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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都北京-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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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的北京书坛，以米万钟为代表。当时以善书名者称“南董北米”，董为董其昌，米为米万钟。董其昌擅长绘画，前文已述；尤工书法，自成一家。清康熙帝喜爱其书法，因之全国风靡一时，京城内外，影响颇大。米万钟，顺天宛平（今北京市）人，自青年时，文章、翰墨之誉，已满天下。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成进士，后任江西按察使。宦官慕米之名，求书翰不应，唆人讦劾，即被免官。他的书法，功力深厚，潇洒生动，名噪一时。又爱收蓄奇石，人称为友石，并有诗文行于世。
明清北京的工艺，如奇花名卉，竞放异彩。
雕漆相传是永乐年间由浙江嘉兴府传到京师的。它用金、银、铜、锡等做胎型，然后在胎型上累次涂漆，按刻制的要求，涂数十层或数百层，并在漆未干透之时，刻制各种装饰花纹图案，技艺奇巧，精致美观。雕漆器有碗、盘、盒、匣等。宫廷的榻几、屏风、奁盒等也多用这种雕漆。北京雕漆造型浑厚，色彩浓艳，纹饰纤巧，构图典雅，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
景泰蓝是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品，因明景泰年间（1450～1456年）的产品极为精美而得名。它的工艺过程非常复杂，需经制胎、掐丝、烧焊、点蓝、烧蓝、磨光、镀金等工序。景泰蓝端庄古雅，雍容华贵，成为宫廷的装饰器皿和坛庙的祭祀礼器。清乾隆时紫禁城内梵华楼的珐琅佛塔，即景泰蓝佛塔，是景泰蓝中的精品。其中一座珐琅佛塔，放置在梵华楼佛塔室内，室的墙壁绘有佛教图画。画面以云天神界为背景，描绘着各种宗教故事，笔调粗犷，色彩强烈，愈发衬出珐琅佛塔的精雕细刻。珐琅佛塔的塔基，呈正方形，共有三层，色彩不同，花纹各异。塔身也是三层。第一层，像一座方亭，下有彩绘护栏，上有连脊重檐，中列佛龛，内置佛像。第二层，像一座八角亭，基座四角有蓝色纹饰，给人以耸入云天的感觉。金花檐柱环列，上有弧形重檐，中设佛龛，内有佛像。第三层，也像一座亭子，中有佛龛，内设佛像（已失），三层圆檐亭顶，又兼作塔刹。塔刹构图繁复，迭层变化。梵华楼的珐琅佛塔，构思奇特，变幻无穷，巧夺天工，是古代世界工艺美术的稀世珍宝。
清代北京的景泰蓝，附此一提。它由内务府造办处生产，后来民间也有制作。清道光年间，北京的景泰蓝开始作为商品出口。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北京景泰蓝参加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获得一等奖。
玉器北京玉器制作技术精湛，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各地许多技艺高超的琢玉艺人，就在这里从事玉器制作。前文介绍的“渎山大玉海”，就是元代大都之玉器巨珍。从明代起，北京成为著名的玉器产地。玉的硬度高，润度华，雕琢一件精美的玉器，需费数年之功。制作玉器，既要讲求艺，又要讲求巧。艺人在琢制玉器时，需要利用玉石的色彩、纹理、精心雕制，刻意求新，才能成为一件名贵的玉器。玉雕“桐荫仕女”，巧用自然颜色，从月亮门缝里，射出一缕月光，撒在仕女身上。其构思之巧，借光之妙，沁人肺腑，爽人心志，可赞，可叹！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玉山，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达5吨，琢制8年，是世界罕见的重型玉雕巨宝。
牙雕象牙雕刻工艺品，造型精美，十分珍贵。明代的御用监，清代的造办处，都设有专门匠作机构，为宫廷制作牙雕工艺品。北京牙雕以圆雕仕女、花卉、历史故事和神仙传说见长，还用象牙制牙席、牙扇。清代的牙雕《月曼清游》册页，共18幅，雕绘出夜游、弈棋、秋千、赏花、品茗、荡舟、观画等生活情景，是一件珍贵的工艺品。北京的牙雕工艺品，构图讲究，造型精美，技法细腻，十分珍贵，为宫廷、皇族、显宦和富绅所享用。
刻瓷刻瓷是艺人用单线直刀在瓷器上刻出诗词字画。早在宋代就有刻瓷，明代的刻瓷水平较高，清代刻瓷技艺更有发展。刻瓷艺人在瓷器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草虫，刻工细腻，着色鲜艳，被誉为艺术珍品。
绢花绢花是用绫绢做的花朵。相传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左鬓角上有个伤疤，她每天让宫女用一朵鲜花戴在左鬓上。冬天没有鲜花，就让宫女用绫绢做假花给她戴。这只是一个故事，不必当真。后来绢花逐渐发展。明清时北京绢花制作更精美，又称京花。清朝的绢花传到国外。
北京其他的特种手工艺品，还有花灯、烟花、绒花、风筝、地毯等，种类繁多，绚丽多彩。
瓷器中国的瓷器，到了明朝，出现空前繁荣的景象。明代瓷器胎质细腻，釉彩斑斓，色泽艳丽，图案淡雅，尤其是江西景德镇的御器厂官窑瓷器，盛极一时。
明代瓷都景德镇，除民窑生产瓷器外，皇帝在这里设立御器厂，专门烧造官窑瓷器，供宫廷使用，并派官员到景德镇督窑，即监督瓷器的烧造。明代景德镇官窑多至58座，烧造碗、碟、盘、杯、盒、钟、瓶、棋盘、屏风、龙缸等器皿。官窑为宫廷烧造的瓷器数量很大。宣德八年（1433年），一次就要烧制龙凤瓷器443500件。正统六年（1441年），北京紫禁城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完工，命烧造九龙九凤的御膳器皿和青龙白地花缸、金龙金凤白瓷罐等呈送宫廷。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命烧造瓷器120260件。据估计，嘉靖帝在位45年，官窑等烧造宫用瓷器达百万件之多。万历十九年（1591年），先命烧造瓷器159000件，不久续派烧造80000件。后工部官员以景德镇地区“土瘠民贫，连年灾”，请停减烧造瓷器，不从。
明代御器厂烧制的瓷器，以青花瓷为主。明代的青花瓷器优胜于元，它胎釉精细，青色浓艳，纹饰优美，造型多样，在中国瓷器史上颇负盛名。明代又兴起彩瓷，颜色有红、黄、绿、蓝、黑、紫等，开创了釉下青色、釉上着彩相结合的新工艺。明初的彩瓷，如青花红彩，只在釉上着红彩。到宣德帝时，烧造出“青花间装五色”的五彩瓷器（又称斗彩）。后来青花五彩瓷器大量供奉禁庭，成为宫廷新的装饰品。
明代瓷器大量从北京运至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蒙古、女真等贡使返回时，所装瓷器多至数十车。其包装方法是：“初买时，每一器内纳少土及豆麦少许，叠数十个，辄牢缚成一片。置之湿地，频洒以水。久之，则豆麦生芽，缠绕胶固。试投之荦确之地，不损破者，始以登车。”这是陆路远途运输的包装妙法。明代瓷器还大量出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荷兰人袭击葡萄牙船，得到中国瓷器约60吨。后运到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法王亨利四世买了一套餐具。据《荷兰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记载，运往荷兰的瓷器，万历四十年（1612年）有38641件，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有69057件，崇祯九年（1636年）达259380件，崇祯十二年（1639年）竟达366000件，可见西方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与需求。
清代仍在瓷都景德镇设御器厂，所烧造瓷器，供宫廷使用。
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是中国瓷器史上一个黄金时代。康熙帝时所产的五彩瓷器，习称康熙五彩，造型端庄凝重，装饰丰富多样，色彩鲜艳瑰丽，光泽透澈明亮，是这一时期瓷苑中的新葩。清代瓷苑中又一丛新葩—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将彩绘画面某些部分用玻璃白粉打底，然后烧造成的瓷器而得名。雍正帝时烧造的粉彩，称雍正粉彩，比康熙五彩更娇艳、柔白、精细、淡雅。很多雍正粉彩明如镜，薄如纸，达到了“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消”的地步。清代瓷苑中另一丛奇葩—珐琅彩，是以瓷作胎，外用珐琅彩绘描画，经烧制而成的瓷器。珐琅彩瓷器的彩绘和烘烧多在内务府造办处内进行，形制有碗、杯、盒、壶、瓶等，专为帝后妃嫔玩赏、祭祀供器之用。雍正帝时，珐琅彩加绘山水、花鸟、竹石、人物，并配以书法精美的题诗，成为制瓷工艺同赋词绘画相结合的艺术品。乾隆帝时，珐琅彩器画面上绘有西洋画，更有一番意趣。
清代瓷器受到外国的喜爱。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必细说，就是普鲁士皇帝选皇后，还曾以600名撒克逊龙骑兵向邻近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为其婚礼增色。普鲁士皇帝如此喜欢中国瓷器，其他贵族争相仿效。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英国向清朝定购瓷器达80万件之多。中国瓷器成为东方和西方文化交流的一条色彩斑斓的纽带。
编书明代迁都北京的永乐帝，刚登上宝座就命大学士解缙等编纂大型的类书。先后动员3000余人，历时五年，编成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类书—《永乐大典》。它有22937卷，辑入图书七八千种，书成后装订成11095册，计三亿七千余万字。《永乐大典》因卷帙浩大，只缮写一部，未曾刊印。隆庆元年（1567年），另摹成副本一部，藏于皇史裩。珍贮在南京的正本毁于明亡之时，副本在清代遭到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焚劫，也所余无几，已成为古籍珍本。藏于皇史裩的另一大部是官修编年体史书—《明实录》。明朝定制，凡新皇帝登极，即诏修《实录》，任命总裁，开设史馆，以时为序，排比史料，纂修实录。“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本各一部，正本藏于皇史裩，副本藏于内阁。《明实录》凡3045卷，洋洋大观，足资参阅。此外，永乐《顺天府志》和万历《顺天府志》，是明代关于北京的两部重要文献。
长城运河
在中华大地上，有两项伟大的文化奇迹：一是蜿蜒起伏、横贯东西的万里长城，另一是晶明平直、纵穿南北的京杭运河。它们历史之悠久，工程之宏巨，作用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在世界，都是仅见的。而万里长城拱卫的，京杭运河漕运的终点，就是北京。
万里长城，拱卫北京。明朝推翻元朝后，故元势力总想复辟，这就促使明廷要修整长城，以加强防御。但是，明朝军事力量开头时远比蒙古骑兵力量强大，据载北元“残胡甚少，骑者才五千人，共家属一万口”，实力还比不上明朝一个军镇。所以，徐达修居庸关和山海关等处关隘，而没有像秦始皇连接秦、赵、燕长城一样，兴筑全线连接的长城防御体系。而明朝先后放弃大宁卫（老哈河流域）和东胜卫（河套地区），从而使整个防线大幅度南移，即由辽阳、广宁、大宁一线，移至在北京的东北和西北，凭藉燕山和军都山脉修城设防。
明朝大规模修缮和加固长城是在16世纪后期。其主要原因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庚戌之变”，京师两次遭到蒙古骑兵困扰；若每年派兵进入草原地区烧荒，只会招惹蒙古骑兵报复，而无益于京师的防御；蒙古军事力量日渐强大，仅漠南一带驻牧骑兵即不下数十万人；明朝军队实际力量已削弱不堪，战斗力大为降低；明朝经过200年的生息、发展，经济实力大为增强；隆庆、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后，任用戚继光、谭纶等得当，上下协和，内外一致。这一切说明，全面整修并加强长城防御体系既为时之所需，也为势之所行。
明拱卫北京的长城，主要有居庸关、古北口、山海关三个要隘：居庸关在左，山海关在右，古北口在中。
居庸关在北京城西北50余公里处，建筑在一条长约20公里的溪谷中间。这条溪谷俗称关沟，相传谷中有72处风景点，称做“关沟七十二景”。溪谷两旁，山岭重迭，怪石突兀，景色优美。山峦间树木葱茏，翠幛重叠，因有“居庸叠翠”之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居庸关不仅风景优美，而且形势险绝。明人“重门天险设居庸，百二山河势转雄”的诗句，说明了这道雄关的形胜。居庸关自古以来就是北京的西北门户。居庸关这个名称，相传是取秦始皇徙居庸徒（庸工隶徒）修筑长城之意，可见它的久远历史。明、清两代，居庸关成为拱卫北京的重关要塞。居庸关有南、北两个隘口，是关沟的出入口，南面的叫南口，北面的就是著名的八达岭口。
八达岭地势险峻，居高临下。“居庸之险不在关，而在八达岭”，可见八达岭之险要。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八达岭的岭口，构筑了关城。关城设东、西城门：东面额题“居庸外镇”，刻于嘉靖十八年（1539年）；西面额题“北门锁钥”，刻于万历十年（1582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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