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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皖系政权的发展与‘参战’的纠纷(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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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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