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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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次。”他当时问杨如何解决，杨说：“现在在电话里讲不清楚，一定请你明天到学校里参观，我并预备叫一辆汽车来接你。”他当时想到，杨和自己不过见面两次，无论如何，总不至于像江亢虎那样犯复辟的嫌疑，又想到如若杨的话属实，名振一时的文明新戏也许演到最后一幕。时乎不再来，为什么不学北京大爷们的办法去得一点经验？所以便应充了杨的邀请，并且声明北京的汽车向来与他这样骑自行车的人是死对头，千万不要客气。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2）　　　
　　第二天早上，小雨纷纷，景象黯然。天然的布景，已经给了他一个极深的印象。他跑到女师大前门的时候，只见了若干名卸除武装的巡警，或坐或站，挤在廊下。门役领他到一个灰尘满地的客厅，待了四五十分钟，忽然听着门外的汽车声，嘈杂声，骂声，叫声，“杨荫榆来了……杨荫榆来了……”这是他所见的第一幕。　
　　办了几种手续（如传递名片，学生的检查等等），护校的学生放他进去了。在一间热极的小房子里，见到了杨荫榆，只见有几位学校的教职员，并无所谓参观的人士。吓得像狗一样的听差不断的向杨校长报告，一会儿说某某门已经被学生把守了，一会儿又说外间的情形不好，恐怕有人来捣毁学校。谣言蜂起，议论风生。校长、职员、听差连开了几次联席会议，好容易才办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把大门关上。这些人忙乱的时候，他坐在一旁，只看见那些“保护”的巡警站在门前，你一声，我一声，在那儿张开大口换班打呵欠。看守巡警的女学生，三五成群，你一句，我一句，唱出许多不甚雅听的口号。这样过了一点钟，两点钟，三点钟过去了。他们在那里做戏做不出来，似乎并不十分着急，可是他这个看戏的人却急死了。　
　　他再三向杨校长告辞，终不得允许。待到下午三点多钟，实在忍耐不了，就红着脸皮说了几句对不住主人的话，杨校长连声回答说：“我现在要办了，请你再待一会儿。”　
　　这样李四光就只好再待下去。下面是他看到的真实的一幕和他的感叹：　
　　确实不虚，那时杨先生仿佛拿出全副的精神，一面吩咐巡警，无论如何不准动手，一面硬跑出门外，前后左右用巡警包围，向西院走去。一时汹涌唾骂的音乐大作。详细的情形我不便述，恐怕为官僚及一班反动者所利用。可怜我们平时最敬爱的青年淑女，为什么要做到那步田地。假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只好跪下求皇天皇天……声音稍稍平息，我才逢人打听，那是怎样一回事。原来是杨先生申明要由杂务课升到校长室办公！这可算是我所见的第二幕。　
　　这种戏我再不要看了。所以无论如何，要求了杨先生放我出去。杨先生道了歉，准了我的要求。阿弥陀佛！我竟逃脱了苦海。可怕的是那无限风波，无量劫数，要到何时才可了结。　
　　朋友们说，有人以为我是“杨先生的死党”。无论就私交，就职务说，这个头衔，我真不配。我并不是票友，本行的笨事都做不完，哪有闲工夫去干那些玩意。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可是杨校长已经死了，问题已经变更了，我不过为那位校长先生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完了，还有什么话说？　
　　这是一个科学家看到的八月一日的现场。跟学生们的描述，跟鲁迅等人笔下的描述，何啻霄壤。我们是该相信这个无辜的科学家呢，还是该相信那几十个情绪激动的学生，还是应当相信那天根本就不在场的鲁迅等人呢？　
　　“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这话是多么沉痛。　
　　不管后来的事态怎样发展，不管后世的历史学家怎样记载，至少李四光的记述，可以作为一种参照，多少修正一下我们的偏见吧。　
　　有了这档子事，又让学生那样一描述，李四光也就难逃拥戴杨荫榆的干系。既是杨荫榆的死党，也就必然是鲁迅的死敌。这样鲁迅在文章中顺便讽刺一下也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了。要是不讽刺一下，那才是怪事呢。　
　　再回到《西滢致志摩》上来。看陈西滢是怎样为李四光抱不平的。当然，他举这个例也是为了说明他的那个看法，即“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信中谈到李四光时是这样说的：　
　　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李四光看到《晨报副刊》上的“一束信”，知道陈西滢谈到了自己，此前也一定看到过鲁迅对他的嘲讽，便给副刊的编辑徐志摩写了封信。一则是为了准确说明他在京师图书馆担任副馆长的薪水问题，再则也是忍不住要说说鲁迅对他的诬蔑。　
　　他说他今天看到贵报副刊《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有一段记载与他个人有关系，所以不得不有所声明。他答应到国立京师图书馆去供职以前，曾经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当面商量，向学校请假一年。蒋先生也表赞同，以后又正式具请假公函说明此事，这封信现在还在蒋先生手里。鲁迅说他是以北大教授兼国立图书馆副馆长一层，绝对与事实不符。　
　　接下来谈到他的薪水。说他初到图书馆的时候，国立京师图书馆委员会方面，曾通过一个议案，议决副馆长薪水每月五百元。当时他曾再三向委员会委员长说明：他个人的生活简单，不需要那个数目。但是此事已经议决，并且副馆长是机关中的一部分，他未必永久是副馆长，在未经正式的手续以前，不便立刻变更决议案，以至牵动全盘的计划。所以他当时想出一个办法，只受半数，其余一半，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并且正式作函通知委员会。前天陈西滢先生匆忙中问他在图书馆拿多少薪水，他答道：“只拿二百五十元。”鲁迅先生未曾详察事实，竟然写出“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一句话，他实在不敢承认。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3）　　　
　　说鲁迅的几句话是这样的：　
　　我听说鲁迅先生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中国的文人，向来有作“捕风捉影之谈”的习惯，并不奇怪。所以他一再笑骂，我都能忍受，不答一个字。暗中希望有一天他自己查清事实，知道天下人不尽像鲁迅先生的镜子里照出来的模样，到那个时候，也许这个小小的动机，可以促鲁迅先生做十年读书、十年养气的功夫。也许中国因此可以产生一个真正的文士。那是何等的贡献！　
　　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拟了个题名《李四光先生来件》，在二月一日《晨报副刊》上登载。　
　　当天鲁迅就看到了这期的《晨报副刊》。或许他这天正在写回击陈西滢的文章，即那篇《不是信》，顺便也就谈到了这个话题。比如对李四光说他是当代比较有希望的文士，他就很反感。不过，主要的，还是谈李四光的薪水问题。还是领略一下鲁迅辩论的风采吧：　
　　第三种罪案是关于我说“北大教授兼京师图书馆副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的事，据说已告了一年的假，假期内不支薪，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另一张《晨副》上又有本人的声明，话也差不多，不过说月薪确有五百元，只是他“只拿二百五十元”，其余的“捐予图书馆购买某种书籍”了。此外还给我许多忠告，这使我非常感谢，但愿意奉还“文士”的称号，我是不属于这一类的。只是我以为告假和辞职不同，无论支薪与否，教授也仍然是教授，这是不待“刀笔吏”才能知道的。至于图书馆的月薪，我确信李教授（或副馆长）现在每月“只拿二百五十元”的现钱，是美国那面的；中国这面的一半，真说不定要拖欠到什么时候才有，但欠账究竟也是钱，别人的兼差，大抵多是欠账，连一半现钱也没有，可是早成了有些论客的口实了，虽然其缺点是在不肯及早捐出去。我想，如果此后每月必发，而以学校欠薪作比例，中国的一半是明年的正月间会有的，倘以教育部欠俸作比例，则须十七年正月间才有，那时购买书籍来，我一定就更正，只要我还在做“官僚”，因为这容易得知，我也自信还有这样的记性，不至于今年忘了去年事。但是，倘若又被章士钊们革掉，那就莫名其妙，更正的事也只好作罢了。可是我所说的职衔和钱数，在今日却是事实。（《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5—226页）　
　　揭发这件事，本身就没有多大意义。这些法日派留学生，早已本土化了，很难理解现在英美留学生的个人情操，以为人同此心，此心同我，乃天地间永恒的律条。给了五百元，自己不要，反而只要二百五十元，天下怎么会有这样的傻瓜？既说薪水，就是个人所得，既然个人没有得到那么多，就该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不能说，因为一时制度的不允许，采用了一个权宜的办法，便怀疑对方的诚意。李四光的考虑是无可指责的，他不能光考虑自己，副馆长这个职务不是他家的，他可以不要那么多，不能说将来的继任者也不需要那么多。　
　　一月三十日的信一发出，李四光就后悔了，怕自己陷进这种无谓的纠纷中去，第二天又给徐志摩写了封信。他不知道他的信已发排了，隔一天就见报了。　
　　李四光的这封信上说，昨天他动笔时，没有顾上读徐志摩那篇“引咎的文字”，就匆忙写了那封信。鲁迅先生骂他的那些话，虽然大部分都是误会，但也未始没有几分捕风捉影的理由。何必再说什么呢，等事实明了的时候，他的事完了，用不着多说话。接下来说，自己也是涵养不足，在信的第三段中，又提出些闲话，与徐志摩发表那篇文字的苦衷不合，于事实上也没有何等的用处，请徐替他删去。　
　　随后又以极其诚恳的态度，对参与论争的几个人分别谈了自己的看法。说他与陈西滢相识有年，陈的天才和热心他向来是很佩服的。可是陈那枝笔，的确有时觉得太尖。周家兄弟，他是久仰的，一向没有相识。周作人先生他曾在街上遇见几次，很像一个温和的君子。他认识周，恐怕周不认识他。虽说周曾无故的骂过他一次，他对周还有相当的谅解。文人都不免有那种毛病，不能因为周骂了自己一次，就菲薄他的文学。希望有一天能和周见面谈心。下面是专说鲁迅的：　
　　鲁迅先生我绝对的没有遇见，但是我想他一定有他的天才，也许有他特别的兴趣。任我不懂文学的人妄评一句，东方文学家的风味，他似乎格外的充足，所以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他也管不着。但是只要我们能极力的容忍，天下想无不了之事；况且现在我们这个中国，已经给洋人军阀政客弄到不成局面，指导青年的人，还要彼此辱骂，制成一个恶劣的社会，这还不是自杀，什么叫做自杀？　
　　他知道像鲁迅这样的人，你说得再诚恳，也不会买账的。信的末尾，为了表示他的诚心，特别郑重声明，“对于一切的笑骂，我以后决不答一辞，仅守幽默就罢了”。他不知道时间已来不及了，还说，他觉得他的这封信与当前的社会有点关系，希望能跟前一封信一起发表。　
　　收到李四光的这封信，徐志摩觉得李四光的态度很坦诚，很理性。此时徐志摩也觉得，这场原本还有点小意思的论争，越来越恶俗不堪，便回了封信，拟了个总题《结束闲话，结束废话！》一并在二月三日的《晨报副刊》上登出。徐志摩在回信中说，与你同感想的人不止我一个，前天我们一些人在一起聚餐时，大家一致认为这场恶斗有快些结束的必要。两边的朋友，不消说都已汗透重裘了，再不能不想法制止。就是当事人，除非真有神经病的，也应分有了觉悟，觉悟到这类争论是无所谓的。为了说明事情的严重，确有息纷的必要，还引用了哈代的一句诗：“有了经验的狗，知道节省他的时间，逢着不必叫的时候就耐了下去。”可见他对这场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