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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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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七千人大会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大会的书面报告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到“西楼会议”和中央5月会议对形势进行再认识时，分歧就更加显见。有的同志比较婉转地提出，七千人大会对形势已经做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有人对陈云在“西楼会议”的讲话也提出非议。③
除了对形势的判断上存在分歧以外，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领域，也都产生了不少意见分歧。
在这些意见分歧中，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则显得十分重要。七千人大会上和大会结束的初期，他显然也要创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要造成一种大家在政治上敢于讲话，工作上敢于负责，学术上敢于争鸣的气氛。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虽然不再直接插手经济工作，但决不像有些文章所描述的，正当第一线中央领导同志夜以继日的辛劳调整时，毛泽东则悠闲自得，遍览全国的名山大川，做了一回徐霞客。④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各项调整工作的进展，一些调整取得的重大成果与他的倡导是很难分开的。
问题是，随着调整的深入，中国开始向一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模式迈进，这似乎超越了毛泽东既定的认识。于是，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他采取了行动，把党内关于国内形势的判断、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的新举措，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重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批判。从而，使国内刚刚出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再次发生逆转，使得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中国政治、经济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不仅停滞下来，而且受到了批评。
首先引起毛泽东不满的一件事，是“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在农业问题上，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将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之后，虽然并不是十分踏实，派田家英组织调查组到湖南继续调查“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但他还是自认为找到了一条比较适合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谁知，田家英调查的结果是，农民对“六十条”并不怎么认帐叫好，农民真正的要求是要实行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在1962年5月田家英向毛泽东反映湖南农民这些愿望的同时，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赞成包产到户的主张也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随后，又有中央副主席陈云专门找毛泽东谈话，提出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意见。接着，毛泽东了解到的情况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这一意向。不仅在中央，地方上安徽的钱让能、河北的胡开明，以及陕西等地的农民，也纷纷写信反映这一要求，他们所提出的方案不同，但大体都是赞成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一时间，呼声甚高。
但毛泽东显然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坚持认为，从理论上说，只有搞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搞集体经济，农业才有出路，农民才会富裕。我们是共产党，只能朝着这个方向走，否则就是搞修正主义。从实践上说，发展农业生产，靠单干是不行的。南斯拉夫搞了单干，他们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相反陷入了困难。苏联农业失败的原因，与农业集体化没有关系，主要是投资少，包括化肥、机械、交通运输。波兰也在强调将更广泛地采用集体经营的形式，在最近15年至20年内使不超过一半的农民的土地社会化。国外的情况是这样，在中国呢，没有搞单干的地方也有好的。为什么江西没有搞单干，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情况也有好转嘛！搞得好的情况，各省都有。北京10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有的就没有恢复的问题。从单干的前景上看，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阶级分化，一方面是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民更加富裕，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毛泽东于是问：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搞了一辈子革命，搞个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他还不敢解散集体农庄，如果解散集体农庄那就搞成南斯拉夫式的修正主义了。此外，据陶铸、王任重在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的调查，农村真正想搞包产到户的人也就占百分之十几，根本不是全体农民的要求。结果，现在就顶不住了，刮起了“单干风”。毛泽东还有针对性地强调，这股风越到上面越大。
对于提倡、宽容以至支持包产到户或者分田单干的那些同志，毛泽东认为，他们是被困难吓倒了，是在困难形势面前，对社会主义动摇的表现。他进而把这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把提倡包产到户，定性为“单干风”，认为是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在如何看待形势问题上，还在1961年9月，毛泽东就曾提出，现在是退到谷底了，形势到了今天是一天天向上升了。①七千人大会强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显然也是根据毛泽东的看法与认识来判断的。但随后“西楼会议”提出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时，毛泽东的认识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反复。1962年4月9日，他在全国最高国务会议上承认：“现在有困难，不能说现在困难很小，现在有相当大的困难。国内有困难，国际上也有困难。”②大概是受到毛泽东的认同，5月7日至11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等更加强调了当时的形势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形势。但毛泽东同刘少奇等之间，对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显然是有距离的。事实上，毛泽东对当时的形势是心存疑虑的。5月初，他走出北京到各省视察，一路对形势问题进行调查，但所了解的情况并不乐观。在湖南，他所信任的华国锋对湖南的夏季收成表示悲观。在华东，他出席了中共华东局会议，向来比较乐观的华东地区，这一次预测夏季收成时也有些低调。
但同时得到的另外两个信息，使毛泽东重又回到了以往的看法。一个信息是从军队系统了解的。5月上旬，毛泽东向杨得志、许世友了解夏季作物长势时，他们说他们部队所在的地方还比较好。③另一个信息是6月上旬，毛泽东再同军队的一些同志谈到国内形势时，这些同志认为形势并没有那么困难，并表示对中央总是强调形势很困难有意见。毛泽东当场便说，你们是中央委员可以提意见嘛。④这一语道破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显然，他对一些人大讲困难心有戚戚焉。
大会带来了什么新气象（4）
但毛泽东懂得，形势困难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有现实情况才能检验。不久，他找到了答案。也就是这年6月末7月初，南方一些省区夏粮收获以后，结果大大好于原来的预期。比如他所经过的江西、湖南、河南、河北、山东，都比预测的要好。尤其是山东，在5月华东局会议时，认为小麦不行，很是悲观。为了核实山东的小麦产量，毛泽东特意改变了原来的行车路线。本来，他走京广线时都是按郑州…邯郸…石家庄一直北上回京，这一次尽管田家英从北京来电话表示有急事向他汇报，但他还是从邯郸绕道济南，其目的，就是要亲自了解一下山东的小麦收成情况。结果，原来愁眉苦脸的山东同志，这一次眉飞色舞、欢天喜地地告诉他，小麦行了，原来预计只能收29亿斤，结果收了42亿斤。毛泽东大喜。毛泽东就是带着这样一种喜悦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田家英、陈云先后向他提出为了克服困难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建议。毛泽东当时嘴上没说什么，便让刘少奇找山东的谭启龙、江西的刘俊秀、河南的刘建勋了解农村形势。他想决策是从分析形势中产生的，既然认为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需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方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所以，毛泽东要让刘少奇等先认清形势再说。在毛泽东看来，农业集体化大有希望，前途是一片光明。毛泽东因此批评中央第一线的领导人刮“黑暗风”。
同样，在对外工作上，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基调是比较温和的。大会之后，从毛泽东接受越南等国建议，愿意通过召开世界各国兄弟党会议，大家面对面地、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问题，消除分歧，实现团结的情况，可以看出，他想把中国同各国的关系弄得缓和一些。但缓和到什么程度？毛泽东的底线是决不能对美国和，也决不能附和赫鲁晓夫。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的内容比较多，同时同意了没有“反对美帝国主义”字样的共同文件，因此受到赫鲁晓夫的表扬，同时引起几个亚非国家的不满。这件事使毛泽东大为光火。过后他反复提起此事，此事也在日后成为提倡所谓“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典型。
还有一件事情引起毛泽东不满的，是所谓的“翻案风”。如前所述，毛泽东是主张要进行甄别平反工作的，但他的底线是不能触动“三面红旗”。而1962年上半年的平反工作，随着深入的开展，已经在逐渐突破着这一底线。比如彭德怀6月16日、8月22日先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中央对他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以做出正确的处理。这意味着如果对“否定三面红旗”的彭德怀进行平反，就表明彭是正确的了。无独有偶，七千人大会之后，在江苏有一些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代表呼吁中央为彭德怀平反；另有许多基层党组织成员对七千人大会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表示不满。再比如一些被平反的同志，他们变得更敢于讲话了。山东有个宋彩和，在平反时被表扬为敢于顶“五风”①的模范，平反后，受此鼓舞，他不仅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公开的批评，而且矛头直指中央乃至毛泽东。还有一些单位如国家机关党委，在一些所谓右派分子自己没有要求平反的情况下，而主动提出为他们平反。诸如此类的事情，似乎在超出毛泽东所能接受的程度，也违背了他的初衷，因而引起了他的警惕和不安。在毛泽东看来，这已形成了一股不分是非的“翻案风”。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今天来看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那些正确主张遭到错误的打压则在真实发生着。20世纪60年代初的中国，大家在新的社会主义观上，还没有形成自觉的整体的思考，更没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进行自觉的比较深入的反思。况且，那是一个社会主义至上的年代，人们坚信社会主义具有极大的优越性，而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认为惟有如此才可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使国家走向富强。在这一点上，中共领袖们的认识应该说是一致的，无从动摇的。问题是理论上这样讲，但在实践中却碰了钉子，如农民愿意自己单干，自留地就是比生产队的庄稼长得好，合作化时期或者合作化以前的农作物产量就是比人民公社以来的产量高，因为懂技术的人不敢讲话，就上了很多不该上的项目，以致后患无穷。这些问题究竟怎么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大论题。就当时身处其境的人们来说，每个人接触的事物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不同，结论也就不同。从大的方面讲，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毛泽东经常地反复强调的。但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并不长，虽然遭遇重大挫折，但认为那都是“五风”造成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究竟要在什么地方有别于苏联模式，当时人们的认识并不深入，何况所谓苏联模式在当时，亦被看作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模式。追究到具体的人对具体问题的认识，自然彼此也就不同，往往出现比较矛盾的、错综复杂的现象。比如陈毅，在广州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被人们传为佳话，但他在北戴河会议上，则对王稼祥提出的外交新思路率先提出批评；如邓小平，在平反问题上大刀阔斧，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支持周恩来、陈毅的主张，但对李维汉的统战思想则提出批评；此外，党内不少干部支持包产到户，也有不少高级干部反对包产到户。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刘少奇等在进行一系列实践探索时缺乏系统理论的有力支撑，故而当争论发生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到底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比赫鲁晓夫还不如的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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