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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六卷全)毛泽东选集(1-5卷)-第2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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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讲四个问题;经济问题,国际形势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大民主小民主问题。

  一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我们走路,不是两个脚同时走,总是参差不齐的。第一步,这个脚向前,那个脚在后;第二步,那个脚又向前,这个脚在后。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将来搞了几个五年计划,有了经验,是不是还会犯错误呢?还会犯的。经验是永远学不足的。一万年以后,搞计划就一点错误不犯?一万年以后的事情我们管不着,但是可以肯定,那个时候还是会犯错误的。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1',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你看中国人不行?我们也行。但是,也要承认我们还有点不行,因为有一部分自己还不能设计。前几年建设中有一个问题,就象有的同志所说的,光注意“骨头”,不大注意“肉”,厂房、机器设备等搞起来了,而市政建设和服务性的设施没有相应地搞起来,将来问题很大。我看,这个问题的影响,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而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也许还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否正确,现在可以作一点结论,明年也可以作一点结论,我看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才能完全作出结论。这里头不犯一点主观主义是不可能的。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有什么大错,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

  要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有些人曾经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那个时候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当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的安排是用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现在看样子今冬明春就能实现。虽然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农民高兴,农业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今年这样大的灾荒,粮食就不可能增产两百多亿斤。在灾荒区,有合作社,生产救灾也方便。要在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积极性的根本条件下,批评他们的缺点,批评我们自己的缺点,这样,他们就有一股劲了。群众要求办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

  每年国家预算要三榜定案。就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还有一些有关同志,开三次会,讨论定案。这样就使大家都能了解预算的内容。不然,总是经手的同志比较了解,而我们这些人就是举手,但是懂不懂呢?叫作又懂又不懂,不甚了了。用三榜定案的办法,你就那么十分懂?也不见得,还是跟经手的同志有距离。他们好比是戏台上的演员,会唱,我们好比是观众,不会唱。但是,如果我们看戏看久了,那个长,那个短,就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戏唱得好坏,还是归观众评定的。要改正演员的错误,还是靠看戏的人。观众的高明处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戏,人们经常喜欢看,就可以继续演下去。有些戏,人们不大高兴看,就必须改变。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内部又有专家同非专家的矛盾。专家有专家的长处,非专家有非专家的长处。非专家可以鉴别正确和错误。

  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报告中说过“稳妥可靠”这个话,我建议以后改为“充分可靠”。今年一月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时候,我曾经提过要“充分可靠”。稳妥和可靠,意思是重复的。用稳妥形容可靠,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限制什么。形容词一面是修饰词,一面是限制词。说充分可靠,这就在程度上限制了它,不是普通可靠,是充分可靠。要做到充分可靠是不容易的。今年六月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预算的时候,大家都说是可靠的。现在看起来,这个预算有不到十分之一不可靠,有的项目安排得不对,有的项目用钱多了。所以,以后要注意安排好预算中的项目。项目到底安排得好不好,要靠专家注意,同时也要靠我们,特别是省一级的同志注意。当然,大家都要注意。

  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要抓财政,抓计划。以前有些同志没有大抓。粮食、猪肉、鸡蛋、蔬菜等问题,请同志们注意,这个问题相当大。从去年冬季以来,集中搞粮食,忽略了副业和经济作物。后头又纠正这个偏差,来搞副业和经济作物,特别是二十项、三十项比价一定,什么棉粮比价,油粮比价,猪粮比价,烟粮比价,等等,这样一来,农民对副业、经济作物就大有味道,而粮食不行了。开头一偏偏到粮食,再一偏偏到副业、经济作物。谷贱伤农,你那个粮价那么便宜,农民就不种粮食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同志们提出,厂长、校长可以住棚子,我看这个法子好,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要抓报纸。中央,各级党委,凡是出版报纸的地方,都要把办报看成大事。今年这一年,报纸上片面地、不合实际地宣传要改善人民生活,而对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同甘共苦这些东西,很少宣传,以后报纸的宣传重点要放到这方面来。广播电台讲的那些东西,恐怕也是从报纸上来的。所以,要把新闻记者、报纸工作人员和广播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会,跟他们交换意见,告诉他们宣传的方针。

  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有些民主人士说杀得坏,我们说杀得好,无非是唱对台戏。 这个戏, 我们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对头。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这个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使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捉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二

  国际形势,总的看来是好的。几个帝国主义算什么呢?再加几十个帝国主义也不怕。

  现在有两个地方发生问题,一个是东欧,一个是中东。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2',英、法武装侵略埃及,我看这些坏事也都是好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坏,一重是好。许多人看到那个“事”字上边有一个“坏”字,就认为它只是坏。我们说还有一个意义,它又是好事,这就是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凡是失败的事,倒霉的事,错误,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好的结果。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燃烧的。烧起来好,还是不烧起来好?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教育了苏联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出了一个贝利亚,就不得了,怎么社会主义国家出贝利亚?出了一个高岗,又是大为一惊。我们就要从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这类事情是题中应有之义,永远也会有的。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话,通过劳动者来讲话,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三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比如水,是由氢和氧两种元素结合的。如果没有氧,光有氢,或者没有氢,光有氧,都不能够搞成水。听说现在已经定下名称的化合物就有一百多万种,没有定名称的还不知道多少。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中国和苏联两个国家都叫社会主义,有不同没有?是有的。苏联和中国的民族不同。他们那里三十九年前就发生十月革命了,我们取得全国政权只有七年。至于所作的事,那有很多不同。比如,我们的农业集体化经过几个步骤,跟他们不同;我们对待资本家的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的市场物价政策跟他们不同;我们处理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关系,跟他们不同;我们军队里头的制度和党里头的制度也跟他们不同。我们曾对他们说过:我们不同意你们的一些事情,不赞成你们的一些做法。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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