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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法〕卢梭-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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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甚至贵族也不例外。例如:达兰贝尔是丹森夫人的儿子,丹森夫人曾把他丢在一个教堂门口的长廊下面,这是尽人皆知的秘密。
卢梭因为要负担德莱丝·勒娃色尔全家的生活,经济十分困难,所以也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和丹森夫人相比,他是更可原谅的。卢梭这一问题之所以特别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后来曾想针对着贵族的伦理提出一种新的伦理;但是在他抛弃孩子的时候,他还没有考虑到这方面来。他在晚年,好象很追悔这种行为。从这点看来,与其说卢梭是一个负罪者,倒不如说他是一个牺牲者。
至于人们指摘他无恒心,实际上,这正应当算作他的一种光荣,这样敏感的人是不能忍受任何束缚的。他对于压迫所感受的痛苦比任何人都深,只要有人侵犯他的自由,他就立刻走开。这就是他在生活上漂泊不定的原因。他宁肯过着困苦冒险的自由生活,也不愿意过安乐的奴隶生活。对他来9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说,爱自由比爱什么都深切。他愿意始终保持他的本色:保持生活、情感、和思想的自由。当他决定为维护一种正确思想而发言的时候,关于财产、职业、甚至本人安全方面的任何顾虑,都不能使他闭口不言。即使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这样主张,他也要坚持他所认为是真理的东西。
在卢梭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唯一的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他在历次旅程中,认识了人民的痛苦。卢梭亲身体会到依人为生、任人支配的那种屈辱。
他学会了爱人民;在人民中,他永远觉得那么温暖。
同时,这个从艰苦生活教育中锻炼出来的人,终于找到了通过自修获得高深学识的方法。卢梭的学识固然不如对科学有深刻研究的狄德罗那么渊博,但是,卢梭毕竟具有通晓各种学问的头脑。他的著作种类的繁多和主题的多样性,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著作包括音乐、戏剧、诗歌、化学、植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教育、小说等等。这种学问不是从学校里学习得来的。卢梭没有受过学校教育。他是一个独自钻研学问的人,但是,他具有一种特殊的智力,能够完全掌握他所学的东西,并习惯于把一切观念都加以严格的评判。
1741年,当卢梭在巴黎各沙龙里出现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是在青年野心的推动下到沙龙去的。巴黎是当时的文化首都,只有沙龙才能使人成名。一个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如果各沙龙不把他捧上文坛,是不会有任何成名希望的。那里是一些养活卓越作家们的爱好文艺的大富翁、好客的有势力的贵妇人聚集之所。例如:马尔蒙太尔、格里姆以及博马舍等人,都是在沙龙里成了名的。为什么让·雅克没有这种幸运呢?他对巴黎各沙龙的贵族阶级,当时并未怀有任何成见。在他青年时期的作品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敌视当代显贵人物的迹象。
但是,当卢梭和那些显贵人物有了接触以后,他就开始怀恨他们了。他的“病态的敏感”也是由此发展起来的。他对贵族们的日益增长着的敌对情绪,确实可以从他的性格中得到解释。要在沙龙里出风头,就必须是个潇洒自如的人,而他却是一个腼腆而不善交际的人;在沙龙中所需要的是对答如流,而他却拙于言词,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能有所创造;在沙龙中必须能轻松而机智地讨论最重要的问题,而他却始终保持严肃的态度,全部精神都集中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冲突上。总之,他应该象伏尔泰,而他却是让·雅克。但是更重要的理由,乃是阶级的矛盾。在沙龙里,贵族们和大资产阶级过着造成人民贫困的豪华生活,而让·雅克感到自己就是人民。男爵霍尔巴赫有一天问卢梭为什么对他那么冷?,卢梭回答说:“你们太有钱了”。这些富人没有人心。他们是虚伪的。
“在一般群众中,虽然强烈的热情只是间歇地流露出来,但自然的感情却是随时可以见到的。在上流社会中,则连这种感情也完全没有。他们在虚伪的感情掩盖之下,只受利益或虚荣的支配。”
若是另外一个人就可能卑躬屈节、同流合污,但卢梭的特性就在于他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人们想把他造成一个沙龙里的人物,一个小型的伏尔泰,那是不成的!他永远是让·雅克·卢梭,日内瓦公民,并且对于使少数人富有,无数人穷困和全体人民不幸的那种社会,他要揭露其中的一切虚伪。
伟大著作的写作(1750—1762年)
“论科学与艺术”这篇论文曾受到第戎科学院的奖金,并且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继而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笔战。各种各样的作家(有时还有些非职业作家,如波兰国王斯大尼斯?斯)都参加了对卢梭的攻击;卢梭从事答辩,争论一直诞续到第二篇论文发表的时候。他的论敌们曾企图破坏他的声望,他们根据马尔蒙太尔和莫勒莱的“回忆录”,肯定卢梭写这篇论文时曾受狄德罗的启发。他们认为卢梭曾把应征第戎科学院的论文计划告诉了他这位朋友,他的论文计划原来主张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实际上曾起了改善风俗的作用。由于狄德罗热爱奇说异论,感觉到卢梭的论点过于平凡,劝他应当标新立异一鸣惊人,并临时发表了一些议论,卢梭后来在他的论文里把狄德罗的议论加以发挥。这种诽谤是不值一驳的。他们不只侮辱了卢梭,也侮辱了狄德罗,竟把他们二人都形容成热衷于一举成名的江湖之士。这两个人为了热爱真理,不惜个人方面的种种牺牲,是应当享受另一种名声的。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假定卢梭对于他朋友所提供的新奇论点终生坚持不放呢?而且狄德罗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确认过马尔蒙太尔的那种说法。相反地,狄德罗在他所写:“反驳‘关于人的博物学’一书”中,曾明确地说道:
“卢梭作了他应当作的事,因为他是卢梭。我可能什么事都没有作,或者可能作了别的事情,因为我毕竟是我。”
狄德罗在“塞涅卡的生平”一书中所叙述的事似乎是真实的。卢梭把应征的意图告诉了狄德罗,狄德罗大声叫道:“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你一定会采取任何人都不采取的主张。”狄德罗是知道卢梭的倾向的,所以早就预料到卢梭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这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一发表,就奠定了卢梭成名的基础。但这并不是一篇杰作。卢梭本人是没有文人的虚荣心的,所以把这篇论文看作是他最坏的写作之一。
“在所有出于我笔下的写作里,这是论证最薄弱,文笔最不协调的作品。”
这一论文虽然不过是一篇词藻美丽宣扬道德的文章,但它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卢梭全部学说的萌芽,都蕴含在这里面了。卢梭肯定科学和艺术的进步起了败坏风俗的作用,他的这种意见,是和当时一般哲学家们所认可的观念恰恰相反的。那时“百科全书纲要”象对科学的赞美诗一样,颂扬科学是可以使社会按照理性的要求重新建立起来的。可是卢梭却已观察到社会是建筑在不等的基础上,文化是为腐朽的贵族阶级而服务,贵族阶级的豪华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贫困上面的。卢梭这篇论文的真正新奇之点,并不在于把善良的天性和腐化的社会对立起来。在卢梭以前,许多学者已经作过这样的对比,野蛮人是善良的这种论点在十八世纪是极其流行的。
但卢梭是第一个人以激昂的声调,指出了这一些人的豪华的另一面就是那一些人的贫困。这个论点,在这第一篇论文里还是很含蓄的,但在随着而来的笔战中就越来越变得明确了,特别是在答波兰国王的信中更显得清楚。卢梭的批判不只是反对封建社会,而是反对建筑在财产不平等基础上的一切社会。
从此以后,卢梭就找到了他自己的道路。他同哲学家们并没有断绝关系,因为使他和哲学家们对立起来的冲突还处于潜伏状态。达兰贝尔在“百科全书”绪言里,格里姆在他的“文艺通讯”里,对卢梭这第一篇论文,都有善意的批评。卢梭也参加编纂百科全书的工作,提供了关于音乐的那些条目。1755年,他又把他写的“论政治经济学”也供给了“百科全书”。他在这篇论文里更发挥了他的论点,并从伦理的观点转变到政治的观点。他同狄德罗依然保持着很密切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狄德罗是卢梭最亲密的友人。狄德罗和他一样,都是小资产者,在一个很长的时期过着流浪文人的生活。
这时卢梭越来越和各沙龙疏远了,开始了他的“精神改造”,决定象一个小手工业者一样地独立生活。因此,这位著名的作者便自食其力,以抄写乐谱(每页代价十个苏)为生。他树立了严肃而漂泊的生活榜样。就是这种可敬的个人生活榜样,使他赢得了小资产阶级的人心;后来象伟大的雅各宾党人马?和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物,就是受了他这种生活和他的著作的影响。
1752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卜者”上演了;随后又上演了他的另一个喜剧:“纳尔西斯”,这一剧本的序文,明确肯定了他第一篇论文里的思想。他拒绝了国王为奖赏“乡村卜者”的成功演出而颁发给他的一笔年金。
1755年,他又参加了一次第戎科学院所举办的征文。“论不平等的起源”就是这次应征的论文。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我们在下面将加以分析。写完论文后,他曾到日内瓦去旅行,在日内瓦他又改信了喀尔文教。
由于厌倦了巴黎的生活,卢梭到艾比奈夫人在她舍夫来特别墅的花园里,为他准备的一所园亭式的小房子里去居住,那小房子的名字叫作退隐庐。从那个时候起,他和百科全书派的争论开始激烈起来。资产阶级的批评家一般都把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决裂说成是由于个人的原因。他们认为卢梭的多疑、敏感和自寻烦恼的怪癖,狄德罗的疏忽,格里姆的阴险都是造成决裂的原因。这些无关紧要的原因,很可能反而掩盖了存在于双方思想意识本身中的更深的原因。但是批评家的职责正在于抛开一切流言,一直追溯到冲突的根源。因为这本来是阶级的冲突。百科全书派中的前进派(狄德罗,霍尔巴赫)同中间派(伏尔泰)一样,都是发展资产阶级的进步纲领的,而卢梭则代表民主大众的利益。民主大众虽更富有革命性,却没有积极的经济纲领,所以只好逃避在乌托邦内。
1758年,卢梭和艾比奈夫人决裂以后,便定居于蒙莫朗西,住在蒙·路易的一座小房子里。这是他一生中写作最多的时期。他首先发表了“致达兰贝尔论演剧的信”。这封信终于使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完全决裂了。在信中,卢梭并没有反对一般的艺术,也并没有不加分辨地反对各种类型的戏剧。卢梭曾一再表明:他深信在一种不再是基于社会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下,艺术在道德方面是会起良好作用的。艺术应该有它伦理的和政治的内容。卢梭之所以反对古典戏剧,是因为他认为那是一种贵族艺术。他这种看法虽然不正确,但为了给人民艺术开辟道路,这种看法在当时也是必要的。“致达兰贝尔的信”的末段提出了关于人民和公民的节日的方案。这个方案后来在大革命时期被采用了。由大卫下令规定的重大的革命节日,在卢梭的著作中,是可以找得出理论根据的。
1761年利1762年,卢梭先后发表了三部最重要的著作:“新哀洛伊丝”、“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尔”。这三部著作都具有教育意义。在此以前,卢梭只揭露了在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中,他的同时代的人所以堕落的原因。现在他则指给他同时代的人一个新人的形象。“社会契约论”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原则。那种社会里的人可以说都是由道德激励着的公民,换句话说,都是一些爱国者。
“新哀洛伊丝”一书,针对着贵族的腐化堕落,提出了一种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道德;针对着色情和荒淫,提出了一种更健康的情感生活。
但是并不只此,处在当时那个时代的卢梭,认为要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必须改造个人,所以他在“爱弥尔”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合乎自然法的教育计划。
三部著作相互关联,好象都属于一个整个的伟大的计划。
但是卢梭思想的固有矛盾,以及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固有矛盾,在这三部著作里,随处都可以发现。只须一个比较详细的分析就可以把那些矛盾揭示出来。不过在这一简短的评述中,我们只想指出这三部著作每一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
“社会契约论”是一部关于政治法的论著,内容非常抽象,读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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