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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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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