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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法律与社会-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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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卫，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请择吏之忠信者，无害可任事者，令将卫。
〃能吏〃自然是可任事者，如果〃无害〃系指〃吏之最能者〃，那么〃无害可任事〃似语义重复。况且选择葆宫之卫士，具备忠实可靠、认真负责、又有办事能力等条件已足能胜任，〃吏之最能者〃恐不必要，因为还有负责守城、指挥作战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他们。
将〃无害〃上述诸义综合起来，我认为，〃无害〃是指官吏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处理公文及办理公务时处事干练，认真负责，不出差错。
《论衡·谢短》云：〃文吏自谓知官事，晓簿书……〃说明〃知官事，晓簿书〃是文法吏的特长之所在。王充在本篇中曾这样批评儒生和文吏：
夫儒生能说一经，自谓通大道，以骄文吏；文吏晓簿书，自谓文无害，以戏儒生。
王充认为，儒生坐守章句，不通古今，不可谓〃通大道〃；同样，文吏只知〃案狱考事，移书下记〃而不晓〃吏道〃，也不足以称〃文无害〃。王充的批评正好从反面证明，当时对〃文法吏〃的要求正是在〃案狱考事，移书下记〃方面。只要熟悉本职工作，办事能力强，同时又执法平和，职事无误就达到了〃文无害〃的要求。
二、〃文法吏〃产生的条件
在明确了〃文法史〃的含义之后，我们就会知道，〃文法吏〃是适应官僚制度的需要而产生的。因为在官僚制度下，要求设官分职，各有专责，既需要读经书、〃通大道〃的决策人员，也需要〃知官事，晓簿书〃的具体办事人员。正如王充所说：〃材不自能则须助，须助则待劲；官之立佐，为力不足也；吏之取能，为材不及也。〃 因此，熟悉官府事务、有办事才干的〃文法吏〃作为一种官僚类型，自然为官僚制度所必需。
〃文法吏〃的功用，就在于秉受成命，办理各种具体事务，要而言之，即〃刀笔筐箧，科条征敛〃。《后汉书·百官志五》〃县邑侯道〃条刘昭注引胡广曰：
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
这是汉代〃上计〃的主要内容，据此可知，中央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也重在庶务，而不是〃大体〃或〃大道〃。至于地方长官对其属官佐吏的考察，更在职事方面无疑。居简汉简中的〃功劳案〃虽属边塞防御系统的文书，也颇能说明问题。如简EPT50：l0
居延甲渠侯官第十燧长公乘徐谭功将：
中功一，劳二岁
其六月十五日河平二年、三年、四年秋试射以令赐劳 □令 （以上为第一栏）
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 （以上为第二栏）
居延鸣沙里，家去大守府千六十三里，产居延县
为吏五岁三月十五日
其十五日河平元年、阳朔元年病不为劳 居延县人 （以上为第三栏）
这份材料全面记录了甲渠候官第十燧长公乘徐谭的官秩、爵位、功、劳、秋试射以令赐劳以及病休不为劳的情况，还有他的籍贯、任职时间长短和〃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等评语，无一语提及徐谭的个人品质及经学修养。因此，从汉代的考绩制度上也可以看到〃文法史〃存在的合理性。
汉代名儒董仲舒深讥秦之过失，而在考功课吏方面，与法家并无二致。他主张〃揽名责实，不得虚言，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官职不废，虽有愚名，不加之罚。赏罚用于实，不用于名；贤愚在于质，不在于文〃。其考课的内容，则是〃合其爵禄，井其秩，积其日，陈其实〃 。这样的考课原则对〃文法吏〃当更为有利。
汉承秦制，虽倡儒术，而〃霸王道杂之〃。《汉书·循吏传·龚遂》载：宣帝时．渤海左右郡因饥荒而〃盗贼并起〃，宣帝任龚遂为渤海太守。龚遂上任之前对宣帝说：
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
龚遂之所以有如此请求，正说明汉代以文法绳臣下的现实。汉代不仅拘臣下以文法，而且汉代〃吏道〃也崇尚法律。薛宣曾公开宣称：
吏道以法令为师，可问而知，及能与不能，自有资材，何可学也！
朱博也说：
如太守汉吏，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
薛宣、朱博皆出身文吏而登相位，二人能有如此言论，足见〃文法吏〃在汉代之影响。
由于〃文法史〃有办理公务的实际才干，〃非文吏忧不除，非文吏患不救〃 ，因此他们在汉代官僚队伍中颇有势力，以致于王充在其《论衡》的许多篇章中反复辩论儒生、文吏之短长，而为儒生鸣不平。
三、〃文法吏〃与酷吏
如前所述，秦汉时期对文法吏的最高要求是〃文无害〃。秦法本身虽苛酷，但仍然禁止官吏〃不直〃或〃纵囚〃，严惩官吏在司法上的违法行为。因此，酷吏虽然也主要出自文法吏，但并不属于文法吏的正常形态，因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深〃或〃文恶〃。官吏趋于苛酷的原因很多，这里主要探讨其法律上的原因。
首先，最高统治集团司法政策的变化，是导致吏治苛酷的直接原因。
秦以〃法术〃治国，实行轻罪重刑，但〃重刑〃并不等于毫无限制地滥用刑罚，刑、罪之间仍然有较为严格的对应关系。自商鞅变法至秦统一的一百多年间，虽有〃苛法〃，却不见有〃酷吏〃。因为在此期间秦统治者都比较重视执法，井强调吏治。秦始皇晚年和秦二世时期，由于最高统治者以个人意志代替原有的法律，严刑酷法，督责臣民，破坏了正常的法律秩序，也造就了一大批酷吏，终于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秦斗争。
西汉初年，虽然萧何《九章律》基本上承袭秦法，但是由于统治者倡导〃无为而治〃，在司法上约法省刑，矫秦之失，因此，在西汉前期只出现过侯封、郅都等极个别的酷吏。经过高、惠、文、景等几代君臣的努力，已废除了一系列苛酷的法律，然而到武帝时，为了限制宗室，外戚及官僚子弟的不法行为，打击豪强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其好大喜功的欲望，解决财政困难，于是任酷吏、严刑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自是以至哀、平，酷吏众多〃 。在尚严酷的法律思想指导下，〃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 。因此尹赏在临死之前还谆谆教诲他的儿子：〃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前有利禄相诱，后以废免杀头相督责，以奉行上司命令为己任的文法吏，为保全官位乃至身家性命，执法苛酷也就势所必然了。
其次，法律繁芜，轻重不平，也为官吏苛酷创造了条件。
武帝时，法律篇目已远远超过汉初，〃律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者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 。法律繁芜，官吏易于上下其手，最终受害者，只能是平民百姓。正因如此，统治者往往以约省刑法来体现〃仁政〃。如元帝曾下诏曰：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繁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斯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建武二年，光武帝诏曰：
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百、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
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法律繁芜容易导致用刑深刻。虽然自西汉中叶以后，不断有大臣建议修改法律，删除繁苛，皇帝也屡下诏书，要求〃议省刑法〃，然而统治集团成员多安于现状，已无心励精图治，〃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是以大议不立，遂以至今〃 。敷衍塞责式地〃约省刑法〃，不可能改变执法苛酷、轻重不平的局面，于是乎约者自约，酷者自酷，直至汉朝灭亡。
再次，治吏之法的废弛，不仅会导致酷吏滥用刑罚，更会导致整个官僚机器的腐败。
东汉顺帝时，左雄上书，痛陈当时吏治的黑暗：
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观政于亭传，责成于期月，言善不称德，论功不据实，虚诞者获誉，拘检者离毁……朱紫同色，清浊不分。故使奸滑枉滥，轻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动百数。
这段话从行政、司法、选举、监察等多方面讲述了吏治黑暗的现实。酷吏〃文深〃主要是针对贵戚、官僚、豪强，而官吏贪赃枉法，深受其害的是广大被统治阶级，因而其危害的程度更深。治吏之法的废驰，将导致法制的全面破坏，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第八章 秦汉时期的执法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法律，无以治国安邦，法律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个道理古人早已认识到。但是法律被制定出来之后，并不能自动运行；法律的运行，需要相应的执行机构，需要熟悉法律的执法官员；再完善的法律，如果没有人来执行，或者用人不当，都将是一纸空文，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法律的运行机制，关系到法律的执行状况；法律能否得到严格的贯彻执行，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威信与效力；法律的执行效果，又关系到社会能否安定、百姓能否安居乐业。司马迁说：〃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 可谓一语中的。
就秦汉时期而言，法律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变化，执法状况在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社会呈现出治乱兴衰的不同景象。总结其执法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第一节 循吏与酷吏
自从《史记》首先为循吏和酷吏立传之后，循吏和酷吏便成为历代修史所关注的两种重要的官吏类型。考察秦汉时期的执法情况，对史籍中经常提到的这两种官吏应特别加以关注。一般认为，循吏代表儒家的〃礼治〃，而酷吏则代表法家的〃法治〃；前者重视教化，后者重视严格执法。对于这种观点，本文不敢苟同。仔细分析一下有关材料，不难发现，循吏确实重视教化，但是也决不忽视法律的作用；而酷吏大多属于按君主旨意行事的鹰犬，所做所为多超乎法律之外，决不能称之为〃法治〃。如果说〃法治〃是指严格依法办事，而〃人治〃是强调执法者的个人意志的话，应该说循吏的所做所为更符合〃法治〃的精神。兹分述如下。
一、循吏与执法
司马迁对循吏的定义是：〃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 ，〃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 。《史记·循吏列传》中所收录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循吏，可谓自觉遵守法纪的楷模。例如：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自刎而死。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伏剑而死。
这些人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身为执法官员，自觉遵守法律，以实际行动感召、教育其下属官吏和普通百姓，这与专任刑杀、血腥恫吓相比，当然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司马迁为循吏立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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