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抉择--企业ceo-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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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温柔的梦乡了。
　　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一家力争上游的科技公司而言，变革是一种常态，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我们要开始关注已经踏上的旅程，不能躺在昨日的奖章上睡大觉。历史不能保证我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只是给我们打下了前进道路上的基石而已。在瞬息万变的大洋上，我们还需要考虑在航行途中应该怎样采用不同的决策方式。帆船必须有足够的动力和速度才能前行，但是帆船也不会直线前进。目的地是固定的，航线是设定好的，但是帆船是借着风力前进，要根据风力、潮汐和天气不断地调整风帆的方向，要成功安全地达到目的地需要灵活应变。
　　讲故事和打比方是非常有用的沟通工具，因为它们简单易记。变革，尤其是全公司上下系统的变革，需要一种坦诚而清晰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要持之以恒，前后一致，无时不在。人们听到不爱听的话时，往往会消极地抵制，或是干脆不理不睬，所以我个人的经验是，如果真想推动一些变革，你所需要花费的努力可能是你原先预计的10倍以上。因此，我会利用每次论坛、发言和每个其他场合和员工交流。不管当时我在和谁交谈，不管我身处世界何方，我都在对员工讲话。人们不得不听我发言，也就不得不相信我所说的话，所以我的话必须真实。在惠普的前进道路上，目标和风险要适当，乐观主义和现实主义所占的比重要均衡，宏伟的蓝图和细节要兼而有之。而我现在所说的话必须和从前保持一致。在所有这些话语中，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变革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我们能够达到自己的目标。
　　在收购康柏之前，惠普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有8万多员工。这些员工每天忙着应付办公室里的文山会海、顶头上司、自己手里的业务，和从世界各地像雪片一样飞来的消息。他们手里的事足够让他们手忙脚乱的了，哪还有时间来应付变革？刚到惠普时，我问怎样才能和所有员工同时沟通。当时的会场鸦雀无声，过去没人提过这样的想法。每个季度，路·普莱特都会制作一盘录像带，公布本季度的利润分配方案。这盘录像带复制后邮寄到世界各地，路·普莱特说话的文字材料通过电子邮箱邮寄到世界各地（要借助多套不同的系统，没有一套能和全球员工沟通的系统），在美国的办公室会播放录像带，员工通过录像带来收看。除了这些方式，就没有同时和每个员工进行交流的方法了。
　　就像我从前的每份工作一样，我经常到世界各地出差并看望惠普的员工。这是尊敬员工的一种表示，而且每一次我到一个分公司，尤其是员工们没有见过首席执行官的分公司，他们总会感到很高兴。在这一过程中，我能了解很多东西，员工们也能更好地了解我。当然，我无法和每个员工面对面地交谈，去130多个国家的每个分公司走一趟也不现实，即便我想这样做，也会占用太多的时间。我必须拥有其他有效沟通的方式，而且要快速获得这种方式。否则，变革还没有真正开始，我们就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气力了。我必须向所有员工发送强有力而又意味深长的信息。
　　后来我们建成了一个供全公司传递信息和员工交流的网站，整合了全球的语音邮件和电子邮件系统。我们定期在网络上召开虚拟而又真实的全球负责人会议，经常把一些材料传给各个经理人，这样他们就可以把材料分发到他们所在的组织。每年通过遍布全球的视频电话系统，我们要召开两次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定期给全球的员工发邮件，内容包括人事变动、“9·11”事件、季度收入报告以及海啸赈灾等。这套全球通信系统后来在合并康柏时立了大功，而且帮助所有的员工掌握了同样多的消息，并沿着同一方向前进。但是，我们不能等到网站建成再进行变革，必须马上走上征程，而且号角声要足够清晰，足够响亮，不受任何噪声的干扰，并且不被误解。
　　我们都清楚，有时候一张照片的分量胜过千言万语。在一个历史悠久而且颇具传奇色彩的公司里，有些象征很重要，是大家刻骨铭心的一种共识。在惠普，最震撼人心的象征莫过于公司起步的那座车库，最让人自豪的照片自然是年轻的比尔和戴维在那座车库发明的第一件产品。在惠普，系统的变革需要从内部变起，需要让所有的变革急先锋都听到战斗的号角。我需要唤醒他们，让他们投入战斗。他们需要听到：惠普是一个统一的公司，不是一个群雄逐鹿的猎场；公司是由两位发明家创立的，而发明家应该面向未来；回顾一下当时公司起步的情形，我们就会发现继续前进和做得更好的智慧与灵感。员工总会对领导的意图心怀疑虑，他们还应该听到一个声音，那就是：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为惠普的传统感到自豪，不过她将和其他的变革急先锋一起前进，而她将成为前面征途的领路人；她认为实现目标是可能的，她信任自己的员工。

　　变革急先锋（4）

　　为了激励和教育员工，我们写了一本“车库守则”，作为对惠普创业传统的一种解读。这本小册子是对惠普之道进行解构和解密的第一步，我们需要阐明惠普价值观、行为和惯例的真实含义，例如“激进的思想并非坏思想”。因为合作意味着分享和采取最优的方式，所以我们加入了一种理念，“分享你的工具和思想，别把工具箱锁上”。另外，还有“客户是我们工作成绩的评判者”。惠普员工追求的是卓越，而不是头衔，所以我们又加入了一条，“每天贡献一点点”。
　　我们来到惠普第一个公司标识的存放地（在惠普实验室的砖墙上），在原先的标志下面加了一个词，“创造”。在当年11月举行的拉斯韦加斯电脑展（后来因为泡沫经济的破碎而取消）上，我们采取大规模的攻势来宣传这个公司新标识。当时，我做了一个演讲，谈了对惠普的展望，结束时我播放了两分钟的短片。在工厂日新月异的1999年，我们带大家一起回顾了比尔和戴维过去的贡献。我们用了很多照片和录像剪辑材料。公司推广的第一季的广告片由我解说，广告最后的画面是我站在那充满传奇色彩的车库旁。尽管我不太情愿这样做秀，不过一些员工想出这个点子，请求我配合，说：“我们希望能确认你会和我们一起走下去，卡莉。”
　　我也悄悄地开始进行谈判，想把原先的车库以及戴维和露西尔夫妇最早居住的房子买下来，露西尔正是在那座房子里亲手烘烤甜饼。这些房产的主人25年来一直在出租这些房子。在我看来，我们应该保护并修复好房子和车库，因为原先居住在此的发明家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惠普人。我们花了210万美元买下了这些房产，又花了一些钱进行维修。维修花了很长时间，因为负责的项目经理在这项工作上倾注了太多的情感，最后因为癌症病倒了。我们不忍把这项工作交给别人，直到他后来奇迹般地康复了，工程才得以继续进行。那座房子和车库最终于2005年对公众开放（遗憾的是，我没有被邀请参加剪彩仪式）。
　　在最终展开品牌和广告攻势之前，我邀请休利特和帕卡德家族的众多成员来到比尔和戴维原先的办公室旁，参加一个鸡尾酒会。我们邀请了两位创始人的儿孙前来参加，最后来了很多人，好不热闹。两位创始人的很多孙子孙女们是第一次见到祖父们那著名的办公室。孩子们彼此分离了一段时间，这也是个重逢的大好机会，很多人还从来没有受邀来过惠普。我告诉他们自己对两位创始人和家族的尊敬，我和他们一样，都希望公司恢复强有力的领导，变得卓越不凡。我向他们解释了品牌推广和广告宣传的目的，还向他们展示了关于比尔和戴维的两分钟短片。看完之后，很多人不禁潸然泪下，我也不例外。我现在再看这片子，听到其中的音乐还会忍不住热泪盈眶。当时，吉姆·休利特悄悄跟我说：“我好久都没有这样为惠普感到骄傲了，我想再一次为它感到骄傲。”
　　有些人在媒体上认为我在广告中出镜是个人虚荣心过度的一种表现。也许李·艾科卡有资格这样做，汉克·麦金内尔有资格这样做，维克多·基亚姆有资格这样做，可是我和他们好像不同，没资格这样做。有些持传统观点的人觉得我简直是异教徒，他们悄悄嘀咕说我想要取代公司两位创始人的地位。后来，这群人又指着公司大厅里悬挂在两位创始人旁边的我的照片，说我是要和比尔和戴维抢风头。可是他们全然不考虑约翰·杨和路·普莱特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们的照片也悬挂在同样的地方。这些人想不通为什么我要选择新的公司标识，难道我要把两位创始人的名字从旧标识中砍掉不要吗？也许他们忘了我们选择的标识是创始人喜欢的标识，只是略加了一点改变，也许事实和他们编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不愿理睬。在这场守旧派和改革派的斗争中，我们的对手把各种子虚乌有说我是异教徒的例子透露给媒体，这些媒体也“尽职尽责”地根据守旧派信徒们的观点进行了“如实”报道。现实往往如此，尽管批评者可能是一小部分人，但却闹得满城风雨，音量盖过广大支持者的声音。
　　尽管有人持有异议，我知道变革急先锋们已经听到了号角。我从他们的电子邮件中得到了这样的讯息，从他们的表情中看到了这样的信号。不仅如此，我们的客户、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都听到了这号角，这一点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惠普内部，人们的脚步变得更快了，开始昂起头走路了，也变得越来越兴奋了，人们开始相信惠普能实现自我改造了。我们能畅想未来，也可以回归过去创造的传统。过去和未来并不是黑格尔命题下“正”与“反”的关系，在变革的背景之下，它们是“合”的关系。
　　那些说我想取代两位公司创始人的批评者其实并不懂大公司，也不明白我的真实意图。惠普已经变得太大，结构太复杂，国际化程度太高，已经不能用个人的魅力、强权或是法令来进行管理了。这样复杂和国际化的公司需要通过全盘考虑的战略目标、结构、流程和惯例、评价标准、奖励机制、文化、行为和思维方式来进行管理。这一套体系必须完整，而且要深深地植根于组织内部。只有当改革派的力量比守旧派和守成派的力量更大时，变革才能得以展开。如果一个领导者有幸领导一个组织，而他又尊敬这个组织和其中的员工，那么他一定会努力让这个组织有持久的上佳表现，即便这个领导不在位了，这种表现也会延续下去。中国的古语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你俩完全一个样（1）

　　第二十三章
　　你俩完全一个样
　　我到惠普的第一个秋天，见了大约20位守旧派中坚，正是他们把我当成了异教徒。有一天，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办公室里忽然接到了罗斯玛丽·休利特的电话，她是比尔·休利特的第二任妻子。她在电话里说：“我和比尔想请你和弗兰克来我们家吃中饭。”这个邀请让我深受感动，我告诉她我非常想见他们。
　　当我和弗兰克到他们家时，还有差不多另外20个人坐在游泳池旁，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些人我也不认识。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惠普已经退休的经理人。比尔坐在轮椅里，没法自由行动。他身体前倾得很厉害，我无法看到他的眼睛，所以我就在他身旁的水泥地上弯下腰，告诉他我是多么尊敬他，我为能领导以他名字命名的公司，感到无比荣幸也有些受宠若惊。后来，为了缓和一下气氛，我跟他说他从前是多么英俊，他攀岩的照片前总是围聚了一大群惠普的女员工（比尔向来都以“女性杀手”而闻名）。他嘴里嘟哝了些什么，我们听不懂，很快仆人就把轮椅推走，带他去吃中饭了，因为他习惯一个人吃。其他人来到了餐厅。
　　罗斯玛丽坐在桌子的一端，示意我坐在另一端，其他“审讯官”（后来他们就是在审讯我）自己挑选了座位分坐两旁。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他们把能想出的所有问题都掏了出来。最后，其中有个人说：“好，卡莉，我想你的回答可以得A＋。”罗斯玛丽很大方，也说了很多好话，其他人除了提问题以外没有再说什么。后来，这些人成了反对康柏收购和反对我领导的桥头堡。
　　我感到很遗憾，没能在比尔·休利特精力充沛时有机会见到他，更遗憾的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戴维·帕卡德。杰·凯沃斯有一次对我说：“我想你要能见到戴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