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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作者:(波兰)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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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①，是租的房子。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②她希望他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帮助邓收集资料，以便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我国革命的关键”。她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①1925年在柏林时，邓演达曾同朱德（后任红军总司今）在一个革命研究小组，朱当时也在那里留学。
②邓演达着《新艺术的诞生》（1927年4月、5月）、《中国内战和文化问题》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他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东西，然后来回住所，他到大学会上课（一个专为外国学生开设的德语课）。傍晚，他又到来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她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他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的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感到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这批改，开始在中文写作上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的风格。
这里对邓演达作一点补充介绍。他当时是34岁，瘦长，坦率，有军人风度（他从小就受军事训练）。他为自己树立起坚强的革命信念，并寻找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除了社会、战争和政治，他还对文化有兴趣。他认为中国的新民族文化应摆脱陈旧的封建模式，但也不应模仿西方，而是既要有个性解放、又要有集体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以适合中国的革命目标和未来的物质发展。①
①这一点在西方学术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共和中国人名词典》（英文），第3卷，第261页。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大虚（应邀到海德堡大学讲课，他的观点近乎几十年后的“解放神学”）。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毁所有进步的事物。但人民起义虽屡受挫折而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但由于争权夺利而来的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今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采取新的行动。
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路线，研究苏联和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路线。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采用净化了的和再度赋予活力的形式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在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在中国革命的未来阶段中，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制订出一个以土地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纲领。1926—1927年的北伐胜利没有农民群众的支持是不可能的，而农民之所以能够动员起来是因为他们相信国民党打胜之后就会实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革命的流产、失败、遭到镇压主要是由于限制农民行动的错误和压制农民的罪行。对邓演达来说，这些思想并不是新的。在1926年和1927年上半年任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时，他就积极地在军队开进之前开展当地农民的组织工作。①在这些事情上，周恩来后来认为他的看法同毛泽东的看法是相似的。
①美国驻德大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致国务卿（华盛顿），1928年6月13日。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的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行动。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所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革命学习，但在实践中必须自辟蹊径。
历史将显示，邓演达此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证明是不切实际和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所求变革的主要杠杆。
在柏林像在莫斯科一样，宋庆龄受到在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种冲击，又受到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继续保持镇定，以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政治判断力和处事才能。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1929年5月美国的一个广播网通过文森特·希恩要求她到美国去发表一系列广播讲话和在公众场合露面。希恩敦促她接受，因为她可以借此机会把中国的真相告诉美国人民，并且可以用广播公司答应付给的5万美元报酬作为她进行政治活动的经费。宋庆龄在同邓演达商量之后拒绝了这个要求。她向章克解释说，如果她去，她会落入一个有利于蒋介石和支持蒋的美国政策的陷阱。她可能通过谈话或沉默表现为接受蒋政权的合法性。而这笔由美方提供的收入也不是为革命筹集资金的好办法。章回忆说，希恩为此大发雷霆：“我真猜不透她。她会有一个讲坛。重访她所喜欢的朋友和地方，得一笔用自己的工作赚来的钱。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不合适的是，宋庆龄所怀疑的陷饼确实存在——现在能够得到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1928年6月16日美国大使舒尔曼从柏林“致国务院的绝密报告”说：
“美国著名的巡回演讲主办人L．J．艾伯先生向孙夫人提出签订在我上次报告中提到的那个合同。希恩先生说，孙夫人应按合同净得5万美元……这笔款项她可能会捐献给‘事业’。希恩还说，宋庆龄正‘在考虑接受这个提议’。如果她接受了，他不认为她在美国的讲演将会具有任何很显著的政治性质。她有这么多的近亲同目前的国民党运动有关系，这将使她难以对之进行攻击。”①（着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①司徒雷登着《在华五十年——传教士和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英文），第116页。
大使的报告（现加上其他材料）显示出宋庆龄在欧洲的行动受到了美国外交官的密切监视。舒尔曼还同意把报告“副本送驻北京公使馆”，结果很可能是把消息传给美国所偏爱的蒋介石阵营中去了。这里应该提起，舒尔曼干这类事情不是新手。1924年在广州他曾提议在孙中山和北洋军阀之间进行调停，从而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丧失锐气和苏联的引导。
事实上，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挪向蒋介石一边，至少使她对蒋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
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北京的中美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庆龄的父亲宋耀如，从小就看着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司徒语）章克找到她。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决定……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了她。”①章克对这段话提出了疑问。在章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曾对章说，司徒像极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她不接见司徒，而是把一张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的结婚照，要章克代她送给他。至于司徒所写的归之于宋庆龄的那些话，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找寻什么“万应灵药”，也从来没有对苏联和中共表示过否定态度（这一点正是蒋介石和西方求之而不可得的）。尽管如此，他们企图在宋和苏联及中共之间制造不和的尝试从未中止过。
①同第九章注36。
关于宋庆龄的处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
“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桔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她的荣誉看作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全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博士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新政府中得到任何地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她打电报给她那位得胜的妹夫，谴责他同俄国断交并镇压农工，并声明她如回国将不是去参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众。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在最动人的三十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己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①
①国务院信件编号3612号。1928年6月27日远东局阅后，7月12日由纳尔逊·约翰逊代国务卿答复“此信内容甚有价值”。约翰逊为美国高级外交官，曾在华工作多年。
美国官方档案还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况。舒尔曼公使固然在设想宋庆龄到美国巡回演讲会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处，但另外一类人却强烈反对。这类人总是反复出现，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症的右翼分子，他们既对“赤色宣传”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国人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
持这样的观点的一位波士顿妇女埃塞尔·B·麦金尼，在1928年7月10日给华盛顿主管签证事务的部门写了一封信：
“你是否知道，中国和莫斯科的孙逸仙夫人已订定在下一季度到这个国家来作演讲？……我今天已辞去设于波莱斯顿街〔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80号的艾伯一威克讲演服务公司特别代表的职务，因为我不仅不愿意请这位夫人到我们的俱乐部和学院去讲演，也不愿意同一个请她来讲演的组织保持关系。我对我自己的国家实在太忠诚了，我不能同一个在过去历史上与赤色活动有如此多瓜葛的人发生任何接触。
“是否可能你已批准她入境，因为我听说一切都已疏通好了。……有一个可能与此事有关的人问我，就这么一个30来岁的年轻女人，即使她过去曾参加过本国的革命，她会有什么样的脑筋在这个国家制造麻烦？任何一个稍为知道一点远东事务的人都明白，她的‘脑筋’沿着某些渠道是相当活跃的——在我看来，对我们那些容易受影响的学院和俱乐部妇女来说，也许是太活跃了……”
像大多数告密者一样。这位“超级爱国者”喜欢小心谨慎、隐姓埋名：
“现在我已尽了一个好的、忠诚的美国人的责任，像我这样的人即使在粉红色的地方也是没有用的，更不要说是鲜红的颜色了。请让我不要再出头露面。她可能被批准入境吗？”
麦金尼女士这封信被送到签证处主任蒙内特·戴维斯那里。他回覆道，“没有听说孙夫人申请入境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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