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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003-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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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早先并不同意内战起于宗教问题的说法，以后才逐渐接受。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想见17世纪英国的宗教是一个牵涉广泛而又不可捉摸之事物。倘非如此，一位主要的领导人决不会轻率的加入战斗，更不会在几年之后，还要由旁人告诉他其动作之真意义。此时另一个说法是，“任何物品一经霉烂，总因主教之脚牵扯在内”。可是有正则有反，如果宗教的范围广，也可以说当日人文因素单纯，所以稍微调整安排就牵涉上一个宗教问题。清教徒的作为虽多，不外保持他们自己与神之直接联系。所以他们始终反对国王和主教插足其间，也不容任何人将雕刻物、美术品替代称数，如果此时他们反应激烈，则是因为过去假借威权，各种赞拜之仪节早已歪曲滥用。
在这情形之下，可以预见日后的发展：即清教运动对詹姆士一世的君权神授说一再驳斥，所以内战尚未爆发之前，英王已处于被动的地位，甚至在精神动员的成算上已经未战先败。
外交关系也与宗教问题牵连在一起。
17世纪西欧三个主要国家——荷兰、法国和西班牙——彼此之间长期处于敌对和作战之气氛下。英国此时和他们的交往，更处于一个奇特的境域之内，任何时间都要找上一个或两个为敌国，也可以随时攀为盟友。此中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王朝国家的习俗不合时宜，而民族国家之组织又未就绪。王朝国家的办法是各王室之间约为婚姻，其间经济的援助以嫁妆方式承办，纠纷也以家事方式调解，亲戚间的关系代替同盟，亦可在国际场合中影响第三者。而民族国家的外交，以国家之利害为前提，以金钱与武力为后盾，使节及间谍的活动频繁，全民参加，用费至多。斯图亚特王朝与议会冲突之日，虽未明言，国王可以说议会责成他办事，却又吝于付费。议会亦可言说王室以国事为家事，在国际场合中的措施动违众意，反要百姓出钱。
17世纪很多英国人不仅怕国王坚持由英格兰教会派设主教的体制，还怕恢复天主教。16世纪末期，天主教人士发动了不少改革，曾替罗马教廷收复不少失地，在历史中称为“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英王在此时提倡君权神授，有将英国重新归纳于天主教羽翼下的趋向。根据过去的经验，这种运动如果成功，很多人的身家性命资财都将受影响，因此17世纪谣言纷起。而英王詹姆士停止对西班牙的战事，为查理向西班牙王室征婚未能成功，又替查理娶了一位法国公主，都是不孚众望、引起怀疑的行动。他的德国女婿以新教徒身份被推戴为波希米亚国王，虽有瑞典和荷兰精神上的支持，却敌不过神圣罗马帝国实力干涉，导致三十年战争。但英王詹姆士并未出兵救援。英国与荷兰的关系则更为特殊。虽然彼此都属新教，但在渔业和航海业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经营上却是敌手，终17世纪，英国也与荷兰大战了三次。在这情形之下，任何主持国政的都难免遭遇尴尬的局面，而斯图亚特王朝之不得人望，使这种局面更加恶化。
查理在1625年继位，声望更为低下，他虽与法国联姻，却因支持西格诺派（Huguenots，法国的新教徒），在法国两方都不能讨好，使其联法抗西的政策无法实行，只好于1630年结束对西班牙的战争。当时议会里的反对派，也算是清教宗，很多人在西印度群岛投有重资，西班牙军队在此登陆，等于打击了他们苦心经营的成果。他们在查理不召集议会的11年间，经常借公司营业会商的机会讨论政治，于是又把各人在商业上的损失与国王迫害清教徒的事实连成一气。
这几十年英国为向大陆进军，在各地强迫征调兵员，而其衣服粮秣未备，政府又长期欠饷，以致作战时缺乏纪律，有时将士抗命，在国内又驻扎于民间，百般骚扰，与中国军阀时代的情形有很多相似之处。
如果与苏格兰及爱尔兰之间的问题可以算作外交，则英国的内战也可以说是终因外交上的问题而发难。詹姆士一世在位22年，他和议会的冲突已经快要决裂。查理一世又因为议会不合作，一味评议他的政策，而于1629年解散议会，之后11年间未召集议会。他用罚款方式，向各人单独的“劝捐”及收取“造船费”等等办法搜集经费。这些办法虽犯众论，但只要他不借议会之助而能应付财政上的需求，大家痛恨他却又无可奈何。最后这种局面则为苏格兰的问题所打破。
查理受大主教劳德（WillamLand）主使，对苏格兰教会加紧管制。因为国王既相信君权神授，“作之君，作之师”，而且兼为两国之国王，不能在两国作法不同。可是苏格兰教会向来以长老会的形式存在，詹姆士虽派有主教，也未变更其实质。查理的改革则牵动了很多仪式及组织，也间接妨碍了不少苏格兰地主的利益。这种行动所引起的反抗，演成一种签“誓约”（Covenant）的运动，参加的人立誓保全苏格兰教会及长老会的组织，一时如火燎原。查理派兵讨伐，反被苏格兰军队打入英格兰境内。苏格兰人对国王的要求为每日军费850镑，直到这“主教战争”（bishop’sWar）获得解决之日为止。因此查理在1640年召集两次议会。5月初的议会称短期议会（ShortPar…liament）。国王原来希望议会为他筹饷，批准战费，但事与愿违，议会反攻击查理对国事的措施，所以查理将之解散。11月再召集之议会，则称长期议会（LongParliament）。因为苏格兰的问题未能解决，国王只能再度召开议会。长期议会经过不少波折，可是概言之即是日后与国王对立发生内战、弑君，被克伦威尔整肃解散，却又在1660年再度召开，宣告本身应当解散，而召集下一届（复辟议会）之议会，前后经过20年。
就在长期议会召集之次年，即1641年，爱尔兰发生变乱，查理一世准备征讨。1642年议会通过“民兵法案”（MilitiaOrdi－nance），军事权完全掌握在国王手中。于是查理北行，在诺丁汉（Nottingham）成立行营，内战由此展开。
英国内战前夕，各种事迹穿插曲折，牵涉的人物，脾气性格复杂，容易引起读者猜想，是否事实之展开一定要如历史所决定之程序。其中也好像千头万绪，稍微安排之不同，即可以使以后之结果发生至大之差异。
可是3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回头检阅这些事迹，就会领会到历史之戏剧性与历史逻辑不同。也就是革命之浪漫史不一定与革命之结局相符合。放在个人经历的立场，其事实千变万化。可是从长时间、远距离、大视界的眼光看来，虽然各事时机仍不可预测，也有其神秘性，可是其中瞻前至后贯穿纵深的因果关系，则又似乎可以一目了然。
查理一世在苏格兰接受誓约时曾说：要是此事他尚不能干预，则英国国王之地位将与威尼斯之统领无异。而以后之发展也确实如此。立宪君主制，国王只是仪式上的领袖。而且政教分离，也是宗教独立派之始祖布朗（RobertBrowne）所提倡的宗旨。可是很难想象17世纪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可以像一个自由城市一样的管理。英格兰国王成为英格兰教会之首长，至查理也已100年，要是此时说他应当置祈祷膜拜之事于不顾，只要安心做富贵闲人，也未免不近人情。同时英国又极端的羡慕荷兰共和国，书刊常叙述荷兰的富丽繁华、人民勤奋、自由风气弥漫，甚至霍布斯（ThomasHobbes）也认为英国人艳羡荷兰城市是英国革命的原因之一。然则荷兰由于过去无统一之政府及法制，向来各省自主，才可能由城市领导乡村。而英国企图效法，反有无处着手之感。
这种种不可能之事日后逐渐成真，当中经过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复辟和第二次革命彼此牵连的各种大事，英国社会之本质也在动荡中改组，这种改组，不能说与资本主义无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无法以个人之贤愚不肖解释历史。只能将英国17世纪的经验看作一种极大规模的组织与运动，而在其发展中窥见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查理·斯图亚特缺乏诚信，可是他对民瘼之关心又很难否定。同时，不少为他尽忠的人士虽冤死而不辞，如前爱尔兰总督斯椎夫德伯爵（EarlofStrafford），更可见得国王之作为，也不是毫无原则。查理的宗教政策大都受大主教劳德影响。劳德关心小民之生计，反对圈地。对宗教之事，注重纪律，认为英格兰教会应保持其全国一致之仪式，并且主教的组织万不可缺。从这些条件上讲，我们纵然评判他们不合潮流，也不能遽尔说他们的保守立场即是居心叵测。
法律不能畅行，实是内战无法避免的最大原因。英国的法律和中国的不同，他们没有每个朝代各自立法的习惯；法律是自古至今一脉相承的。但是他们也没有将社会各部门统一归并的法庭，而是教会有教规法庭，封建有领主法庭，商人有市长法庭，国际贸易有海事法庭等。迄至16世纪已有不少整顿，都铎王朝将司法权集中。可是一般来说，全国性之法庭仍分两大类，执行习惯法之法庭有民事法庭（CourtofmonPleas）、王座法庭（King’sBench）（这两者之间区别微妙，也在长时间不断改变，有时同一案件可能由当事人挑选其一投入诉讼），和财政大臣的法庭（CourtofExchequer，专受理与国王收入有关之案件）。习惯法根据封建组织里的农村习惯，成例较僵化，各法庭动作较为迟缓。补救的办法，是在国王名下另设几个职责不同的法庭。内有皇廷大臣的法庭（CourtofChancery，皇廷大臣（Chancellor主持国王的礼拜，他掌握此法庭，表示以国王之良心作主，接受特殊的案件），高级委员会的法庭（CourtofHighmission，专管宗教上的事宜），和星房法庭（StarChamber，专管政治犯）等，以及其他几个关系较轻的法庭。
这群组织统称特权法庭（prerogativecourts）。它们审判案件，一般脱离习惯法而根据平衡法（equity）。平衡法本身非法律，只代表一种法律观念，简概的可以“以天理良心行事”综括其宗旨。这中间的分野则是习惯法根据过去成例堆砌而成，凡事都要合法（legal，合法则是有过去之事例可援，合理与否，不再计较），平衡法则须要合理（equitable）。
表面看来习惯法的程序与内容已不合时宜，特权法庭乃为弥补其缺失而设。在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皇廷大臣之法庭已邀请习惯法之律师参加合作，财政大臣的法庭也有接受平衡法的趋向。可是17世纪的纠纷一开，只因“特权”这个字，也可以使两方分手对立。星房和高级委员会也可以说是平衡法的刑事法庭。它们之成立，是由于习惯法缺乏对付煽动变乱（sedition）和惩戒诽谤（libel）等处置。可是在查理一世的时代，这些法庭惩罚政治犯及宗教犯，尤其是惩罚擅印挑拨性的传单之作者，惨极人寰。判无期徒刑的不说，带枷和鞭挞割耳黥面等刑的大有人在。虽说这些刑法也曾行于都铎王朝（所以它们并非不合法），但时代已变，至此引起极大的反感。所以争端一展开，很多习惯法的律师（包括法官书记等）站在议会派的一边，与清教徒为盟友。况且他们长期受着习惯法的影响，认为法律不能在政治的压力下低头，也使他们易于同情反对派。
这样一来，议会派和国王争执尖锐化的时候，一方企图酝酿在多方求改革时打开局面，却因袭了一种过了时的法制系统。另一方掌握了能修正法制的工具，却用这工具维持君权神授说，又用以保障赞助极权政治之宗教仪式。而且它之施用肉刑，更是在英国文化史里开倒车。
17世纪初期的经济恐慌，当然只增加了内战的可能性。西欧大陆国际战争之展开，在羊毛没有出路。荷兰商船业兴起，英国倍感压力，英伦海峡之间又多海盗出没。在失业威胁之下，很少人能对国王表示感激。长期议会开会之日，裁决斯椎夫德死刑，伦敦和西敏寺群众麇集，各行业的学徒乘机鼓噪，空气更加紧张。加以谣言纷起，这时候纵有一分将两方冲突性和缓化的可能，也在这动乱的气氛中一扫而光了。
长期议会在这种环境之下开会，对立的形态已成定局，于是反对派以一连串行动通过很多法规，以过去国王之抽吨税与磅税为违法，将好几个特权法庭取消，星房和高级委员会的法庭更不用说，连皇廷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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