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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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政策呢，还是单独干？很显然，麦克阿瑟决心已定：如果我们的盟
友不与我们站在一起共同对付共产党中国和苏联，那么，我们就应该自己挑
起全付重担。然而，美国早就承诺了集体安全的义务。尽管联合国其他成员
国实际提供的人力并不很多，可是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作战能使我们在朝鲜的
行动带有道义上得到支持的色彩，而这在我们与自由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
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在那些今天看来具有历史意义的参议院听证会进行期间，这些结论再
次为在此之前就已得出这些结论的绝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主要领导人所说


明和肯定。这些人是：艾奇逊、马歇尔、布莱德雷、谢尔曼、范登堡、柯林
斯和解多其他的人。这些人都进行了宣誓。他们的证词还被记录在案。他们
受到了各种询问。最后，为了保密起见，证词作了删节，尔后公布于众。这
样，否决麦克阿瑟方案的原因也就成了一件有案可稽的公开事实。所以，无
论是谁，如果再认定这些官员以及总统、副总统求“胜”的愿望不如批评他
们的人强烈，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比这些人狭隘，为国家最高利益服务的决心
不如这些人坚定，那就十分荒谬了。

可是，这些说法却曾经被人以尖锐的公开批评方式或隐晦的方式作为
攻击政府的炮弹，当时，拒绝批准麦克网瑟的建议被扣上了姑息养奸的罪名。

所以，不是由于匿名的颠覆分子们巧妙地塞进我高级委员会的什么“无
须取胜”政策才导致了政府拒绝麦克阿瑟提出的方案。问题的实质在于，政
府要坚持一项根本不同的政策，即对“胜利”一词作出不同的解释，根据对
世界形势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事实情况采取不同的观点。

很清楚，国家最高层的文职领导和军事领导，由于眼界较宽，关于苏
联原子武器的发展状况有比较高级的情报来源，对于欧洲爆发全面战争可能
产生的后果有更全面的估计，因而，他们对于当时的现实情况和责任也就有
一个清醒得多的认识。在他们看来，即使能在朝鲜取得战区司令所追求的那
种“胜利”，我们也会因此面在其他地方背上过于沉重的负担。

他们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麦克阿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些看法
正确与否，在当时都无法得到证明，今天亦无法证明。向总统提出建议和忠
告是他们的职责，因而他们这样做了；作出决定是总统的职责，因此总统定
下了决心。

政府的决定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理由很快就向联合国军司令作了传
达。此外，为使重点突出，含意明确，总统在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亲自致
函麦克阿瑟，对政府的决定做了说明，所有这些争论最终发展成为观点上的
深刻分歧。然而，不管麦克阿瑟的洞察力多么敏锐，他的信念却是一部分建
立在对于世界形势缺乏了解的基础上（无疑，对于完全在他视野之外的国内
政治因素，他更是缺乏了解），一部分建立在他这个战区司令本人对情报显
然作出了错误判断的基础上。

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当就麦克阿瑟的整个方案进行辩论时，参议员林
顿·；约翰逊向麦克阿瑟将军问道：“。。设想我们采纳了你的方案，
中国人被赶回到鸭绿江对岸，但他们仍然拒绝签订一项条约和达成一项有关
他们未来命运的协议，那么，届时你将采取何种对策？”

麦克阿瑟根本提不出任何方案。他只是说，他认为那不过是一种荒诞
不经的假设。

“他们退了回去，”约翰逊参议员追问道，“我们将采取何种行动？”“我
认为他们不可能继续处于交战状态”，麦克阿瑟答道。

麦克阿瑟对于事物的判断有时不仅仅凭主观的想象，他还以对情报的
错误分析为依据。

我认为，一九五０年十月初，在威克岛会议期间发生的事情可以证明
这一点。当时，杜鲁门总统接见了他，同他私下讨论了朝鲜的形势问题。从
那次会见的谈话记录来看，麦克阿瑟估计，即使中国人真的参战，他们可望
在朝鲜保持的最大兵力至多不过五、六万人。这意昧着联合国军可以享有二
比一的优势。可是，事实上，中国人在十一月底发动攻势时，估计兵力达到


了三十万人。麦克阿瑟的这一错误判断是导致他发动“圣诞节回国”攻势的
一个原因，这次攻势几乎把我们引向灾难的深渊。

麦克阿瑟并不总是坚信我们能够把中国人赶出朝鲜的。一九五一年十
月十日，敌人迫使我撤回三八线以南的大规模进攻已结束很久，我部队还在
医治中国人新中攻势所造成的刨伤，麦克阿瑟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美
国的决心中变（即：不派增援部队，不对红色中国实施海上封锁，不许轰炸
满洲，以及不利用蒋军反攻大陆），那么，按照他的意见，“如无极其重大的
政治原因，则我军应以作战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半岛。”只是在联
合国军恢复了元气、信心和斗志并再次接近三八线之后，特别是一九五一年
四、五月间粉碎了中国人第五次钳形攻势之后，人们才重又听到了要求取得
彻底的决定性胜利的呼声。

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派兵介入战争中国人能够
把我们赶出朝鲜。

而且，我和第8　集团军全体官兵一样都深信，如果我们得到命令，我
们完全可以在一九五一年春季一直推进到鸭绿江边。然而，发动这样一次进
攻所付出的代价将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获得的好处。

我们可能要遭受惨重的伤亡（我当时估计，伤亡人数可能会达到十万之
多），因为我们要在朝鲜北部的所有崎岖地形上与顽强抵抗的敌人进行激烈
的战斗。可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若干平方英里的不毛之地，而且，
在这片不毛之地的大部分地区，今后若干年内还会有大量游击队活动。随着
我们自己的补给线拉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缩短。

他们最终就会以巨大的兵力，凭借宽阔的鸭绿江和图们江与我们相抗
衡。我认为，只是把敌人压回去而不能歼灭其相当的兵力，实在是很不合算
的做法。

战役结束时，我们的战线就会由一百一十英里拉长到四百二十英里，
控制这条战线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我们头上，因为，这远远超出了南朝鲜军
队的能力。接着，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美国人民会赞成保持一支扼守这条
战线所必需的庞大军队吗？他们能同意为进行满洲之战所付出的血的代价
吗？他们会全力以赴地投入在亚洲大陆这个无底深渊所进行的一场无休止的
战争吗？我当时和现在都认为，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一个“不”宇。

将军与总统之间争执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打全面战争还是打有限
战争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不过是把“胜利还是相持”的问题用更
为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罢了，也就是我们是应该全力以赴、一劳永逸地击退
“红色浪潮”呢，还是尽量适当克制我们的行动，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
不过应当指出，对杜鲁门政府进行派性攻击的人，特别是以已故参议员罗伯
特·塔夫脱为首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并不赞同在亚洲或者欧洲进行一场全面
的地面战争。

相反，他们似乎只是提供了一种早期的“美洲堡垒”理论的最新翻版：
不要增加我们在德国的驻军；停止进一步向欧洲提供援助；重新制定一项建
立在退出欧亚大陆基础之上的全球政策（这是前总统赫伯特·胡佛的建议）；
利用海、空力量保持美国的利益（在麦克阿瑟的方案中，甚至将这一战略运
用到了远东地区）。总之，应该建立一种美国强制下的和平，以便在海、空
力量的庇护下使西方文明得到保护，就象在英国强制下的两个世纪的和平时
期所做的那样。


在麦克阿瑟被免除职务很久之后，这个方案才得以强行贯彻。艾森豪
威尔政府上台以后，其基本宗旨就是利用海军力量来控制海洋，利用以原子
弹进行“大规模报复”相威胁，来维持现存的疆界。此时，人们认为，我们
再也不能向海外输送大批地面部队了，所以，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地位也就
可以降低了。财政部长说，我们的财力只能支持我们打一种战争，即中场大
战。国防部长则很肯定地对我们说，如果爆发战争，那一定是一场大战。

最后，杜鲁门—麦克阿瑟之争使当时人们尚未普遍认识的一个问题变
得突出了，那就是在决定国家政策的问题上，文职政府是否拥有对于军事当
局的统帅权。

就我记忆所及，在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的权威受到现役军官无论
何种形式的挑战的先例只有那么一次。那就是在林肯执政期间，乔治·麦克
莱伦将军公然无视总司令的命令。

杜鲁门先生本人在其《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这件事情。他写道：“林
肯常常直接向麦克莱伦（当时任整个联邦军的司令）下达命令，可是，这位将
军却不予理睬。

全国有半数的人都知道麦克莱伦怀有政治野心，并且知道反对林肯的
那些人企图利用这种野心。林肯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但是，在施了很久之后，
他终于被迫解除了联邦军最高司令的职务。”（关于对麦克莱伦和麦克阿瑟的
详细评论见附录1）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历史再次重演。据杜鲁门先生说，
甚至在一九五O　年以前，麦克阿瑟就不尊重总统的权威。

起初，他还有所收敛，后来便越来越放肆了。最后，他即使没有故意
蔑视上级的合法命令，至少也是对这些命令明显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杜
鲁门先生把麦克阿瑟的行动归纳为“违抗命令”。其他的人则使用了一些比
较文雅的字眼，从“蔑视”到“公开反抗”等等无所不有。

就象国际舞台上古往今来的一些其他伟大人物一样，麦克阿瑟似乎常
常以为，他那天生的、常常为其军事成就所证明的才华，使他的判断能力远
在他所有的同级乃至上级之上。可是，事情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军事领导人还
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能力更高一筹，而在于以总统为代表的文职政府和以战
区司令为代表的军事当局哪一个有权决定美国应当采取何种行动。

在作出决定之前，麦克阿瑟当然有权也有责任就某个预案是否正确发
表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他个人的建议。但是，在总统的决定向他宣布之后再
与总统争辩，那就既不是他的特权，也不是他的职责所能允许的了。在政治
派别自私狭隘的偏见表现最烈的时刻，在为一九五O　年秋末冬初令人痛心的
失败感到羞耻和灰心的时刻，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似乎忘却了这些基本常
识。

这些就是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舞台上的两位重要人物争论的主要问题，
而政府当局与军事当局究竟谁领导谁的问题是这次战争引起的最为敏感的问
题。按一般的推理，根本不应该出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涉及的原则就象我
们政府工作中的所有原则一样，是早巳存在、牢固确立了的。

如果只是这么一条原则而没有那些有意无意地缠绕着它的虚构的问题
和琐事，那么，我相信，大多数美国人本来会毫不犹豫地支持总统的。可是，
这场争论与其他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纠缠得太深了，那些问题又没有一个能完
全为人们所理解。其中一个存在很久的问题是我们的中国政策问题。其他的
问题则是：原子武器的正确使用问题；有限战争的最新思想问题；以及在符


合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义务助前提下对主权的含义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等等。

可是，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杜鲁门总统或麦克阿瑟将军究竟谁有权来
决定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重大问题？正如马歇尔将军在参议院对此事作证时所
表明的那样：“这个问题是由于司令的地位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和
总统等人的地位存在着固有的差别所造成的。作为司令官，其使命仅限于在
一个特定的地区内对材一个特定的敌人；而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国防部长
和总统，则要对美国的整个安全负。。并且必须处理好在世界某一地区的利
益和目标与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有利益和目标这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

“在我们的军事史上，这种分歧并不新奇，”马歇尔将军接着说，“要说
有什么新奇的并使我们必须罢免麦克阿瑟将军的事情，那就是一位局部地区
的战区司令公开地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表示不满和反对，这种情况确实是前所
未有的。（他）……发展到与美国的既定政策如此格格不入的地步，以至于是
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