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商人--龙与牛仔-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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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的多；但却引发了大量复杂的金融工具的诞生，包括我们今天所涉及到的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西方国家中封地的统治者们究竟是否喜欢这并不重要，他们无法阻挡这一趋势。　
　　按时间付费　
　　西方世界所出现的另一次重要的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具有更为深刻的影响。到18世纪中期，那“黑暗的、恶魔般的磨坊”在大不列颠地区达到最高转速。在将西方与中国进行比较的时候，与工业革命有关的两件事情显然是相当重要的：时钟时间（clock　　
time）与机器（machine）。　
　　工业革命时期的伟大的企业家们很早就发现，根据工人的产出为其支付报酬的做法永远都不能使得自己的投资有所回报：工人仍然能够控制自己的时间，并且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调整工作节奏。另一方面，如果工人与企业家签订出卖自己的劳动时间的合同，就能使劳动力的效率更高——在存在大量资本设备的情况下尤其如此。监工的监督可以保证这一点。节省劳动力的资本很快就创造出了比老式的、劳动密集的方法高出100倍的价值。古老工厂中的那尊巨大的时钟仍然在演绎着虚假的故事。　
　　机器与后备军　
　　卡尔·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机器”的出现取代了大批从事传统的手工劳动的男男女女；在藏于英国图书馆中的马克思的著作中，他将这些人称之为“失业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the　　
Unemployed）”。远东的那些中国人同样也注意到了西方国家中那些再就业人们的苦难生活，他们为此感到有点心寒；并高兴地说，中国的社会制度不会产生这样悲惨的结果。　
　　如果说牛仔们一直对机器带来的效率有着浓厚兴趣的话，而那些保守的中国人仍然对此有着深深的反感。一方想使工作时间尽可能得短，另一方则希望延长工作时间，这样每个人都可能有工作做。根据上天的旨意，皇帝通常对两件事情比较关注：人们丰衣足食并且都有足够的工作做。如果某台机器——如用来推动船艇逆水而行的运河水闸——能够提高公众福利的话，那当然也好；就让这种发明不断前进。如果某件工具——如一种新型的手推车——能够有助于农民养家糊口的话，那就更好了。　
　　但是，中国人根本不会想象到用机器代替人。在和谐力量的作用下，中国的统治阶层能够从制度上限制商人阶层获得私人收益的机会——否则，这些商人很有可能会充分利用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研究出有助于提高劳动效率的设备。西方国家的企业家们的确拥有这样的机会，并且取得了具有革命意义的成果。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3）　　　　
　　西方超过东方　
　　那么，工业革命是否足以说明为什么西方的牛仔能够赶上并最终超过中国人的经济能力的原因呢？肯定不行。早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在经济领域已经赶上中国了。要更好地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够赶超中国，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中国于1949年开始的现代革命之前，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相比——是如何对待产业工人的收入的。在人民革命之前，哪些人胜出了呢？　
　　首先，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项原则，在任何社会中，能力较强的人往往从事一些未来可能获得最高经济收益的职业。今天，当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美籍华裔认识到在美国，更大的经济收益来自于管理和营销领域的时候，许多人都成了管理者和营销人员，有些人开始经营自己的企业。回到中国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会转而成为工程技术人员——不管他们是否乐意这样做。并不是哪个牛仔生而具有成为企业家的基因。　
　　在古老的中国社会，私营企业家的收入似乎相当少。和谐论要求任何个人或家族都不能通过违背儒家原则的方式或者是通过使其他人失去工作的途径获得巨大收益。管理等级制度——从至高无上的皇帝直到底层的草民——为人与人之间遵循某种恰当的关系提供了保证：包括禁止那些处于底层的商人们获取收益。政府官员采用冠冕堂皇的“礼品”的形式取得商业收益，每一级官员都要给他们的上司“送礼”，直到社会最顶层。　
　　当然，任何时候，在政府机构这棵大树上，只有这么多的管理职位。围绕这些政府职位而组织的全国性考试的竞争相当激烈：开明的政府通常为那些最富有创业精神和聪明才智的中国人提供最为丰厚的经济回报与社会回报。向处于等级层次上较高层次的官员交纳的贡品就为他们获得从税收中取得收益以及通过为政府服务取得回报的权力奠定了基础。中国人为了能够进入政府部门而展开竞争。　
　　与此同时，在西方，思想领域的一场革命使得人们得到了自己劳动的果实。利润落到了私有企业的名下。准确地说，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是因为他们强调和谐一致的制度激发了公共的寻租行为，并且限制国家中那些最为聪明的个人与家庭追求利润的行为。在西方，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在东方，一切一如往昔。　
　　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来到中国　
　　西方国家中的现代革命力量使得社会几乎处于一种持续变迁的状态——从中世纪后期一直持续到今天。牛仔们仍然保持着一种不断变化的形象，在不断变化、技术成果丰硕的世界中飞速前进。而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远离技术力量——直到1949年。后来，毛泽东的胜利开始了旨在打破有着2；200年停滞不前的历史的中国现代革命。中国社会自此开始进入持续变化的状态。　
　　对那一时期的牛仔来说，中国爆发的共产主义革命似乎是相当大的威胁。政治革命本身就让西方人感到恐惧，他们已经习惯于采用和平投票的方式选举政府（在意大利尤其如此）。西方人忘记了这一点：中国一直是处于王朝统治之下，除了革命，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来改变统治他们的政府。在中国，如果到了对平民大众来说一切都已经变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爆发革命。　
　　牛仔一直都很重视中国的共产主义特点——无神的共产主义。1949年以后，西方学者对于下述问题始终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信奉的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与他们的传统相差如此之大；毕竟，共产主义是19世纪一名来自德国的移民在英国图书馆里设想出来的，而这个人一生中所从事的其他一切事情都失败了。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一个简单的真理：1949年的革命实际上是努力去改变国家所继承下来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与信仰。中国人的那些与权威有关的公开的颂歌一直都是：随便你相信什么——只要你远距离统治我们，不要从我们这里窃取太多的东西。　
　　革命之后，牛仔们想当然地认为，新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向着西方国家的轨道发展的态势意味着中国想加入现在已经解体了的苏联，以创造世界上唯一的工厂——这是共产主义的恶梦般的乌托邦。事实上，中国新的统治阶层的目的仅仅在于驱逐国外侵略者，重新找回民族自豪感和国家主权——并且重振濒临危机的经济。　
　　显然，西方国家支持的是国民党这匹错误的马。国民党的领导者蒋介石试图以所有皇帝都采用的古老的方法统治大众，最终失败了。最终使他赢得权力的那场革命仅仅是了另外一场老式革命的开始——试图使一切返回到传统的权力关系状态。由毛泽东领导的革命的性质则具有相当不同的性质，极少数美国人能够真正理解。　
　　国民党“失去”中国的原因与许多同样失去其王朝控制的统治政党的原因一样——贪婪地过度掠夺百姓财富以致于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也导致民众丧失信心。蒋介石总是以自己已经拥有整个中国、中国民众都是他的“孩子”的身份行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赢得”天下，因为他密切联系中国各地的民众，因而赢得了信任——这是真正具有革命意义的。　
　　革命到来了……　
　　女人撑起半边天——中国谚语　　　　　　　　　
第八章　变迁：变化中的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4）　　　　
　　毛主席面临着一个很独特的难题。古老的皇帝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牢固的结构——要比任何人所知道的都更为牢固。因此，表现看上去，中国似乎既无法在文化方面适应现代社会力量，也不能依靠科学与技术驱动经济的发展。有碍于任何变革的巨大的障碍因素似乎就是两个无法分割的文化支柱：皇权统治（Emperor　　
Rule）与儒家学说（Confucianism）。　
　　许多伟大的领导者都成功地领导了现代革命，因为他们正确地把握了一个或两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方面——然后努力去实施变革。在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政府集中精力于两件事情：使银行系统保持稳定并刺激价格，其成功率达到50％。毛主席的重点则在于打破儒家所推崇的等级和谐论以及血族关系的排外法则，所取得的成功同样也是有限的。毛泽东所倡导的改革的确是大大提高了中国妇女的地位。对西方人来说，他的做法似乎并不是十分好；但在那一时期，要取得成功所面临的障碍似乎是相当巨大的。　
　　西方人很快就对“大跃进运动”不屑一顾——“大跃进运动”时期连农民都试图在自己家后院的锅炉里大炼钢铁，看上去有点像以色列人试图不用稻草来烧制砖块。作为一种纯粹的经济计划，大跃进惨遭失败，但其目标绝对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或者说难以用年度GDP加以衡量。大跃进运动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打破中国社会里传统的农民家庭中父亲扮演主导角色的现象；它努力在“心理－社会”领域掀起一场全面革命，而不仅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成功了。　
　　在中国，接下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可以看作是毛主席面对农民的强硬态度以及仍然存在的亲属关系在社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等现象所作的遭到挫败的反应。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于20世纪60年代，大致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的性解放运动发生于同一时期。　
　　革命——六十年代的风格　
　　西方的社会运动——如劳工运动与禁酒运动、人民党运动——从来都不是直接源自于政府的某种行为。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志愿者群体自发活动的结果。美国的性解放运动仍延续了这一传统，最早是在一群政治家、反战活动家的倡议下爆发的，后来受到倡导女性主义的群体的支持。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则是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因而成为一场由政府领导的、反对私有社会制度的革命，而与西方社会中所爆发的革命性质不同。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因为它是由处于一个人领导之下的、实行集权等级制的政府的目标的革命性变化所引导的。性解放运动则根源于技术，是继20世纪所爆发的其他方面的革命——我们如何相互合作、彼此之间如何相关等——之后出现的，并且受到不断改进的家庭和通讯技术的推进。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决定群体工作关系——尤其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因素是如何才能更好地完成工作；也即取决于技术。在这方面，药丸是人类历史上最后出现的、影响最大的变革推动者——可以与农业和火药齐名。　
　　因为所采用的抵制变革的社会制度，中国错过了这些技术革命。毛主席并不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够推动中国在技术方面赶上西方，而是希望由此创建一个更加完善的、实行中央集权控制、由专家执政的新的中华帝国。因此，爆发于六十年代的这些革命的来源和目标看上去似乎都是截然不同的。　
　　结果　
　　【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　
　　当文化大革命明显地走向歧途的时候，毛主席去世了；中国又爆发了另一场相当传统的革命。继毛泽东统治时代之后，另一位帝王式的人物于1978年取代了“四人帮”的统治。邓小平让所有的人感到吃惊：他领导中国谨慎地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制度，以重振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经济。农村集体经济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很奇怪的是，这与古老的血族关系原则有些相像。中国人坚强地开始了比毛泽东所领导的更为长久的改革。　
　　邓先生允许商品作物与非正式市场以在中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时代所前所未有的水平发展。一切在预料之中的，其年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世界上的最高水平。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四分之一。中国成为一个拥有两种经济的国家：传统的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官僚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