赫若最后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投身到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洪流之中，以身殉了自己的理想。吕赫若以自己惨烈的人生悲剧昭示后人：在当时强大而黑暗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勇敢地喊出真实的声音，是要付出多么沉痛的代价。　
　　那深藏在心中、压抑已久的叛逆之火，点燃了吕赫若的心灵。他用这心灵之火为自己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这灯火激励着吕赫若在人生之路上顽强地前行，那是他生命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吕赫若让自己的生命之火尽情燃烧，让他的生命在极短暂的历程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辉，而在这耀眼的光辉中，吕赫若的生命戛然而止。如同一道闪电，溘然消失在茫茫的黑夜里。他与黑暗一同灭亡，却把对光明的无限向往留给了后人；也把无尽的悲壮、敬仰与痛惜等情感，留待后人细细咀嚼。　
　　当然，当把叛逆看作吕赫若性格中最为核心与本质的一个方面时，笔者希望这样的概括不要人为地遮蔽了吕赫若性格系统的其他方面，尤其是吕赫若个性中那些丰富多彩乃至复杂矛盾的方面。　
　　事实上，吕赫若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在朋友眼中他不仅外表潇洒，而且为人豪迈，言谈举止充满风趣。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323页。他乐善好施，爱交朋友，尤其珍视文学艺术界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吕赫若在自己的日记中，保存了不少与朋友在一起时“大喝美酒”、“畅饮醇酒”的记载。通常的情况是，他一喝酒就脸红，而在微醉之中，吕赫若总是要放声歌唱。吕芳雄也回忆道，吕赫若在家乡潭子公学校教书的时候，偶尔到学校参加聚餐，不善饮酒的他总是被师长们灌得酩酊大醉，“骑着脚踏车一路摇摇晃晃的回家，一进家门便倒地不起”《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16页。。对待孩子们，吕赫若虽然有时态度粗暴，厌烦孩子们的吵闹影响他的写作，但在心绪好的时候，他也会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学狗爬，让孩子坐在自己的背上玩乐。他自己疼爱的女儿绯纱子五岁那年因病夭折，实在是其人生之大痛。吕赫若在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为爱女治病的过程。得知女儿得的是脑炎后，吕赫若“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女儿的病情稍稍有所好转，吕赫若的心绪也立刻好转了许多。但没过多少时日，女儿终因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吕赫若感觉自己的心“好像被挖掉了一块”，他在日记中对女儿说：“爸爸尽了全力来医治你，而你今早却忽然而逝！……这毕竟不是爸爸的力量所能及的。”《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4年6月28日。他还以《星星》为题写了一篇小说，以寄托自己的哀痛之情，可惜未能公开发表。同①，第29页。吕赫若不仅珍视着人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而且对周围的人与物总是充满着关爱与同情，自家养了九年的狗死了，他也痛惜并感伤不已。同②，1942年10月18日。对于生活，对于艺术，吕赫若有着说不出的热爱与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