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全史: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理1945－1946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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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序
　　作者还在大学本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在当地报社门前阅读有关1930年9　月14日选举结果的报道，获悉纳粹党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政党。这是作者头脑中有关德国的最初印象之一。作者对纳粹上台所造成的局势极为关切，因此在1939年以前曾五度返回德国，凡是能到手的印刷品都一一阅读，并与德国朋友保持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三年期间，有机会接触盟国掌握的有关德国平民状况和士气的绝大部分情报。1945年6　月回到德国，同年9　月作为盟国管制委员会（英方）的一个官员前赴柏林，其间从1946年4　月至1947年9　月任对德新闻管理处主任。其后辞去该职，赴伦敦任职，但后来又曾两度访问德国。
　　以上所述作者的详细经历可以说明：当1952年末皇家国际事务学会询问作者能否撰写一本阐述占领初期情况的书时，作者真是跃跃欲试。然而这并不是一项能轻易接受的任务。要写一本符合要求的书，首先得搜集大量事实材料，这些材料需要到各图书馆去查考，而作者身负的其他任务又不容许就此课题进行持续的研究或写作。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办法帮助扫除了障碍。首先作者的妻子表示愿意承担大部分具体的研究工作；没有她的协助，这本书是写不出来的。其次，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明确表示这本书只需对事实勾画出一个轮廓而不必对问题的每一个方面详加论述。
　　尽管如此，这本书是作者利用零星时间拼凑而成的，疏漏之处很多。作者愿意在一开始就把最突出的一些缺点讲清楚，这对批评家或许不无裨益。
　　首先，所选定的历史时期是武断的。因为本卷是《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的一个组成部分，学会建议本书论述的历史从欧洲胜利日起至1946年12月31日止。从德国问题的观点来看，后一日期委实没有特殊意义，仅仅是双占区财政安排生效的前夕。但是思考再三，选择其他的日期作为终点同样会遭到反对。盟国管制委员会的解体，货币改革，对柏林的封锁等都处在一个历史时期的中间而不是开始或末尾，如果把这几个历史事件都罗列进来，势必要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而且在1947年内也找不到明显的终点日期。在这种情况下，本书论述的时期乃从1945年5　月7　日开始至1946年12月31日止，但是为了阐明一项政策的来龙去脉，或勾画出一幅较完整的景象，需要越出这两个时间界限时，作者也毫无犹豫之处。这样做，无疑会使体例欠完整，然而对读者还是较为方便的。
　　第二，有许多题目完全放过了，包括一些重要事情，如：法律改革，公共卫生，德国思想的发展等等。还有一些题目，特别是德国的政治发展过程，只作了粗略的叙述。对比起来，关于新闻宣传机构的论述也许失之于过长，与其地位不相称；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处理，是鉴于过去对这一问题尚无其他充分论述的材料，而本人对这个问题又特别熟悉。总而言之，作者的目的是广泛地论述。而不作详尽的描绘。这个题目写上七本书肯定也是值得的，作者没有这样做，也许还是受到一些读者欢迎的。事实上，全书已比原计划的字数几乎超出了一倍。
　　第三，本书的主要目的是阐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原本本，而不是仅仅编纂大事记。同时读者也可能非常希望从这样一本著作中找到有关占领的主要事实和统计资料。为了不让这两项材料妨碍叙述，作者尽量将其集中放在脚注中，这就可能使很多书页下面塞满了脚注。对使用本书的大多数读者说来，不妨将脚注略去不看。
　　第四，一个老问题，即对几桩平行发生的历史事件如何展开叙述。作者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是使材料的安排务求有利于突出要说明问题的最主要方面。以第二章为例，关于战时演变是按国家分头叙述的，这样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些重复并需采用大量的前后参照材料。由于有关这一时期的编年史料早已出版，而且毫无疑问今后还会有其他类似的著作问世，本书的目的不在于重复叙述史实，而是要说明各占领国对德国的不同态度。有关占领的主要史实则放在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中加以叙述，因为这则乎是全部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本书叙述的体系也就不可避免地形成象到处流浪的米迪安军队那样的倾向，时而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因此希望批评家就整本书而不要就某一部分进行评论。
　　第五，作者在阐述某些为自己所不同意的观点时，则力求客观，但深信完全排除个人偏见则不可能，同时也不想掩饰自己是站在英国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来研究5　阐述这段历史的。在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英美两国演化形成的政治制度是人类设计过的最好的政治制度，唯一的前提是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人们，首先要能适应这种必需的相当严格的条件，这一政治制度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作者在写作时力求避免以恩人自居的面貌出现，作为一个非德国籍的自由党党员，在探讨德国问题时是很容易造成这种印象的。如果作者能做到不期望猪也会飞翔的话，那么他也很容易使人感到好象他之怜悯猪正是由于猪不会飞翔。
　　初稿写成以后，承蒙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慷慨协助，把油印稿分送给从不同角度关心德国占领问题的友好审阅。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仅使作者避免了许多事实错误，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想法，使作者澄清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不便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谨借此机会对他们不辞劳苦给予协助公开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同时必须申明，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概由作者本人负责。
　　本书于1954年秋定稿，因此在这以后出版的书刊材料：只在个别情况下予以引用。
　　迈克尔·鲍尔弗
　　1955年10月

　　大战期间，就存在着一个“德国问题”，从这个意义来看，那就无所谓“奥地利问题”。关于战后处理奥地利人的最好方式，不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既未在私下进行过剧烈的争论，也未在报刊上长期刊载过通讯报道。1943年11月，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声称奥地利是首遭希特勒侵略之害的自由国家，只不过说出了事实真相，这一真相对任何一个客观看待事实的人都是不言而喻的；外长们表示希望看到奥地利重建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并相信会得到英美公众舆论的充分支持。
　　换句话说，盟国战后对奥地利的任务，从未象它们对德国的任务那样，首先考虑的是对一国人民进行再教育，而是考虑重建一个国家。虽然在两次大战之间奥地利享受独立的最后四年是处于独裁政权统治之下，但盟国的决策人看来从不怀疑，奥地利在摆脱了墨索里尼或希特勒的外部压力而重新建立国家之后，必将成为一个遵循西方路线的正统的民主国家。它们所怀疑的只是，奥地利如果在1938年的疆界范围内恢复起来，从经济方面来看是否能生存下去。大西洋两岸的人认为，它是生存不下去的，可能需要在经济上（如果说不是在政治上）和东南欧其他国家联结在一起。尽管存在着这些疑虑，但并未妨碍一致同意这样的基本政策，即把奥地利从德国分离出来，清除纳粹影响，不作过分拖延便将其重建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一政策为四大国所接受，并被看作是盟国占领的目的。而占领则被视为实质上是一种过渡阶段，是做好准备以便把行政职责移交给一个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的奥地利政府。
　　本编拟说明以下几个问题：在战争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怎样胜利完成占领过程的第一个步骤，在1945年11月通过自由选举成立一个保证维护民主原则的奥地利政府；1946年6　月怎样采取第二个步骤，签署一项新管制协定，扩大奥地利政府的权力，限制盟国的权力；以及尽管取得这些初步成就，但在1946年底之前，原来的占领目的又怎样变得扑朔迷离，进一步的发展又怎样因占领国之间的意见分歧而遭到阻碍。在这短短的半年之中，奥地利与其说是一个处于重建过程中的国家，倒270　不如说是冷战棋盘上的一个棋子，也许是一个次要的棋子，但却象某些开局着棋手法中为赢得优势而被牺牲的卒子一样，其所处战略地位使之具有特别重要意义。正如莫斯科宣言在提到“毗邻国家”‘时所暗示的，奥地利的前途对整个中欧、南欧和东南欧必然要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是奥地利并不象一个卒子，到1946年底它要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意愿是通过它那个自由选举成立的政府顽强、巧妙而勇敢地表达出来的，那个政府是由这样一些人员组成的，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战争时期受纳粹之害而复活，足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精神现在却为奥地利的“解放者们”的抗衡角逐所培育。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政府的存在，所以在奥地利进行的冷战和德国的情况相比，武器竞赛或许不是那么露骨，气氛也肯定不是那么激烈。
　　本编完稿后，奥地利的独立最终已成事实了。根据这一发展对所述情况稍加修改，并着重指出在当年评论时预期可导致这一后果的那些因素，也许是值得的。然而，实际上在1946年底，凡是熟悉奥地利情况的人，几乎谁也不想预言奥地利的发展前途。而作者只是力求按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出现的形势来作一番叙述而已。所发表的一些看法，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绝不代表别人。
　　战胜的盟国竟然采用四国占领这样一种麻烦的办法来恢复一个拥有七百万人口的国家的主权，甚至认为有必要先把这个国家与别国隔绝开来，这对未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确实是似乎难以置信的。为此，有关盟国战后对奥政策的背景所作的叙述，也许超过了有确实需要之处。由于盟国所起的主要管制作用是在战后立即产生的混乱已经消除之后，所以关于盟国执行管制的细节则记述得较少。
　　英国官方文件无法利用，因为政府决定官方文件的公布须待大战正史的刊行。本书史料来源只能局限于已发表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资料。大部分资料是美国的。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会一眼看出小卡里·特拉弗斯·格雷429　森的渊博详实的著作使作者获益非浅。有关1944年和1945年间在伦敦着手制订奥地利民事工作计划的资料，271　有关从战争结束到盟国对奥管制委员会工作开始这段期间的资料，都特别难于找到。在此谨向在这些方面予以协助并对初稿提出意见的友人以及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老同事们致谢。
　　约翰·梅尔
　　1955年10月

　　第一章　投降时的德国
　　1945年3　月19日，在盟军沿雷马根桥渡过莱茵河之后，希特勒发布命令，要求把敌方进军沿线所有交通道路，铁道车辆、卡车、桥梁以及水坝、工厂和供应品一律予以破坏。他对施佩尔说，如果战争的结局是失败，德国也要毁灭。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连保存最原始的生存条件都没有任何必要去加以考虑了。“相反，不如由我们自己把这些东西通通破坏为好。”施佩尔在另外一个场合还说过：“他是在精心策划，让人民和他自己同归于尽，”很久以前，希特勒还对劳施宁说过：“我们可能要遭到毁灭，果真如此，我们就要把全世界都牵着和我们一道毁灭——让全世界化为一片火海。”现在这种威胁确实出现了。第三帝国从头到尾摆出了一副妄自尊大、盛气凌人的架势，并竭尽全力地把德国推进了一个现代国家所未曾经历过的最大的灾难之中。
　　事实上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只是阵发性地实施过一阵。盟军在德国本土作战，节节向前推进时，的确遭到过不少拚死抵抗。这样一来，在飞机轰炸所造成的破坏之外，又加上作战带来的损失。德国当年在格尔尼卡、华沙和鹿特丹等地播下的种子，现在已经亲自饱尝其恶果了。许多德国城市，如科隆和纽伦堡等地的中心已化为一片废墟，使一些曾经游历过的外国人几乎无法辨认了。科隆有百分之六十六的住宅破坏殆尽；在杜塞尔多夫有百分之九十三的住宅不能居住；法兰克福的十八万套住宅中有八万套被毁。据计算，如在柏林每天开出十列有五十辆车皮的列车来运输瓦砾，要历时十六年才能运完。在英占区的五百五十万套住宅中有三百五十万套或完全被毁或严重损坏。在波茨坦协定所划定的德国领土范围内，原有一千六百万套住宅，其中有二百三十四万套被毁，还有四百多万套至少损坏了百分之二十五。盟国一些听过有关房屋破坏情况汇报的人员，刚刚进入德国时，看到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