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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世纪文化教育史-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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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最高的神学思想中心,有权解释教会的政策和教义。学生在这所学校
里主要研究基督教经典,特别注重研究早期教会领袖和教父的著作。此外也
学习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七艺”和一些科学知识也列入学习内容。为培养
能言善辩长于传教布道的教会人员,学校重视传授演讲术。
拜占庭教会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继续保持用希腊哲学的观点和论
证方法来钻研神学理论,探讨神学问题。它不象西欧教会那样,鄙视古典文
化。为了便于年轻的基督教徒阅读和理解《圣经》,还经常传授一些古典文
化知识。所以,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拜占庭教会实际上担当了希腊文
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当然,教会保存传播希腊文化,是利用希腊文化作为
传播基督教义和巩固基督教会的工具。一旦希腊文化与基督教神学理论相
背,二者之间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权者和教会便采取一切手段不惜对
古典文化进行摧残。公元4世纪末,教会焚烧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公
元529年,教会又通过皇帝查士丁尼的手封闭了雅典学院。
(2)世俗教育
拜占庭帝国时期,政治经济比较稳定,商业贸易非常发达。发达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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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世俗的文化教育。拜占庭的各级世俗政府也需要有文化的官吏。因此,
拜占庭的世俗教育比较发达。政府设立了各级世俗学校,以满足不同层次的
要求。
拜占庭的初等教育一直保留着希腊化时代的传统。中等教育机构为文法
学校或修辞学校,昆体良(约35—95年)式的教学仍占主导地位。学校课程
中最基本的是读和写。紧接着就是语法的学习,先是希腊语,其次是拉丁语。
它包括句法、语言学、文学和作文,学生们还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天文学、
哲学、几何学、算术和音乐等“七艺”的科目。教科书多采用希腊化时代的
注释。
拜占庭还有一个发达的职业教育系统,许多城市都设有专科学校以培训
某一领域的专职人员。著名的有贝鲁特和君士坦丁堡的法律学校,雅典的哲
学学校,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校和哲学学校。
拜占庭的法学教育与皇帝查士丁尼的法律编纂活动有关。公元528年,
查士丁尼召集了一个10人组成的委员会。审订自罗马共和国以来的历代法令
和元老院的决议,于529年编纂成《查士丁尼法典》,嗣后又编出以历代法
学家对法律所作的解释为主要内容的《法理汇要》;编成简要阐明法学原理
的《法学总纲》和新近颁发的法律汇编《法令新编》。后三者与《法典》统
称为 《民法大全》。为了培养司法工作者及律师,也为了使政府官吏懂法、
知法、依法办事,查士丁尼便推行法律教育,在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
三地设立法律学校,招收学生,学习《民法大全》。学生修业年限为5年,
第一年学习《法理概要》”;二、三、四年学习《学说汇纂》;第五年学习
“法典”及《罗马新法》。查士丁尼皇帝希望法律学校的学生,在完成学业
以后能够成为一个“能充满信心地去治理可能托付于你们的帝国各地的官
员”。('美'克伯雷选编《外国教育史料》第157页)公元10世纪后,由于
北方蛮族的入侵,罗马和贝鲁特的法律教育消失了。但君士坦丁堡的法律教
育仍很兴盛并且影响了整个中世纪。
在雅典和帝国的一些大城市,设有哲学学校,这些学校聚集了一批过去
从事研究和翻译先哲著作的思想家的门徒。学校的目的在于能培养一批能自
己开业、能作为富家的私人牧师或能在帝国和帝政法庭上任职的人。公元11
世纪,在君士坦丁堡还设立哲学学院、院长由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希拉斯(公
元1018—1078年)担任。希拉斯在哲学院里推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思想,把学院课程分为三级,即初级学科、语法学科和哲学学科。哲学学院
很快成为全国哲学研究中心。但由于希拉斯的教育活动为保守派所不容,他
领导的哲学学院被迫关闭,为座堂学校所取代。
拜占庭的医学教育也比较发达,在帝国的大城市里大都设立了医学学
校。学校由著名医生担任教师,讨论医学问题,进行理论和应用研究。学生
除了要阅读许多医学方面的权威著作外,还有较长的医疗实习时间。拜占庭
在医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奥雷巴西的《医学大全》和尼古拉斯的《药物学
指南》一直是中世纪医学教育的基本教材。
拜占庭的高等教育在西欧的高等教育几乎绝迹的时候,仍然保持了较高
的水平。公元7世纪前,拜占庭的高等学校遍及各行省的首府。公元7世纪
至8世纪,由于基督教的反动以及阿拉伯人的入侵,各地的高等学校相继减
少。拜占庭的高等学校中最具有影响的是君士坦丁堡大学。该校创办于公元
425年,由帝国政府直接设置,任务是为帝国培养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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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邀请国内著名学者讲学,由国家支付薪俸,且免除他们的课税负担。公
元5世纪时,曾有30多位教授在这所大学任教,主持希腊语、拉丁语、演说
术、智者派学说、法学和哲学等讲座。公元6世纪时,该校达到鼎盛时期、
各地青年纷纷来此完成自己最后的教育。公元6世纪以后,随着基督教文化
教育活动的加强,神学成为学校教学的基本内容,世俗学科的地位有所削弱。
公元7、8世纪,随着拜占庭文化“黑暗时代”的来临,该校的教学活动曾一
度中断。公元9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皇帝米凯尔三世(公元842—867年在
位)统治期间,研究古典文化知识的活动又活跃起来,世俗教育重新加强。
公元863年,重建君士坦丁堡大学,并任命哲学家利奥担任校长,领导大学
工作。学校开设哲学、几何学、天文学、语言学等讲座,利奥亲自主持哲学
讲座。此外开设数学、音乐、语法、法律、医药等科目。君士坦丁堡逐渐成
了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文化教育中心。
在拜占庭世俗教育体系中,私人讲学占有重要位置。在拜占庭各城市,
尤其是在希腊古城,盛行私人讲学之风。学者们私立学校,收费授徒。有的
开设初级学校,招收6至8岁儿童,讲授内容包括正字法、文法初步知识和
算术以及《荷马史诗》和《圣经》等初级读物。有的学者开设专门学科讲座,
讲授较为高深的学问,如哲学、语法、修辞学、天文学、历史学和法学等科。
私人开设的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与基督教学校对峙,注重传授古典文化科学
知识,为繁荣世俗文化科学知识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拜占庭的教育对世界影响极大。东欧的许多国家,如保加利亚、塞尔维
亚、俄罗斯等,在行政制度、宫廷生活、法律、文学艺术和教育各方面都极
为仿效拜占庭。东欧这些国家通过拜占庭将古希腊罗马文化同本民族文化相
配合,促进了自已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拜占庭的文化教育对文艺复兴也起
着积极的作用。十字军东征以后,拜占庭的学术便大量传入欧洲,从而对西
欧的文化教育给予了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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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东方中世纪文化
1。综述
(1)中国隋唐宋元文化的发展
“中世纪”一词在东、西方文化史上具有不同的含义。西方文化史上的
“中世纪”是文化的相同贫乏期,古希腊、罗马的辉煌的古典文化遭到彻底
破坏。而东方的中世纪文化,尤其是中国的中世纪文化,不仅没有对先秦两
汉的古典文化造成破坏,相反,它还将古典文化发扬光大,特别是唐、宋两
朝,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融汇外来的佛教等文化,使中国文化大放异彩,达
到了中世纪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大致经历了隋唐、两宋、辽夏金元三个时期,每个
时期前后衔接,又各有特点。
隋唐是中国文化的兴盛时期。
公元7—8世纪,当欧洲陷入分裂、阿拉伯人建立横跨亚、非、欧三洲的
伊斯兰帝国之时,中国隋朝和唐朝相继开拓疆土,建立起东临日本海、西至
中亚细亚、北逾沙漠、南达安南的大帝国,在空前开阔的历史舞台上,把中
国文化推进到一个气势恢宏而壮丽的兴盛时代。
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以新兴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唐代文化首
先表现出一种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在文化政策上,唐王朝统治者不仅在政
治上实行“开明专制”,而且在文学创作上鼓励多样性,在意识形态上奉行
三教并行政策,反对文化偏至主义。对待文人学者,唐王朝也采取比较宽容
的政策,致使“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即
使宫闱秘闻,亦“反复极言”,“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宋人洪迈:《容斋
随笔》)。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唐朝敞开自己的怀抱,广为吸收域外一切对
中国有益的文化。南亚的佛学、历法、医学、语言学、音乐、美术,中亚的
音乐、舞蹈,西亚和西方的景教、摩尼教、袄教、伊斯兰教、医术、建筑艺
术、体育等,无所不收。唐代首都长安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成
为一个世界性的都市,在中国和世界文化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括对外开放导致了唐代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作为这一
时代文化灵魂的诗歌尤其如此。这是一个诗情勃发的时代。一方面,诗人辈
出,仅清人所编《全唐诗》就收录2300多位诗人、作品48900首。他们创作
的作品广泛传颂于市井社会,题写于道观、寺庙、驿站墙壁,吟唱于学校等
地,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都充满了创作欲望,使得
“行人南北尽歌谣”(《敦煌曲校录·望无行》),“人来人去唱歌行”《刘
禹锡《竹枝词》),成为一代风尚。
唐朝末年,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
国有制崩溃,代之而起的是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
唐亡后,公元907—960年间中国社会进入了五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
是战乱不断,内争不已。统治阶层道德沦丧,荒淫无道,而广大民众则深受
其害。
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结束了唐亡以后的分裂局面。宋朝在继承唐代文
化、反思唐末和五代社会动乱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宋代文化,其显著特点是
理学的兴起和市井文化的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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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开国后,胡瑗、孙复等一批学者及其门人在总结唐亡和五代战乱的
教训时,认为唐朝的灭亡和五代的祸乱是由于“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
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日薄”,又加上一部分士人醉心佛、老之
学,隐居山林,不问世事,独善其身,终至国破家亡,一发不可收拾。他们
极力倡导以仁义道德:圣人体用为政教之根本,主张通过讲求经术、治理世
事来砥砺品行,提高人格修养,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那种浮华消极的风气。后
经周敦颐、邵雍、张载及二程兄弟的不断探讨和推广,至南宋朱熹始集其大
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这一体系不仅将儒家的纲常伦理确立
为万事万物之“天理”,而且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意识。朱熹精心改
造了汉儒编篡的《大学》,突出了“正身”、“诚意”的修身公式,为自觉
认识天理指明了途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种将格物、致知作为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的做法,实际上将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
在的主动的心理要求,是对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集团的一种规谏,告诫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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