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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归宿-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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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裰鳌贰C锥镒魑分奕耍梢员冉铣押涂凸郏獠烤拗�45章,连同附件和注释共1483页,至今仍为研究美国黑人问题的经典著作。可能受这项研究的启发,基金会于40至50年代在路易斯维尔大学设立专门科目培训善于处理种族问题的警察,又成立社区律师事务所为贫民窟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以解决与切身利益有关的诉讼问题,60年代建立对纽约黑人聚居区的医疗援助计划等。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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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2.  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
  1965年新任会长派弗思想更倾向于平等和改良,而60年代又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在这一潮流下,卡耐基基金会于1963年为提高黑人高等教育作出一系列捐款,共150万美元。基金会还资助了几项别具特色的有利于消除种族隔离的工作,例如帮助中小学教员懂得黑人语言以便更好地与学童沟通;研究北方取消种族隔离的学校所涉及的政治问题;搜罗弃学的黑人中学生,为他们补课,以便能升学;培养能积极参加民权运动的黑人律师,在东哈莱姆区建立更多的律师事务所并成立反对住房歧视全国委员会等。这些工作都是通过资助各有关组织来进行的。
  在此期间,卡耐基基金会的董事会与当时不少基金会一样,也决定改变其清一色“白种—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WASP)的状况,增加了妇女和少数民族,并扩大了地区和社会圈子。随后进一步从事更广泛的有关城市贫困、危机和族际关系的研究和治理计划。工作更加向社会公正、平等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方向倾斜。1972年停止了原来颇为成功的资助医学教育和医疗项目,教育的重点也从高等教育转到中小学,特别是贫苦儿童的教育机会问题。
  70年代在黑人问题上也有进一步的动作,从1972年起的10年中,对“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美国原住民权利基金”、“墨西哥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关于教育问题诉讼的教育基金”等捐款共400万美元,此外还资助波多黎各法律辩护和教育基金,监督纽约市涉及85000名西班牙裔学童的
  关于双语教学的立法的执行。在此期间,基金会为多项对政府进行呼吁与监督的
  有关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儿童权利的项目捐款共1500万美元。为此,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组织“卡耐基儿童理事会”,由耶鲁大学一位心理学家主持,产生了5项报告,有的报告内容已经超出儿童教育问题,而直指整个社会的经济不平等,提出充分就业和补助家庭收入的建议。这些报告引起很大争议。在会长的主导思想下,基金会更进一步资助一名学者詹克斯(ChristopherJencks)
  写了一本更为激进的书,题为《不平等》(Inequality),对美国社会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在社会从根本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教育无法平等。⑧
  派弗与其前任加德纳近似,力图把公益事业扩大到社会改良,不过更为激进,是近乎理想主义的社会改革家,但是他在卡耐基基金会任职期间却是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时期,是美国思潮偏向保守的时期。所以他的许多理想未能贯彻,在他离职的最后文章中总结了30年来从事公益事业的思想,对当时在里根治下美国精神的“卑下”、社会公正的背离和社会对弱势群体和儿童的不负责任表示悲愤之情,呼吁改弦更张,回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福利政策道路上来。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后
  3.  20世纪80年代以后
  1982年另一任新会长汉堡上台。他与派弗背景很不相同,主要从事医务工作,原任哈佛大学卫生政策研究和教育部主任。他表示到基金会任职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不过对基金会应关心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确定基金会的几大目标是:(1) 避免核战争,改善美苏关系;(2) 教育全体美国人,特别是青年,以适应一个以科技为基础的社会;(3) 防治各种对儿童和青少年的伤害,包括吸毒、酗酒和少女怀孕等社会问题;(4) 在第三世界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重点在墨西哥。
  汉堡认为,今后世界发展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科技对人的决定性影响。可以想见, 根据这一思路,基金会的工作必然有所调整。在所有以上目标中,特别强调科学,包括硬科学和行为科学;更着眼于全球性的问题;国内则着重政策研究,不那么强调不平等和社会改良。对政府的态度从批评改为争取其支持和合作,在华盛顿政界和高层人士中进行经常性的联络活动。同时建立了卡耐基教育和经济论坛,定期举行全国各界领袖人物的会议,讨论教育政策与国家经济需要的关系。
  根据1993年的会长报告,10年中基金会在资产和支出的数额上有很大发展,当时总资产达到13亿美元,是1982年的3。25倍;支出预算从1982年的1300万美元增至5900万美元,相当于自1911年以来82年间总捐赠数的51%。工作中心仍然围绕教育与和平两大主题,强调预见性,“防”甚于“治”,为此,加强研究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现将20世纪最后20年基金会资助的领域简要分述如下:
  (1)  教育。
  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把重点放在早期教育。80年代美国教育界和科学界达成共识,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的教育对人的一生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都非常重要,并就父母和有关方面应如何合作以满足少年儿童成长的需要提出建议。基金会配合这一共识,大力进行解释和宣传,利用其近一个世纪以来在教育界的影响掀起全国长期教育改革运动,重点在公立中小学和学龄前教育,研究一切影响学习的校内外因素,并提出口号“教育非自幼儿园始,而是始自胎教”,甚至从孕妇培训开始。资助的具体项目有:
  ①  青少年教育与发展战略。范围是从出生前到10—15岁的少年。在1986年至1996年的10年中; 基金会赞助了对青少年不同的发展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取得了国家科学院研究理事会、斯坦福大学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配合,成立了若干专家与公众领袖联合组成的小组,分为幼儿(3岁以前)、童年(3—10岁)和少年(10—15岁)。小组提出了大批报告和专著,其中影响最大的为代表以上三个年龄段的三篇报告:《起点》、《前途有望之年》和 《大过渡》。报告就培养负责的和够格的父母、产前与初生婴儿的保健、少年健康成长的要素,以及争取家庭、学校、社区、媒体等社会力量配合等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社会上广泛散发。基金会又出资立项,鼓励各州和市采取实际措施实施以上报告中的建议。已有十几个州和若干市参加这一项目。这些建议得到克林顿总统夫妇、全国州长协会和两党不少国会议员的支持和大力推动。报告还在全国性的杂志登载,在电视台的黄金时间播放,并进入一次白宫会议的主题。这一研究对全国的教育政策和计划都产生了影响。
  ②  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师资水平,改进教学质量,是卡耐基基金会的传统关注点。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突出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师资培养以及培训幼儿园和低年级小学教师,促使低年级小学教科书的出版者也参加研究工作。80年代,卡耐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赞助成立教学与美国前途全国委员会,经过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研究,提出一项报告,主要精神是: 教育制度的改良归根结底以提高教学质量为中心。报告并就提高教师职业的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建立考核机制、提供终身自我提高的机会等提出一系列建议。报告还强调要建立一种足以反映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教育结构。为此,基金会组织的卡耐基教育与经济讲坛还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集思广益。1987年又发起成立了提高专业教学标准全国委员会,以实施论坛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由北卡罗来纳州州长亨特(James B。 Hunt)主持。经过10年的实践,基金会于1997年向30个领域的骨干教师颁发证书,数量约占教师总数的40%。克林顿总统在1997年的国情咨文中专门提到了这一委员会,号召全国予以支持。
  ③  文科教育。在提高教育质量中有一个特殊问题是文科教育问题,对美国的意义就是如何加深全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1981年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提出一份报告,题为《高等教育为国家服务》,其作者大声疾呼美国存在着“公民知识盲”,建议在大学课程中加入新的公民教育。1988年美国价值研究所又提出报告《向公民社会呼吁》,建议重新对一些基本的公民社会问题进行学习思考。从1930年以来,卡耐基基金会就对大学本科的课程改革集中资助,并且这也是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资助的无数研究报告的主题。中断了16年以后,基金会又重新开始这一课题。从1999年开始将研究文科教育未来的目的,以及基金会能如何有效地回应这一问题列为研究主题。
  ④  教育服务工作中的各方合作。从80年代初开始,基金会即从事一项工作,把大专院校、公司和国家的各实验室以及各科研机构的科学力量同中小学的教学需要结合起来。特别注重建立科学教育工作者和科学机构的联系,以改进教学和课程,包括理、化、生物,也包括行为科学和心理学。在此领域中一项突破性的规划名为“2061规划”(以哈雷彗星再次出现的年代命名),主持人为著名科学教育拉瑟福德
  (F。 James Rutherford)。他认为美国当前学校中的科学教学不足以为生活在一个以科学为基础的高技术世界中的未来公民作准备。该规划旨在重塑大学前的自然科学、数学和技术教学,从幼儿园起,贯穿整个12年中小学。经过10年的努力,于1989年发表了《全体美国人学科学》和《水准线》两项报告,对发动制定全国科学教育标准和直接改进科学教育质量起了很大作用。到90年代,全国科学院经常发表科学标准,成为提高科学教学的中心。
  (2)  国际和平与安全。
  80年代到90年代,基金会一直把反对核扩散以及前苏联地区的发展作为中心议题。冷战以后种族间的冲突成为对和平的新威胁,也是基金会的重点之一。
  ①  避免核战争。基金会大规模资助跨学科、跨国界的研究,特别关注核武器和制造材料的安全储存及其指挥—控制系统。基金会发挥它的特长——充当联系独立研究者和决策集团的中间人,一方面赞助第一流研究分析家出成果,一方面设法在重大问题上建立他们与政府、传媒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在里根、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期间,基金会都曾应政府的要求召集有关专家就核军控和防止核战争问题、与苏联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联合国改革等问题进行讨论。
  基金会还资助前参议员克拉克主持的阿斯彭学会国会项目。这一项目的活动方式是在一个休闲胜地与有关某个问题的国际学者进行超党派的无拘束的讨论,已经举行的有与前苏联、东欧和乌克兰等国家的讨论。
  ②  防止核扩散。基金会1992年拨出巨款资助有关这一题目的研究、讨论和活动,参加的有各方面专家。指导委员会中有参议员纳恩(Sam Nunn)与卢格(Richard G Lugar)、布鲁金斯学会会长斯坦布鲁纳(John Steinbruner)、 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军控中心主任佩里(William Perry )(1994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对1992年纳恩—卢格修正案有很大贡献。该修正案是针对1991年国会通过的《减少苏联核威胁法》的。这是参议员把研究成果化为政策实践的典范。 1992年,基金会资助的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卡特(Ashton Carter)在一份题为《苏联核裂变》的报告中指出苏联解体之后的新的核威胁。这份报告到了两位参议员手中,他们立即合作发起美国帮助消除这一危险的立法措施。后来卡特任助理国防部长,和佩里一起与两位参议员合作共同执行这项法案,几年来,共花费20亿美元,用于许多大型工程计划、军事来往、国防工业转为民用计划、军营建设和再培训、武器与裂变物资的安全保卫以及反对人才外流的赠款等。有几千名美国人在俄罗斯与其同行就以上项目进行合作,包括使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完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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