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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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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次。”他当时问杨如何解决,杨说:“现在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一定请你明天到学校里参观,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他当时想到,杨和自己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为什么不学北京大爷们的办法去得一点经验?所以便应充了杨的邀请,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他这样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天然的布景,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这是他所见的第一幕。 
  办了几种手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吓得像狗一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谣言蜂起,议论风生。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不管后来的事态怎样发展,不管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记载,至少李四光的记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多少修正一下我们的偏见吧。 
  有了这档子事,又让学生那样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难逃拥戴杨荫榆的干系。既是杨荫榆的死党,也就必然是鲁迅的死敌。这样鲁迅在文章中顺便讽刺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讽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滢致志摩》上来。看陈西滢是怎样为李四光抱不平的。当然,他举这个例也是为了说明他的那个看法,即“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信中谈到李四光时是这样说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李四光看到《晨报副刊》上的“一束信”,知道陈西滢谈到了自己,此前也一定看到过鲁迅对他的嘲讽,便给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写了封信。一则是为了准确说明他在京师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的薪水问题,再则也是忍不住要说说鲁迅对他的诬蔑。 
  他说他今天看到贵报副刊《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有一段记载与他个人有关系,所以不得不有所声明。他答应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去供职以前,曾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当面商量,向学校请假一年。蒋先生也表赞同,以后又正式具请假公函说明此事,这封信现在还在蒋先生手里。鲁迅说他是以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 
  接下来谈到他的薪水。说他初到图书馆的时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方面,曾通过一个议案,议决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当时他曾再三向委员会委员长说明:他个人的生活简单,不需要那个数目。但是此事已经议决,并且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他未必永久是副馆长,在未经正式的手续以前,不便立刻变更决议案,以至牵动全盘的计划。所以他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且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前天陈西滢先生匆忙中问他在图书馆拿多少薪水,他答道:“只拿二百五十元。”鲁迅先生未曾详察事实,竟然写出“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一句话,他实在不敢承认。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3)   
  说鲁迅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做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功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贡献! 
  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拟了个题名《李四光先生来件》,在二月一日《晨报副刊》上登载。 
  当天鲁迅就看到了这期的《晨报副刊》。或许他这天正在写回击陈西滢的文章,即那篇《不是信》,顺便也就谈到了这个话题。比如对李四光说他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他就很反感。不过,主要的,还是谈李四光的薪水问题。还是领略一下鲁迅辩论的风采吧: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另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页) 
  揭发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以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间永恒的律条。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既说薪水,就是个人所得,既然个人没有得到那么多,就该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不能说,因为一时制度的不允许,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办法,便怀疑对方的诚意。李四光的考虑是无可指责的,他不能光考虑自己,副馆长这个职务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么多,不能说将来的继任者也不需要那么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发出,李四光就后悔了,怕自己陷进这种无谓的纠纷中去,第二天又给徐志摩写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发排了,隔一天就见报了。 
  李四光的这封信上说,昨天他动笔时,没有顾上读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写了那封信。鲁迅先生骂他的那些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也未始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说什么呢,等事实明了的时候,他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接下来说,自己也是涵养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闲话,与徐志摩发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于事实上也没有何等的用处,请徐替他删去。 
  随后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对参与论争的几个人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与陈西滢相识有年,陈的天才和热心他向来是很佩服的。可是陈那枝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周家兄弟,他是久仰的,一向没有相识。周作人先生他曾在街上遇见几次,很像一个温和的君子。他认识周,恐怕周不认识他。虽说周曾无故的骂过他一次,他对周还有相当的谅解。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不能因为周骂了自己一次,就菲薄他的文学。希望有一天能和周见面谈心。下面是专说鲁迅的: 
  鲁迅先生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许有他特别的兴趣。任我不懂文学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做自杀? 
  他知道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说得再诚恳,也不会买账的。信的末尾,为了表示他的诚心,特别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就罢了”。他不知道时间已来不及了,还说,他觉得他的这封信与当前的社会有点关系,希望能跟前一封信一起发表。 
  收到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觉得李四光的态度很坦诚,很理性。此时徐志摩也觉得,这场原本还有点小意思的论争,越来越恶俗不堪,便回了封信,拟了个总题《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并在二月三日的《晨报副刊》上登出。徐志摩在回信中说,与你同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前天我们一些人在一起聚餐时,大家一致认为这场恶斗有快些结束的必要。两边的朋友,不消说都已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当事人,除非真有神经病的,也应分有了觉悟,觉悟到这类争论是无所谓的。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确有息纷的必要,还引用了哈代的一句诗:“有了经验的狗,知道节省他的时间,逢着不必叫的时候就耐了下去。”可见他对这场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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