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清朝的人们-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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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社会和宗族成员的人际关系的历史存在，是治史者宜加注意的，否则对一些现象就不能作出说明。如宗族等级与封建等级制的关系问题，就可从宗族祭祀中得到一些了解。因为祠堂祭礼把族人分为不同的等次，正是宗族内部人们本来就因政治、财产状况不一而分为不同社会等第的关系的反映。　　　　
　　　　社会上祭祀中的等级制，清朝政府就有明确的法规。它的品官家庙之礼是：一至三品官员的家庙，中堂五间，台阶三级，东西两庑各三间，中门外设南门，左右两边各设侧门；四至七品官的家庙，中堂三间，台阶三级，两庑各一间；八九品官的家庙，中堂亦为三间，但台阶仅有—级，没有两庑，只有—个垣门。建筑规模不同，特别是庙堂，间数不一，台阶不等，一看家庙式样，就可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官僚家庭的，其主人的身份也即显示出来。祭祀物品也视官阶而异，清朝定制，三品以上官祭祖用羊一豕一，每案置俎二、铏二、敦二、笾六、豆六；四至七品官用特豕，祭器为俎一、笾四、豆四；八品以下官用豕肩，不特杀，祭器为俎一、笾二、豆二。四品以下官祭器铏、敦同于三品以上官。祭毕会食，三品以上官僚之家，每祭必举行，四品至七品官在春秋两次祭祀时举行，八品以下官只在春祭后会餐一次（《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二四）。庙堂、祭品、食馂都不一样，品官家庙礼法中等级制度何其森严。官方如此，民间当然效尤，何况许多宗族中有官员，他们必然要把官场中的祭祀形式搬过来，既显示望族的地位，又用以区分族人，给高贵者在宗族中以特殊的地位。　　　　
　　　　祭祀分等级，存在于宗族和全社会，使等级制从各个方面渗透到民间，可见封建等级制是社会的基本制度，影响社会成员的生活至为深广。


世态剪影（三）第16节　清初吉林的移民（1）

　　　　吉林是满洲人清朝的发祥地，是清太祖、太宗经理天下的发迹地和根据地。所谓“清初”的时间概念，通常是从清朝的顺治元年（1644）算起，至于下限，则诸位史家见解不一。笔者之意，考虑到吉林史的具体情况，讲到清初吉林，不妨将清朝建国史也包括进来，则所谓“清初”，始于清太祖起兵，止于乾隆朝前期，即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的一个半世纪里。　　　　
　　　　至于吉林的地理概念，清初与当今大不相同。清初吉林的境域辽阔，达75万多平方公里，是今日吉林18万平方公里的四倍多。当日的辖区东达东海，东北至北海（含今萨哈林湾）、库页岛（萨哈林岛），西北至中俄尼布楚条约待议地区，西为今黑龙江省东部区，南与盛京（今辽宁）威远堡（今开原东北）连接，东南以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为邻。讲清初吉林，自然以此为地理范围，也即将后来被俄国侵占及划入黑龙江省、辽宁省的地区包括在内。　　　　
　　　　康熙元年（1662），清朝政府设立宁古塔将军衙门于宁古塔城（今黑龙江宁安），管理吉林军民事务，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省吉林市），1757年易名吉林将军，下辖宁古塔、吉林、三姓、阿拉楚喀、白都讷等副都统辖区。　　　　
　　　　自古以来直到清初，吉林是满族人及其先民的聚居地或者说他们是吉林的主要土著。在明代（1368～1644），他们分为许多群体，可归纳为三大部分：“野人女真”，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和库页岛；建州女真，原居于牡丹江下游，15世纪上半叶迁徙至浑河上游和长白山区，建立建州卫、建州左卫和建州右卫等三卫，故而得名；海西女真，经迁徙定居于松花江中游。女真三部分即归属明朝奴尔干都司统辖。海西女真的乌拉部在16世纪后半叶相当强大，通过贸易几乎把野人女真置于控制之下。建立清朝的建州左卫女真人接着兴起，它经历清太祖、太宗两代的努力，于16世纪末年至17世纪30年代统一女真各部，降伏海西女真的乌拉、哈达、辉发、叶赫四部，建州系统的苏克苏浒河、浑河、王甲、董鄂、哲陈、苏完、鸭喇古、讷殷、朱舍里、鸭绿江等部，东海的瓦尔喀、库尔哈、渥集、萨哈连诸部。这些女真系统的部落，也就是清代的满洲人，绝大多数居住在吉林地区，清太祖、太宗在征服过程中把他们编入满洲八旗，其中一部分编旗较晚，成为新满洲，也有一部分始终未纳入八旗。太祖、太宗征调编旗满人投入辽宁地区的对明朝战争，以及1644年后的统一中国的战争。留居故土的八旗满洲、新满洲及未编旗的满人是吉林的土著居民。　　　　
　　　　清初吉林的满人，不论是老满洲、新满洲、未编旗的满人，在境内有所移动，尤其是处在东北边疆的满人向内地迁徙，新满洲不断扩大，使吉林腹地的满人有所增加，改变建国期被征调后人烟稀少的状况。如岳克通鄂城主充顺巴本率部屯住吉林乌拉，并定居于此。海浪河阎姓满人率族人迁居宁古塔城。1662年清朝订立宁古塔将军辖区招编新满洲的奖励办法，1673年前后，宁古塔将军巴海招抚边远满人至宁古塔城附近，编为40个佐领，号为新满洲，这中间有墨尔哲勒氏族，有卧密族陶姓，编入宁古塔满洲正蓝旗，并于1674年带领新佐领到京城朝见康熙帝。后来康熙帝巡幸吉林，赐诗巴海，称赞他“宣威布德，招徕远人”（民国《宁安县志》卷四），就是指的这件事。今黑龙江省依兰，清初是宁古塔将军辖下三姓副都统的治所，三姓是汉称，满语称为“依兰哈喇”，依兰是“三”，哈拉是“姓”，原来这个地方是赫哲人的葛依克勒、卢业勒、胡什哈里三个氏族于清初从乌苏里江口迁来，因此而得名。　　　　
　　　　居住在吉林极东北地方的赫哲人、飞雅喀人、奇勒尔人以及库页岛上的居民，皆臣服于清朝，清朝用姓长制度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吉林土著满人中的一种类型。在明代，吉林也有少量的汉人成为土著居民。明朝大量汉人流入辽东，他们的后裔有人会北徙进入吉林，有的人会去做生意。清初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张缙彦在1669年说，当地土人告诉他，这里有一座山像福建的武夷山。这个土人不是来自福建的汉人后裔，必是与早年的福建人有关系，否则怎么能知道福建的武夷山是什么样子的，怎能与宁古塔的作比较？这一事实表明明代就有福建人到宁古塔，并定居下来。直隶静海（今天津市静海县）人胡姓于明末到兴凯湖打猎，也证明吉林早有汉人踪迹，只是人数不多罢了。


世态剪影（三）第16节　清初吉林的移民（2）

　　　　土著居民中还有朝鲜人，他们多生活在长白山地区。清初吉林的土著主要是满人，少数的汉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自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上半期，有大量的新移民迁入，其中以汉人为多。　　　　
　　　　清初流入的汉人。清朝政府流放政治犯，于17世纪60年代后多指定去宁古塔城和吉林乌拉。如抗清的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及其家属，1657年江南科场案中的吴兆骞、方章钺及其父拱乾、兄孝标等，1662年浙江通海案中的杨越、钱虞仲等，均被流放宁古塔，内中又有人转戍吉林乌拉。1708年江浙朱三太子案中人被发配到宁古塔和白都讷（今吉林扶余）等地。还有民间秘密宗教的信徒及其家属，如河南沈丘县秀才李明寰之弟在教，致使其母、明寰等被发遣宁古塔。被戍的还有出家人，如僧侣静今（静金、静经）是江南人（或说温州人），到宁古塔为观音庙住持。　　　　
　　　　三藩叛乱余孽发遣吉林，编入汉军当差。王世洗等于1924年编纂《宁安县志》，认为顺康间是汉人来宁古塔的第一期，而康熙滇变，藩下流徙东来，又犯罪陆续发遣，构成其主要成员。又说他们修志时调查老年汉民，询问其原籍，不是回答云南，就是说是山东。眼见这种发配的杨宾说他来往宁古塔道上所见汉人，“非云贵人，则山东、西贾客”（《柳边纪略》卷三）。这都说明在吉林的云南人，多数原是吴、耿、尚三藩部下余孽及其妻孥在康熙中被遣戍的。比如后来成为齐齐哈尔大族的汉军崔姓，号称“崔半城”（西清《黑龙江外纪》），本是孔藩下属，发遣宁古塔，次后随军到了黑龙江。　　　　
　　　　清朝在吉林设有官庄，庄丁充当种地、打桦皮的差役；建有驿站，站丁传送公文；置有边门，台丁盘诘行旅；又有水师营，水手负有抗击俄罗斯侵略的使命。庄、站、台及水手营长官为汉军缺额，庄、站、台丁及水手由汉人充当，从三藩败兵和流放的汉人中签派（英萨额《吉林外纪》）。如水师营水手，原籍多属福建和湖广。　　　　
　　　　私自进入吉林的汉族、回族农民和商人。清朝政府对吉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不许流人擅自进入，前述边门就是为查禁闯入者设立的。但是吉林有广阔的处女地和名贵的貂皮、人参，吸引汉人冒险前来牟利。他们往往被称为流民。山东莱州人王孝子与母、妻渡过渤海，到宁古塔，转至吉林乌拉，做小生意。回民张广义、杨维平于17世纪到宁古塔贸易定居，至1728年，加上陆续来的回民已有二十多户。直隶人张文玺在乾隆初年迁至白都讷，转到双城堡（今吉林双城），后来发展成为当地的望族。前面说到，杨宾指出商贩多来自山东、山西，稍后的情形仍然如此，不过由于数量增多，来地广泛，1741年宁古塔将军鄂弥达报告：“流　　　　
　　　　民多系山东、山西、直隶、河南等处人。”（《清高宗实录》卷一五○）迁徙入境的通古斯语系民族。在黑龙江将军辖区生活及受蒙古人一定控制和影响的通古斯语系民族锡伯、瓜尔察等族人相继进入吉林。锡伯族源，说法不一，或曰鲜卑，或云室韦，原居住在绰尔河流域，受蒙古人控制，清朝于1692年将他们编为佐领，称新满洲。在此以前他们已有一部分移往白都讷和吉林乌拉，1699年白都讷锡伯人奉命迁徙盛京。锡伯人在白都讷居住近40年，此后又有在北京充当王公包衣的锡伯人返回这里。瓜尔察人原来是蒙古人的附庸，据说康熙帝巡幸吉林时，悲悯他们的不幸，用银子赎出，编为新满洲，住于白都讷，后来与锡伯同时迁往盛京。　　　　
　　　　北京和盛京旗人移驻吉林。前述新满洲锡伯、瓜尔察从吉林内迁，新满洲赫哲、飞雅喀也徙盛京，又内迁北京。不习惯京中生活的，允许返回吉林故土。这种迁出而又能回吉林的是少数，但是清政府有组织地用北京、盛京旗人充实吉林，则有一定的规模。吉林各地驻有定额的八旗兵，且因时有新防区的设立，从老地区调兵驻防，就要不断补充，招编新满洲是一项来源，同时从北京、盛京派旗军前往。如1686年由吉林调戍黑龙江1500名，次年由京旗补充吉林1500名。1744年将京师八旗余丁750名发往吉林拉林（今属黑龙江省）驻防，次年又派250名作为闲散余丁前来。清朝统治时间一长，八旗集中的北京、盛京的旗人生计发生问题，清朝政府开始向吉林派出旗人，进行耕作，作为一种解决办法。乾隆初年政府决定招佃开垦吉林五常堡荒地，沈阳旗人一千多户应招前往，1743年被划入吉林旗籍。在有组织移民垦荒的同时，盛京旗下家奴也有携带家属私自前往的，而且日益增多，违背了旗人不得自行迁徙及封禁吉林政策。清政府鉴于形势，执行松动政策，对盛京兵、工部、内务府壮丁、王公宗室家奴及旗下家奴，划入吉林官庄耕种，纳粮当差，对正身旗人也不一律捉拿押解回盛京原籍。蒙古旗人。在吉林驻防军中，有蒙古八旗，为1个协领，8个佐领，兵丁401人，弓铁匠98人。


世态剪影（三）第16节　清初吉林的移民（3）

　　　　移民的进入，使吉林的人口状况发生不小的变化。在17世纪吉林人烟稀少，流人钱志熙于1664年说宁古塔城，“皆深山穷谷，人迹罕到之地”（《宁古塔山水记》钱序）。当时宁古塔城为将军治所，竟那样荒凉，吉林其他地方的人口之少可以想见了。清建国期的统一战争和抽调人口，使明代吉林的一些市镇毁灭了，如叶赫新旧二城“俱无人迹”（《柳边纪略》卷一）。方式济道经于此，见状作《叶赫城》诗咏道：“空城草木长，狐狸自悲语。”又说：“史臣颂功勋，沧桑漏应补。”就是说不要光歌颂清太祖统一的赫赫神功，也应当看到他“杀王浮民人”（张玉兴编《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的残暴性和破坏性。到18世纪上半叶，由于移民和土著的增殖，吉林人口有了明显的增长。1723年雍正帝说吉林乌拉“人口孳生，各处之人聚彼贸易甚多”，他的臣子也说这里“旗民杂处，商贾聚集”，因而民事案件增多，于是每年向吉林派出满、汉科道官各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