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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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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日军以保护日侨为由进犯上海，日机轰炸闸北华界。中日军队激战闸北，600多家工厂、4 204家商号和1。97万座房屋被毁。5月5日，中日在欧美各国调停之下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中国再次处于危急的存亡关头。一曲《松花江上》，刺痛四万万国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各地学生纷纷游行请愿，各地再度爆发势不可当的抵制日货运动。1932救亡的经济（2）
1931年10月26日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二次以蒋介石为封面人物，在新闻中，抵制日货成了重要的报道内容。
在上海，那些敢偷偷摸摸卖日货的店主，上周受到由“反日协会”自己任命的中国“警察”的严厉惩罚，哭哭啼啼地被关进临时设立的监狱。
这些不爱国的商人吓得说不出话，跪在反日协会审判者面前不停地磕头求饶。“审判员”处以罚款，惩罚他们卖日货的罪行，“罚金”达1万墨西哥元（2 500美元）。凡是被处以罚款而称无力支付的店主，就被押进反日协会的监狱，在里面挨饿。这种怪异的审判，以各种方式出现，公然违法的行为却在各地得到中国公众舆论的支持—人类1/4民众的舆论。成千上万的城市与乡镇，爱国者汇成一个整体，发出如下神圣的誓言（由中国首都南京的全部师生宣誓过）：“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我们的祖国，对着我们祖先的陵墓，我们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发出庄严宣誓，只要我们活着，就永不使用日货。如果违反誓言，老天可以惩罚我们，别人可以处死我们！”
全世界的唐人街纷纷抵制日货。在安大略省温莎市的白人，吃惊地看到400名加拿大华人采取与波士顿茶叶党同样的举动，把价值6000美元的日本茶叶、丝绸和海鲜集中在一起，浇上汽油，由温莎德高望重的李枫（Fong Lee，音译）发表鄙视日本的演讲，然后点燃货物。在太平洋彼岸，美国航运公司高兴地看到日本的公司取消了中日航班，自己则多了生意机会。
正如《时代周刊》所描述的，此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激烈和全面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并出现了新的运动倾向：一是民族主义热情下的准暴力化，二是政府积极参与的制度化。
“九一八”之后的第十天，北平就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人们烧毁日本商品，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同日，南京、上海的2000多名学生上街请愿，冲击国民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被学生打伤，后被迫辞职。其后一月内，超过100个以上的城市都举行了万人聚会抗议活动。在商业和银行业，抵制日货被严格地实施，上海、广州等地的银行断绝与日本的一切交往，搬运和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本货物，日资企业的雇员被强烈鼓励辞去他们的工作，否则，就可能遭到殴打。据当时的《申报》报道，“在上海买卖日本产品事实上已是不可能”。
目睹了当时情景的美国记者埃德纳·李·布克记载说，1931年的抵制运动“对中国这样进行抵制活动的老手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她看到一个与日本商品有关的商人被扔进木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就好像是一只销售了日货而背叛他祖国的奇异野兽”。人们对那些采取了过激行动的人持宽容态度，甚至将之视为民族英雄。在武汉，有人因把一枚炸弹扔进一家被认为销售了日本衣物的商店而遭逮捕，他仅仅被处以缓刑就释放了。各地的日本侨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袭击。1931年1月18日，上海三友毛巾厂的激进爱国工人殴打了几个日本僧人，导致一人死亡。两天后，日本侨民放火烧了这家工厂，这成为“一·二八”日军攻击上海的直接导火索。
1932救亡的经济（3）
在此次抵制运动中，民众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高道德标准。日货被定名为“仇货”，也就是仇人生产的商品，是宁可饿死也不能使用的东西。抵制活动到了“逢日必反”的地步，上海市商会收到来自厦门的商人来信，要求澄清朝鲜人参该不该抵制。商会随即展开调查，发现日本三井贸易公司垄断了朝鲜人参的贸易，因此，认定“朝鲜人参是日本产品”。商会当即给厦门的商人团体以及各港口发送电报，并在市民大会上号召大家不要再买朝鲜人参。在天津，一个叫宋则久的商人把自己的“天津工业售品所”更名为“天津国货售品所”，发誓商店只出售国货商品。当地的《庸报》报道说，有人发现售品所出售的女大衣用的是日本纽扣，宋则久当夜查验所有的女大衣，没有发现日本纽扣，第二天他下令再彻查一遍，结果在法租界的一个分所里，真的找到几件使用了日本纽扣的女大衣，宋则久当即开除了分所的主管，并公开登报向市民道歉。
人们还重新定义了“奸商”的概念。在传统意义上，这是指“卑劣、诡计多端的商人”，而在民族危机的语境里，它被升格为“叛国的商人”，所有出售日本商品的商人都成了叛国者，而这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在郑州，一个销售日本香烟的中国商人被迫“头顶一张巨大的香烟纸板盒，在一场大型示威中游街示众”。妇女被要求一定要使用国货，否则就形同妓女。在一篇题为《国货与妓女》的文章中，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写道：“我认为穿国货是一件最高贵和荣耀的事情，相反，如果让自己全身穿着舶来品，不仅会被认为身体下贱，也是件无比难堪的事情。”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日货的抵制已经成了一种全民性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理性的范畴。在1932年发表的中篇小说《林家铺子》里，作家茅盾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抵制洋货的某种现实：“小伙计们夹在闹里骂‘东洋乌龟！’竟也有人当街大呼：‘再买东洋货就是忘八！’……大家都卖东洋货，并且大家花了几百块钱以后，都已经奉着特许：‘只要把东洋商标撕去了就行。’他现在满店的货物都已经称为‘国货’，买主们也都是‘国货，国货’地说着，就拿走了。”
跟以往历次运动的情况完全相似，企业家阶层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参与者和得益者。
在坚决的抵制浪潮下，在华日资工厂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日本最大的对华实业投资在棉纺织产业，当时有43个日本工厂，其总投资额为1。49亿美元，而重要的华资工厂有81个，总投资额为1。3亿美元，日企占纺纱生产总额的38％、占织布生产总额的56％。“九一八”之后，这些工厂相继陷入停滞。
作为纺织业重镇的上海，在抵制运动开始的前几个月，一些华资工厂曾经因为原料短缺而陷入严重的困境。1932年2月的《申报》报道，全市113家丝厂只有20家仍在开工，针织企业有1/3被迫关闭。从日本纺织工厂主动离职或被辞退的数万工人成了危险的失业群体。但是不久，情况得到了控制，日本工厂失去的市场份额被华资企业抢走。
1932救亡的经济（4）
在天津，一个叫赵子贞的企业家创办了东亚毛纺织有限公司，生产羊毛制成的布料。当时市场上最畅销的同类产品正是日本货，赵子贞给产品起的商标是“抵羊”，也就是“抵制洋货”或“抵制东洋货”的谐音，商标的图形是山海关、长城和两只争斗的公羊，一看就知是中国人制造的布料。在上海，还有一家章华毛纺厂索性将自己出品的毛织品起名为“九一八”牌。
在四川，卢作孚是救国会重庆分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轮船的卧铺床单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都印上了“梦寐毋忘国家大难”的字样，以此激励国人的爱国之心。另外，他还特地制定了一套针对日资轮船的服务标准：“招待乘客和蔼周到的精神要超过日船；保护客货的办法要超过日船；保护船身，节省费用的精神要超过日船；清洁整饬调理秩序的精神要超过日船；对于乘客要随时提起抗日救国的精神”。靠这样的精神和服务质量，民生公司的轮船大受欢迎，许多人宁愿多等几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轮船。
吴蕴初（1891…1953），是这段时期涌现出来的最出名的爱国企业家之一。20世纪初，日本科学家从海藻类植物中提取出了谷氨酸钠，发明了可以使菜肴更为可口的“味之素”调味品。在20年代，中国的味精市场被日本“味之素”完全垄断。1922年，化工专家吴蕴初摸索研制味精成功，建成上海天厨味精厂，以“纯粹国货”的口号与日本“味之素”竞争。他的出现引起了日商的警惕，生产“味之素”的铃木商社向中国专利局提出抗议，认为“味精”两字是从“味之素”广告当中的“调味精品”转化而来的，要求取消“天厨味精”的商标。吴蕴初把这个事件演化成了一场民族产业的保卫战，他发动国内的食品企业联合请愿，媒体更是大力支持，最后，日商只好不了了之。吴蕴初积极参与了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工作，他是很多反日组织和抵制活动的主要捐助者。1926年，天厨味精获得费城国际展览会的金奖。“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让吴蕴初再次得到了打击日本企业的机会。在汹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天厨味精及其他冒出来的国产味精工厂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味之素”撤离了绝大部分的中国市场，最后只在日军控制的东三省销售。天厨味精的成功让国人士气大振，被认为是国货战胜日货的经典案例。1934年3月，吴蕴初捐赠一架轰炸机给国民政府，3万人参加了在上海 黄金书屋机场举行的捐赠仪式，在飞机的机身上印着两个很大的字：“天厨”。
在过去几年，国民政府对于抵制日货运动持一种很暧昧的态度。一方面，它很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缓解丛生的国内矛盾。此外，决策者也将抵制洋货看成是鼓励民族工业以及贸易保护的一种战略。在1928年，蒋介石在参加一个国货展览会的开幕式时便曾经宣称：“国民政府是要提倡国货，要振兴实业，要挽回利权，使外国货在中国没有销路，大家都用国货来打倒帝国主义。”而另一方面，为了维持与日本的外交关系，政府也曾经多次强行解散反日团体。
1932救亡的经济（5）
“九一八”之后，中日虽未正式宣战，但是已形同仇国，政府开始走到前台，国民党的各地方党部都公开地参与到了抗议和抵制活动的组织工作中。抵制活动开始形成制度化，与仇日有关的“五九”、“九一八”都成为固定的抵制日货活动日。在1932年底，国民政府宣布下一年为“国货年”，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1935年是学生国货年，1936年是市民国货年，而提倡国货的最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呼吁民众坚决反对日货。
对于政府来说，“九一八”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讨论变得别无选择。在过去的几年里，自由经济模式与国家主义模式的争论不绝于耳。自日本占领东三省后，几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于是，国家存亡成了一个超乎一切的命题，国家主义的战略成了政商共识。蒋介石在这一年的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之工业发展，应偏重于国防方面”，“中国经济建设只有在军事建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目前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支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有统一装备、第一流的、机动性强的武装力量”。谭熙鸿主编的《十年来之中国经济》（1948）记录道，当时“建设国防经济，发达国营工矿事业的呼声，遍于全国上下”。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一个新的名词“统制经济”出现了。它强调国家力量对经济的干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国营事业的扩张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务运动的仅存硕果之一、国内最大的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再度收归国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呈报行政院的报告中称：“兹与沪上各界领袖协商，均谓非借众力不足以恢复信用，非收回国营不足以根本规划。”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就对私营化的招商局窥视已久。1927年11月，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监督办公处，由交通部长王伯群亲任监督，“督促董事会自动改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尽扶持之责”。当时，招商局董事会的会长是李鸿章之孙李国杰，号称“皖省首富”，因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对其下手还是颇有忌惮。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李国杰请来同盟会的老会员赵铁桥担任公司的总办，赵铁桥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会，曾经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的四川支部长，是一个老资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赵铁桥在上海招商局的总部大门口被刺客枪击，当场身中数枪，不治身亡，这一血腥事件在国内引起很大轰动。据称，实施暗杀的是当时人人闻之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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