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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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篇确也不错的写世俗生活的小说，比如《孔乙己》、《故乡》、《社戏》、《祝福》，从体裁上说，更像是散文而不像是小说。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说是多么的高多么的大，更多的是后人精心的阐发，很少是作品本身的固有。只有在一些小的细节描写上，一部分人物对话上，确能显出作者艺术的才情。这样的细节与对话，在作品中占的分量不是很重，虽说也能让人眼前一亮，终是亮点太小而亮度不大，难以照彻整个作品搭建的艺术空间。也如同不多的血肉，难以丰满如柴的骨骼，捡来的几枚小钱，总不会显得多么阔绰。　　　
　　鲁迅的文风（4）　　　
　　所以造成这种让人尴尬而难以信服的局面，一则是作者对社会人生缺少温情的体验，多的是冷眼旁观的愤懑。鄙薄多于赏鉴，鞭笞多于抚弄，也就不能用平和的心态，从容的笔调来书写自己的体验。再就是，他的那种“魏晋文章”式的笔法，也不允许他做细致委婉的描写，留连难舍的咏叹。他是有才能的，这个谁也不否认，但最后的判断不是有没有才能，或是推测出的才能有多大，而是实际表现出的才能有多大。对鲁迅因论敌太多，情绪激昂，难得闲适，未尽其才的悲哀，李长之有他独到的见解。是在谈到鲁迅仅有的几篇抒情性散文时说的：　
　　这种抒情的文章之少，小半的原因是因为鲁迅碰到要攻击的对象是太多了，他那种激昂的对于社会的关怀使他闲适不得。即是他的杂感，也每每不大从容，然而遇有从容的笔墨，却一定是优美的笔墨。这也是一切艺术的特质吧，必须和实生活有一点距离，所以和爱人吻着的时候大抵是不会写情诗的，如周作人所说。艺术的创作究竟是有闲的，鉴赏亦然，这是事实。不过我以为这并不坏，一如有的人却以为不好。好坏就是价值问题了，价值是因观点不同而异的，不如事实那么没有变动。无论如何吧，鲁迅在生活上的余裕太少，至少是心理的感觉上，所以纯艺术的作品不是很多。我所谓纯艺术，并不是说它毫没有别的作用，乃是说它的作用乃是放在创作欲之后的，并且它的形式，是完整的艺术的，与其说它纯艺术，或者不如说是“非纯作用”。可是虽然如此，鲁迅颇有少数的完整的艺术品，并且我们据这少数的完整的艺术品看，鲁迅的的确确有这方面的才能，没使他充分发展了的，只是机会。（《鲁迅批判》第51—52页）　
　　瘦劲的例子就不举了。看看鲁迅的小说，几乎每一节都那么寥寥几行，句子都那么短，就不难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再一个反证是，既然说鲁迅的小说那么好，评论鉴赏的文章铺天盖地，入选中学大学课本的又那么多，几乎到了普天之下（中国大陆）无人不读鲁的程度，可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没有一个作家是学鲁迅学到家的，甚至连个像的也找不见。它的艺术性，来自深厚的古文功底，不是学不来，一学就露了丑。这样一来，人们就只有赞叹而难以师法了。换句话说，现当代凡写小说的，都是用白话文写的，你去学一个用魏晋笔法写作，学一个几乎是从文言文脱胎出来的作家的作品，南其辕而北其辙，如何能上得了路呢？　　　
　　鲁迅的社会理念（1）　　　
　　前面第三章里，谈到了鲁迅的思想资源。一个人的思想资源会影响他的社会理念，却不等于他的社会理念。思想资源更多的对他的人生理念起作用，未必全部表现在他对社会的认知与追求上。一个自负的，甚至是自私的人，也可以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只要他在追求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上，信念坚定，勇于实践，我们就得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者。在这上头，个人品质上的瑕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也就是我们谈论鲁迅的是非功过时，很少论及鲁迅个人品质的原因。　
　　但是，对于鲁迅这样一位被视为中国文化革命新军的主将式的人物，对他的社会理念，却不能不做一番考察。往常人们谈这个话题，总是举出他的一些经典性的言论，说他怎样狠批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怎样掮住了闸门放孩子们到光明的地方去，怎样赞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怎样赞美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了人类的希望。严格地说，这些并不能说明鲁迅的社会理念，有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的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坚定的立场。要探究鲁迅的社会理念，最好是用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验证。比如，可以用电子计算机，算出鲁迅著作中使用什么样的社会学的术语最多。如果他使用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类的词语多，我们就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的人，是一个有现代社会意识的人。如果他用的还是中国士大夫千百年来惯用的心性、高尚、卑劣等传统词语，我们就应当认定他是一个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先进的社会理念。　
　　要对鲁迅的全部著作做一次这样的检索，不是不可能，只是这样的工作量太大了，不是我在这样一本著作中能完成的。那就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做一次这样的检索并得出我们的评价。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既然全部词语的检索有这样的功效，那么随机性的抽查，只要够了一定的量，也可以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　
　　正好手边有本《鲁迅论中国社会改造》，是一位叫赵倚平的先生编的。赵先生在深圳某国家单位供职，编这样一本书，完全是他个人的爱好，并非受什么机构的委托。香港公元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出版。也可以说是赵先生自己印制赠送朋友的。赵先生在书中一篇类似后记的文章中说，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改造，然而鲁迅关于国民性改造的一个杰出的思想，即作者所说的“改造国民性，要有更激烈的主张”，却没有得到世人的重视。作者编选此书，就是为了弘扬鲁迅的这一思想。也就是说，这是一本体现鲁迅社会理念的语录选编。　
　　我们的办法是，先设定一个选择的程序，从这本书中筛选出若干条语录，再找出那些与社会理念有关的词语，看什么样的词语出现的频率最高，也就可以大体看出鲁迅的社会理念了。　
　　全书共分六部分，每一部分的标题及选取语录的条数如下：一、论中国社会　九十七条二、论中国社会的改造　七十一条三、论中国的国民性　六十六条四、论中国国民性的改造　四十五条五、人生与生活　八十二条六、青年、未来、希望　六十四条筛选的程序是，从每一部分中选取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所以选第一条是因为作为这一部分的第一条，编者应当是很慎重的。所以选取中间一条，是因为它的随意性最大，不会是有意的安排。中间一条的选法是，末尾是偶数的，除以二所得的数字即为应选的条目；是奇数的，加一再除以二即为应选的条目。当然不一定选中间的一条，也可以随意定一个数字，比如第三十五条，只要每一部分都选第三十五条就行了。　
　　现在我们将每一部分的第一条和中间的一条共计十二条语录，抄录如下：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呐喊·头发的故事》）“安贫”诚然是天下太平的要道，但倘使无法指定究竟的运命，总不能令人死心塌地。……　
　　运命说之毫不足以治国平天下，是有明明白白的履历的。倘若还要用它来做工具，那中国的运命可真要“穷”极无聊了。（《花边文学·运命》）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三闲集·无声的中国》）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谁说中国人不善于改变呢？每一新的事物，起初虽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会改变。不过并非将自己变得合于新事物，乃是将新事物变得合于自己而已。（《华盖集·补白》）我敢于说，中国人中，仇视那真诚的青年的眼光，有的比英国或日本人还凶险。（《华盖集·忽然想到》）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得难。（《且介亭杂文·论毛笔之尖》）　　　
　　鲁迅的社会理念（2）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维艰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飞跑；丈母老太太出过天花，脸上有些缺点的，令夫人却种的是牛痘，所以细皮白肉：这也就大差其远了。（《华盖集·这个与那个》）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华盖集·北京通信》）中国是古国，历史长了，花样也多，情形复杂，做人也特别难，我觉得别的国度里，处世法总还要简单，所以每个人可以有功夫做些事，在中国，则单是为生活，就要化去生命的几乎全部。尤其是那些诬陷的方法，真是出人意料，譬如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政府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狭小。　
　　单是一些无聊的事，就会化去许多力气。但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但我还是要照先前那样做事的，虽然现在精力不及以前了，也因学问所限，不能慰青年们的渴望，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书信·致萧军、萧红》）我早就很希望中国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华盖集·题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再看这十二条语录中，有哪些体现社会理念的词语，和它们出现的次数。电脑选词的结果是：中国——九次，中国人——三次，运命——三次，青年——三次，我自己——三次，国民性、文明、仇恨、凶险、谣言、猛士各一次。　
　　据此可以说，鲁迅是关心中国和中国人的，是常说运命的，是关心青年的，也是经常考虑自己的。国民性、文明，这类理性化词语，他是用的；仇恨、凶险、谣言、猛士，这类情绪化的词语用的更多。　
　　实际上，也可以变通一下，把这十二条语录当作一篇文章来读，那么这就是一篇体现了他的社会理念的宣言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但这个社会改造起来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有时到了让人气馁的程度。纵然这样，还是要改造下去，希望在于青年，在于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就是鲁迅对他所处的社会的看法，也是他对这个社会实施的改造方略。　
　　这样的社会理念，只能说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正义感，对社会进步的最起码的认知。他的理念，没有超出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没有新的社会认知，也没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适就不同了，他是学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为只有这一套才是改革中国社会的惟一利器；只有这一套，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眼下腐败落后的状况，建成一个文明的社会，建起一个现代的国家。　
　　据此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胡适和鲁迅，无论在文风上，还是在社会理念上，都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在文风上不是白话程度的不同，在社会理念上不是彻底程度的不同，总括起来说，是新潮与传统的不同，创新与固守的不同，说到底则是今与古的不同。也就是说，鲁迅的文风，仍未脱中国古文的樊篱，他的社会认知仍未脱中国古代士人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类的命题。没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没有新的社会理想。后期思想的变化这里就不说了。胡适则不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