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个死者 作者:[苏] 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贝科夫-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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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蛋！”热卢德科夫挖苦道，他激动得甚至跪了起来。“应该把你送到散兵线，尝—尝机枪火力的滋味！你知道什么是机枪火力吗？你不知道！……”

　　“我知道它干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我是机枪连长。机枪火力——这是活地狱！这是血面团！这是世界的毁灭！这就是机枪火力！谁若是陷进机枪火力，即使偶然没被打成肉酱，他也会死在精神病院。这就是机枪火力！”热卢德科夫一口气说完，用冷漠失神的目光把大家扫视一遍。

　　叶甫斯季格涅耶夫不安地在座位上扭动了一下，说道：“喏，假如说，世上有些东西比你的机枪火力更可怕。”

　　“不，没有更加可怕的了。我正式宣布！”

　　“有。”

　　“举个例子！”

　　“比如说，轰炸。”

　　热卢德科夫几乎是不知所措地笑了。

　　“我还以为你会说——上级呢！对于司令部人员来说，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上级。”

　　“不！”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坚决地一挥手，“如果一个军官遵守纪律，有条不紊地克尽职守，那么他就没什么可怕上级的。可是，轰炸——倒的确……”

　　热卢德科夫不错眼珠地瞧着叶甫斯季格涅耶夫，重又跪下来。

　　“除了轰炸，你们在那里——在司令部里还见过什么？炮击——打不到你们那里，迫击炮——也打不到。狙击手不会干扰你们。六筒火箭炮也射不到你们。唯一的——就是轰炸。”

　　“听你说话的口气，就象这场战争只是你一个人打胜的，”斯科罗霍德插言说，“你瞧瞧，多么英雄！”

　　“我就是英雄嘛！”热卢德科夫露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惊异神情，“我是步兵呀。可是，你们——你，他，还有他，”他把头轮番向斯科罗霍德、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和一直坐在阿盖耶夫背后沉默不语的普罗霍连科方向歪一歪说，“你们只是负责保障供应。可是，我得告诉你们，供应得不好……”

　　“为什么说不好？”叶甫斯季格涅耶夫警觉起来。

　　“就是因为我负了六次伤！是你们造成的。没有及时供应。本应该供应，按规章规定的那样供应。”

　　跪着很不舒适，所以他侧身坐下，把短腿收拢一些。老兵们的相互关系先前本来很亲切，此时却明显地罩上一团冷意。不出所料，果然是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第一个对此作出了反应。

　　“热卢德科夫同志，在军队里每个人都应履行他所承担的职责。我履行了自己的。斯科罗霍德同志也履行了自己的。而且履行得不坏。否则的话，我们怎么会受到奖励。”

　　“这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受的苦比谁都多，”斯科罗霍德马上应和道，“我虽然没受过伤，可是我从头到尾一直在作战部队里。有些时候，累得你头昏脑胀，会想哪怕受点儿伤或者挨点儿震荡，好到卫生队里去躺上个把星期。哪能行啊！得工作。得准备材料，写作，改稿。况且不得不亲自去收集材料。到战壕去，到前沿阵地去，到战斗队列里去。到各个机场去。还有道路呢！……不，热卢德科夫，你知道，若是受六次伤，你得离开前线去休养多少个月？”

　　“我马上就告诉你多少个月。两次重伤，各三个月，四次轻伤——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总计大约十四个月。”

　　“噢，你们看！”斯科罗霍德高兴道，“在后方十四个月，可是这时前线上正进行浴血战斗！整个战争期间只要把你的给我一半就行。那我就能睡足了……”

　　“瞧，瞧啊，”热卢德科夫已经不象先前那样激烈了，“把我的分给你三个月就够了。把我流脓淌血的那三个月分给你。那时候我肺子被弹片打穿，发炎化脓了，折磨得我直想在床头上吊自杀。”

　　坐在阿盖耶夫身旁的烧伤了脸的淡黄发男人，伸手去拿翻倒在草地上的酒杯，带着责备口吻说：“你们算了吧，找到什么题目吵嘴！还是再喝点儿吧，霍米奇，怎么，睡着了？”

　　“我随时响应，请吧，”霍米奇活跃起来。

　　“作战的不只是我们。比如这位同志吧，大概也作过战。对不起，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和父称，”邻居客气有礼地问阿盖耶夫，他的左颊病态地抽搐，显得怪模怪样。

　　“简单地叫我阿盖耶夫吧。”

　　“在前线，还是在游击队？”

　　“既到过前线，又到过游击队，”阿盖耶夫说，“到处都呆过不长时间。”

　　“喏，在这场战争里，不长时间就能摊上祸事。拿我来说，半年之内换了四辆坦克。第四辆之后，没来得及再换——战争结束了。”

　　“烧毁了？”

　　“有的烧毁了，有的被炸了。什么都经历过。”

　　“是指挥官，还是机械师？”阿盖耶夫探问道。

　　“他在我们这儿干机械这—行，”热卢德科夫说，“现在还在农业机器技术站当司机。”

　　“那就是说，战场上学到的技术派上了用场，”阿盖耶夫说。热卢德科夫立即接道：

　　“斯科罗霍德学的也用上了。而且是怎么用的！都当上了报纸编辑。现在还当着州报的编外编辑。”

　　“你妒嫉吗？”斯科罗霍德瞥他一眼。

　　“跟我有什么关系！战后我的专业派不上用场。我——派到哪儿算哪儿。什么地方没呆过……”

　　“现在在哪儿？”阿盖耶夫问。

　　“现在我管理箍桶作坊。在工业联合公司。谢苗诺夫就在我那儿工作。一直干到最后一天。正喝着酒就死了——丢下了木桶板。”

　　“我认识他，”阿盖耶夫说，“也是个苦命人。他讲过一些事。”

　　“大概没全讲。他怎么放了八年白熊，没讲过吧？”

　　“这事没有讲过。”

　　“这事他再不能讲了。就这样带走了。”

　　“每个人都会带走点儿什么的，”斯科罗霍德意味深长地说，“海明威说过：一个人就是整整一个世界。”

　　“也许带走了倒好，”热卢德德夫嘟哝说。

　　相反，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却表示反对：

　　“不，我不同意。没必要带走。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就该来，讲出一切。集体会理解的，也能帮助他。”

　　“怎么，若是这类事放在心里，就不能理解？也就不能帮助？”热卢德科夫说。

　　“那样，就让检察官去理解，”霍米奇咧嘴笑道，“那是最能理解人的了。”

　　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皱起眉头，悻悻地训斥道：“你不用咧嘴笑，霍米奇。我在讲正经事，可是你总是开玩笑。好的集体总能理解人。即使犯了点什么差错，还能帮助改正。”

　　“哼，就象对待谢苗那样，”霍米奇低声反讥一句。

　　“谢苗怎么了？谢苗根本不想改正。他就知道干糊涂事。”

　　“正因为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人也不肯，他才干糊涂事，”热卢德科夫说，“他不是求过你写推荐信吗？求过。你给他写了吗？”

　　叶甫斯季格涅耶夫真挚地惊奇道：

　　“我怎么能给他写？他整天泡在啤酒馆里，和老婆吵架。对社会工作没有反应，还给他写推荐信？”

　　“嗐，啤酒馆以及诸如此类的——这些都是后来的事，”热卢德科夫说。“当时他还滴酒不饮呢。当时他正在盖房子，瞧，就是这一幢。你之所以不肯写，是因为在他的档案里记载着什么事。战争留下来的。”

　　“即使是这样，又有什么。即使真记载了什么也好。我就更不能给他写了。”

　　“警惕性高啊！”

　　“当然了！难道能不这样办？这是我的义务。”

　　“可是，你却给沙罗瓦罗夫写了。年轻，积极。没上过法庭，没受过审查，没在被占领区生活过。不喝酒，不抽烟。负责区采购站非常上劲。可是，当时他干投机倒把的勾当，只是这些没记入档案。这样，你就给写了。可是，过了一年他被开除了，送上了法庭。你呢？脸红过吗？”

　　“您知道，热卢德科夫同志，您今天不能再多喝了。我禁止你。”叶甫斯季格涅耶夫思索片刻说，接着坚决地一把夺过还剩有残洒的酒瓶，“够了！您在污蔑上级军官。我终究是个中校，而您——是个大尉！”

　　“早就注销了，”热卢德科夫出人意料地笑了，“所以你晚了。”

　　“什么晚了？”

　　“教训人晚了！”

　　“喝，教训得好！”霍米奇欣赏地嘻嘻笑道，“喝，教训得好！”

　　“太不象话了！这已经是酗酒闹事！你们太放肆了，忘了为什么集聚在一起。”

　　说罢，叶甫斯季格涅耶夫吃力地站起身来，手持洒瓶向围障走去。

　　“有点人心吧，至少把酒留下！”热卢德科夫向他背后喊道，可是叶甫斯季格涅耶夫连头都没回。斯科罗霍德稍候一会儿也纵身跳起，追随中校去了。热卢德科夫换坐到他那稍微舒适些的位置上：“喏，让他们见鬼去吧！咱们在野外抽抽烟吧。普罗霍连科，给支烟，”他几乎恢复了平静。

　　他们三个人吸着烟，沉默着。

　　普罗霍连科一边把香烟装进衣袋，一边审慎地指出：“不该刺伤他。给写，没给写，给谁写——这关咱们什么事？”

　　“他什么都管。过分积极了。”

　　“他可与人无害，”霍米奇憨厚地插嘴说，“唠叨一阵，啥事没有。他这是和斯科罗霍德下象棋去了。”

　　“嘿，他们这些耍笔杆子的呀！”热卢德科夫重又提高了嗓门，“我不能容忍。就是在战争时也不能容忍。为什么要尊敬他们呢？有时候，计划了一个行动，要知道，时间有限，可是这些司令部的官儿全部时间都浪费在文件上。弄文件就得花一个来月，又是画图表，画了又画，又是批准，又是取得一致意见，然后下达基层，再一次又画，又协调一致等等，等等。终于要执行了，下达到团或营里时，已经不剩时间了。营长都没时间去看进攻处的地形，到冲锋只剩下一个小时的天亮时间。喏，难道这正确？”

　　“文件，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主要的事，”普罗霍连科沉思地说。

　　然而，他们已经心乎气和了。热卢德科夫已经不再用紧张的目光四下盯视。普罗霍连科无动于衷地平静。只是在霍米奇那张皱纹纵横的胖脸上，不时浮现几乎近似顽皮的笑容。

　　“这个斯科罗霍德已经退休两年了，可是，你看，有多么自高自大！在空军里作过战！”热卢德科夫想起道。

　　普罗霍连科说：“现在算什么！你若在l955年复员时看见他那副样子就好了。天蓝色的衣绦，制帽上带着螃蟹形帽徽，到处自栩是空军飞行员。有威望得很，噢嚯！全镇就出息了这么一位飞行员。安排到州报，当上了记者。一贯报道成绩。拟的标题都是什么样的啊！《夺粮大战前线》、《秋收会战》、《向经营不善展开冲锋》。他这辈子哪怕见过一次冲锋呢……”

　　“算了，见他们的鬼去吧！”霍米奇一摆手。但是，如今虽然已是事后，普罗霍连科却显然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桑多密尔城外的前线，有一个这种人到了我们旅。在司令部里给了他战功卓著者的名单，可是他说：‘我想亲自坐坐坦克。’就是说，要去冲锋。于是，团长说：‘普罗霍连科，带上特派记者。’我们组恰好缺员，报务员离队了。不错，电台坏了，只剩下了机枪。这样就有了空位子。他戴上了头盔，在座位上坐稳，我们就出发了。德国人一开始打炮，炮弹炸在钢板上，铁末子刚一直飞，我们这位乘客就龟缩成一团，惊慌失措，只差没喊妈叫娘了。后来，我们在地雷场被炸，紧挨着对方的第一道交通壕。幸而没起火，可是发动机组损坏得很厉害。这位老兄头一个往下面的舱口钻。奥古尔佐夫中尉对他说：‘站住，坐下！’因为不管你往哪儿逃，都会一下子就被人从交通壕杀死。若是这样，也许能等到好结果……炮弹又轰了我们几次，打穿了炮塔，炮手负了重伤。炮手在流血，可是我们坐着。因为没地方可逃——在这样猛烈的炮火下准死无疑，而这个老兄，我们勉勉强强才留住。天黑时，炮手死了。我们坐到夜里，一个一个地爬出来，费尽气力才总算回到自己人处。我们的乘客直接去了卫生营——神经错乱。而我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另一辆‘三四型’，又握上了舵把子，——又‘前进，为了祖国！’去了。”

　　“这算什么，坦克——终究有钢甲，有保护，”霍米奇露出满口坏牙齿，从脸上抹去了天真的笑容，开始讲道。“在我们游击队是这样……44年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