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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六卷啼血的行吟--"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小说世界 作者:沈庆利-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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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赤裸裸的物欲成为支撑周海文灵魂的全部内容，追求与看管财富也就成为其人生的主要目标。小说的文本特别强调，周海文最大的特点是“在物质上，为了自己的的利益，无论使用任何手段也毫不踌躇”。他的眼中只有“物”，而没有“人”。妻子的发疯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他却因为八十元的现金被秋香偷走而寝食难安。分家的时候，“到了弟弟们要搬家的日子时，海文特地早起，里里外外地踱步。手搭在弟弟们的行李上，察看是否多带走了什么东西”。
周海文的出身与文化教养都决定了他的封建性的腐朽特征，在他身上我们又看不到新兴资产阶级大胆进取和开拓的精神。他贪婪地占有着财富，那只不过是精明地算计着如何盘剥别人，如何掌握着财产不让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却从来没有深谋远虑地扩大资本，在商业和实业中积累财富，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相反，他缺乏一个资本家起码的胸襟与抱负，更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冒险，小农生产者的保守、狭隘与闭塞在他身上暴露无遗。但他虽然没有能力和胆识在父亲开创的家业上有一丁点儿开拓，在维护自己家庭内部的统治，尤其是驾驭女性方面，他却是无师自通地掌握了一套手腕。他不动声色地把这几个女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先是给她们一点小小的利益让她们品尝到甜头，然后暗中怂恿她们互相争宠彼此倾轧，实际上是利用了她们的缺点将其各个击破。正是在这种极端自私心理的作用下，他对于女人也只是占有与发泄，把她们当作物品一样“使用”，而决不对她们动一点点感情。一旦在“使用”完之后，又毫不人性地将她们一脚踢开。——我们发现，周海文的这一人物形象典型地体现了封建专制文化与男权文化相结合而产生的腐朽与黑暗等特点。
吕赫若还通过《逃跑的男人》中的主人公王庆云，干脆直言不讳地指出：整个家族的衰败都是“父亲一个人不争气所造成的”。这篇小说里的父亲更是一个典型的败家子形象。祖父去世以后，子女们分家的时候，因为父亲这一支是长房长孙，所以分得了全部家产的三分之二；但丰厚的遗产并不能阻止他们家迅速走向败落。面对着自己的儿子与后妻一家的矛盾，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却完全置之不理，竟然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般若无其事的样子。对他来说，只要能够“一口接一口抽着鸦片烟”就完全天下太平了。与《合家平安》中的范庆星一样，中学五年级的时候，父亲就让庆云“想想看家里的财产。已经只够吃饭了还要付你的学费？”作者通过主人公庆云之口多次谴责小说中的父亲形象，并当面质问父亲：“只要能满足地抽鸦片就够了吗？请你想想家里的事，想想我的将来。我祖父留下那些财产，而你即使全部花光了也毫不在乎吗？”
甚至连《婚约奇谈》中始终未曾出面、作者只是几笔带过的琴琴的父亲，也是一个专制、残暴、见钱眼开而不顾女儿幸福的“恶父”形象。他完全把女儿当成了待价而沽的物品，一心想着“卖”个好价钱：“在父亲的眼中看来，这么多的有钱人家向只是公学校毕业的女儿提亲，该是多么幸福的事。甚至认为一定是自己的好运到来。为了挽救没落的家计，正绞尽脑汁想跟有财势人家攀亲，让女儿钓个金龟婿，帮助他达成愿望。”父亲从来没有把女儿的一生幸福放在心上，在他看来，为了家庭（确切地说为了自己发财）而牺牲掉女儿的幸福是多么天经地义，因此为了逼女儿就范，“父亲对琴琴发挥了日常对子女的暴君作风、力逼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大好的机会”。女儿不答应，他就把琴琴在家里关禁闭一个星期，还扬言再不答应，就要关一年。连琴琴都愤怒地骂“这种父亲……”很显然，这样的父亲已经见钱眼开到了丧失了人性的程度。
应该说，对父子冲突的表现，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重要母题之一。早在古希腊神话中，就有这样的传说：宇宙之初，地母该亚生下了天神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娶她为妻后生下了六男六女，但他对自己的子女非常仇视，后来是他的儿子克洛诺斯打败了父亲乌拉诺斯，登上了天神的宝座。而中国古代神话《哪吒闹海》也同样表现了这种儿子对于父亲决绝的反叛姿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反叛对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是有着独特意义的。因为在中国封建礼教的文化观念里，父亲始终是儿子的大恩人，也是对儿子说一不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主人；儿子则成了父亲的私有财产，终生都还不清的还债人。按照“天无二日、国无二君”的思维与道德逻辑，那么“家无二尊”也就成了整个封建家庭几千年来不可变更的“公理”。家庭简直就成了封建家长说一不二的独立王国。父亲死后，作为儿女的也要“无改于父之道”《论语·学而》。。儒家的传人们把“孝”强调到绝对化的程度，其用心之处就在于，要以此来隐喻君臣之间的恩义与奴役关系。从现代的眼光来看，所谓三纲五常中的“三纲”，其最核心的“一纲”就是“父为子纲”，这是整个封建礼教最核心最本质的部分。
而在激烈反传统反封建的现代作家眼中，“父亲”简直成了封建统治的代名词。翻开中国现代文学史，对父亲乃至整个父辈的批判与反思，始终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爷爷与叔叔辈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正面角色。曹禺《雷雨》中的父亲形象周朴园，也是周公馆罪恶与灾祸的首要制造者。现代作家李健吾在《家长》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着自己对父亲的感受：“我敢说，生下来就好像怕一个人，一个修短适度，白面书生的中年男子——不用说，是我父亲……他吩咐人、差遣人，从来没有被人差遣、被人吩咐。”在这里，父亲成为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和主要承载者。父亲也成为家庭独裁和封建专制文化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作家往往是通过对父亲（辈）形象的审视，来实现对整个传统封建礼教的批判的。吕赫若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自觉不自觉地承继着祖国大陆先辈与同辈作家们的文化思想探索，这是他与大陆作家心灵相通的重要表现之一。
第二章 红色文艺青年
吕赫若的文艺观念，以左翼文艺理论为指导思想，以写实主义为基本底色，并融合了日本新感觉派、“私小说”等诸多文学流派与思潮的影响，形成一种杂糅与综合、博大与宽容的明显特征。吕赫若要求自己：“短篇小说要取范于日本，长篇小说则要取范西洋、中国。”《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3年5月22日。吕赫若日记被发现后，近年来在台湾文化圈子里被广泛传阅，目前尚未正式出版。虽然仅存1942—1944年三年期间的日记，但对我们了解吕赫若的文学思想、艺术观念以及皇民化时期真实的思想状况，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书引用的吕赫若日记，承蒙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吕正惠先生惠寄，在此谨表谢意。这样的艺术气魄，明显地透露出一种博采众家、转益多师为吾师的大家风范。可以设想，如果造物主能够留给他足够的时间与相对平和的社会生活环境，让他充分地实践自己的文学艺术主张，这位视野开阔、极具艺术潜质的作家，其文学前程将是很难限量的。
第一节 走向左翼文学
吕赫若文学思想的核心，是他心向仪之并努力在小说创作中身践力行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文艺理论观念。事实上，不论他自觉的文学主张还是其具体的小说创作，都明显地带有左翼文艺理论一再强调的，鲜明而进步的政治倾向与强烈的现实关切等特点。吕赫若的左翼文学主张，是与他整个的左翼社会观、历史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与他叛逆的个性不可分割。只要对当时的殖民地社会现实和吕赫若的个性稍稍有所了解，就会发现：他走向左翼文学道路，绝对是一种必然。但吕赫若又与那些激进和狭隘的“普罗”文学家们有着明显区别，他的艺术天赋与才华，他的宽阔的文学视野，使他避免了某些左翼文学家们口号化、公式化的艺术缺陷。
一、知识储备：殖民教育的悖反性
由于当时的日本殖民政府处心积虑地要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抗心理，他们从培养台湾人对日本文化的“认同感”入手，试图让那些土生土长的台湾百姓彻底“脱胎换骨”，成为大和民族的“顺民”。因而在当时的台湾城乡各级各类学校中，殖民当局都大力推广日文教育。在这种殖民政策起主导作用的社会环境下，吕赫若从小学到师范学校，所接受的都是这种日文教育。与其他所有的学生一样，吕赫若听的读的写的，都离不开日语。日语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一语言，而汉语则沦落为第二语言（“外语”）的位置。吕赫若是在师范学校就读二年级时，学校当局才象征性地开设了一些汉文课程，但相对于日语的大量课程设置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中，吕赫若最早大量接触的，都是些日本书籍与杂志，而促使吕赫若最初走上文学之路的，也是一些日本作家的作品。
这虽然是彻头彻尾的殖民教育，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吕赫若正是在殖民政府的强化教育政策下，再加上他的勤奋好学，迅速地熟练掌握了日语这门语言的。这不仅帮助吕赫若对大和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使他没有语言障碍地接触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潮，使得年轻的吕赫若在思想文化领域很快就站到了时代的最前列，感受到了历史发展的崭新脉搏。
而如果我们具备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就会发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日本，对中国来说不仅仅具有榜样的示范作用，而且还是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别求新声于异邦”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了解世界、尤其是体现着世界发展趋向的西方文化的重要媒介与渠道。实际上，近现代史上的日本始终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的急先锋。特别是经过“求知识于世界”、“实行前所未有之变革”的明治维新运动，日本成功地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社会革新，其国力也迅速崛起。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引进西方文明的广度与深度，都是世界其他民族所无法相比的。西方社会各种崭新的思潮与文化流派，差不多同时都被译介到日本，并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因此，对于急欲了解世界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日本的确成了直接而便利的窗口。关于这一点，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得是非常明确的。如当时的江苏松江知府浦子潼就主张：“远之效西人，不若近法日本。”而康有为在其所著的《日本书目志》一书中，也形象地说：“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更有人不无讥讽地说，当时时人所学的，“名为西学，实倭学也”罗厚立：《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南方周末》2002年11月28日。。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计其数的文化先驱，大都是通过日本这扇“窗口”了解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而包括吕赫若在内的台湾现代知识分子，在殖民地的特殊文化地理环境中，当然可以更方便地通过这扇“窗口”，接触到西方最先进的文化思潮了。
据说吕赫若十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大量阅读日文杂志。他在台中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经常到当时的台中市政府对面的一家日文书店里阅读《改造》、《资本主义的诡计》（山川均著）、《贫乏物语》（河上肇著）等书籍，《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9页。这些书籍，大都是日本左翼社会思潮与文艺理论的代表性著作。——由此产生的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就是：面对浩如烟海的日本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面对在日本流行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吕赫若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著作、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左翼文艺作品“一见如故”呢？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敏锐地发现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深刻矛盾与潜在危机，并把摧毁资本主义统治、创造新世界的力量寄托在当时的弱势群体与被压迫阶级——工人阶级的身上。这一崭新而富有创见性的革命学说，的确使天性充满叛逆、并长期在内心深处积蓄着反抗情绪的吕赫若眼界大开。如同在黑夜中蜗行摸索的行人，突然看到远处照亮道路的灯火一样，眼前为之一亮。吕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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