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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屋2000-09-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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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属于钱钟书所谓“反仿”。因为余杰的文章大致上可以说是对胡河清的反仿，所以行文过程处处见出对胡文立义的刻意拆解，破义的理路既定，运笔之时就失了权衡，演绎性的发挥的成分多了一些，对杨绛写作姿态的复杂性缺乏足够的体认。从《干校六记》，到《将饮茶》，再到《洗澡》，杨绛始终如一地据守知识分子本位的写作立场，尤其是其中“我们”与“他们”意识的尖锐对立，更深刻地凸现了文革与前文革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文化处境与精神锋芒。
袭用之外，余杰文章中的错讹之处也时有所见：五十年代初，新政权邀请陈寅恪北上任学术要职，陈约法三章：“不学马列，不参加会议，不见高官显贵。”余杰《心灵独白》（二）第四十七则谓陈寅恪“如此不识时务，日后只能落得个目盲脚膑的悲惨下场”。此说对个体遭际与历史逻辑的截搭有些附会。陈寅恪跌断腿骨是在一九六二年，目盲则是一九四七年事，非五十年代之“日后”落得之下场。一九六七年先生《我的声明》中明言“我双目失明已廿余年”，早在一九四五年，其《目疾久不愈书恨》诗中有“天甚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之句，可见那时候已近于失明。顺带一句，在《火与冰》里，余杰说陈寅恪“看透人世沧桑而不作乡愿之人，这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到《铁屋中的呐喊》，却称陈寅恪“明哲保身，自觉疏离于社会大众，与时代进程之间划上一条深广的鸿沟，也就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活力”，这结论也下得两厢扞格。
同一则里还提到一则掌故：某次清华老同学聚会，吴组缃曾对钱钟书说过一句冰冷的话：“你的著作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事后钱钟书回寄一套《管锥编》给吴先生：“我的书，你都没读懂！”接下来，余杰指出：“吴先生去世了，而钱先生成了一个活的神话。吴先生去世后，没有人敢质疑这个神话。”这里需要澄清两点：其一，吴组缃对钱学的“质疑”并非空谷绝响，之前之后都有更别致或更耸听的言说。九十年代钱钟书声名日隆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形形色色的驳难。由于对钱氏文艺、学术文本的认知的不能、不屑、不愿和总是不着调，许多论者对钱钟书道德文章的评判往往建立在与张三李四各色人等的比照的基础上，鲁迅、胡适、陈寅恪、顾准等前贤和时贤都曾被顺手拿来“光照”钱钟书，结论自然颇有些不堪。不过这类比较还算是有章法可寻的，此外像余杰的校友某人声称钱钟书的文章只比汪国真多了酸、涩、霉三味，另有“某某如是说”者虽承认连《谈艺录》尚未读竟，却讥钱学为皇帝的新衣，谓“若无《围城》，钱钟书在中国文化史上之地位将薄如纸”；这种靠修异操而谋大名、不读钱著而敢辣手灭钱的举措，恐怕就不是吴组缃先生的“质疑”所能望其项背了。至于吴先生说钱著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自己，这也是质疑钱学者最常拈弄的话头（余杰自己的说法是，“在管锥编中，我读到了密密麻麻的注释，而钱钟书自己的面目却模糊不清。”），并非吴先生首创，钱先生的挚友文怀沙教授也曾戏言钱氏为文往往甲说乙说丙说丁说唯吾不说，香港学者宋淇对这种看法有专门的辨正，笔者的朋友周月亮兄有一说更简明扼要：你替吾说，他替吾说，不必吾说。其二，钱先生谓吴先生未读懂其书，非赌气自辩，乃坐实之言。认真读过钱著的人，不会下那种轻佻的断语。六十年代福柯的《词与物》出版后，萨特撰文称此书“缺乏真正有创见的思想”，福柯对萨特的信口开河表示遗憾：“萨特忙于许多极其重要的工作，他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因此，他所说的与我毫不沾边。”尽管把钱钟书挂在嘴边已成为时髦，《管锥编》等文本的实际遭际比《词与物》强不到哪儿去。另，在此一则中，余杰说钱钟书在文革期间“拼命抓《毛选》英译本编委会负责人这根救命的稻草”，但对这“拼命”的抓法语焉不详，愿有以教我。
《心灵独白》（二）之第六十四则提到“梁（漱溟）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毛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实际上，梁漱溟获北大教席并非毛遂自荐而是为蔡元培慧眼所识，他在北大也只是讲师而非教授。一九一六年底，蔡元培应教育总长范源濂之邀从欧洲回国接长北大，途经上海时看到梁漱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穷元决疑论》，读后颇感兴趣。此后不久当梁漱溟经人介绍前去拜访时，他便当面邀请梁漱溟到北大教印度哲学。次年十月，梁正式任北大哲学门讲师，时年二十四岁。
《心灵独白》（四）之第十一则：“一名美女的感召力胜过千万名政治教导员。仅有‘爱国主义’是远远不够的，而这一点，美国早就明白了，二战时候他们便推出玛丽莲·梦露作为军中女神，果然令士气大振、所向无敌。”此处的玛丽莲·梦露有误。梦露一九四六年方才进入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成名在二战之后，余杰所说的军中女神，或许是指丽塔·海沃斯，战争期间，许多士兵高呼海沃斯的芳名冲向敌阵，她的大幅玉照还被贴在第一颗原子弹的弹头上。另外像二战时期的英国著名女歌手薇拉，也曾对激励士兵的士气发挥过相当的作用。
《年轻气盛说文章》里说“佛家有所谓‘黄龙三关’之说，曰：第一境界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境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境界是‘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黄龙三关”乃禅宗史上最著声名的公案之一，“三关”与三种境界无关而是分指：众人皆有生缘，汝之生缘何在？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驴脚？至于余杰所引的三种境界说虽更常为论者拈弄，却是源出黄龙慧南的后学青原惟信禅师之口。
《晚年悲情》里，余杰认为：“就个性而言，钱钟书比曹禺更软弱。”钱钟书、曹禺原本清华同门，与颜毓蘅鼎足而称“龙虎狗三杰”，三杰后来各有所成，都是文史领域不可多得的异数，但之间的相与过从却颇为散淡，这多少也透露出他们为人、为文志趣的差异。曹禺说“人家钱钟书那是真学问”，钦佩之情溢于言表；没有看到过钱钟书对曹禺的直接评价，不过《七缀集》里曾提及“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说该剧写汉妾辞宫“简直竟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似对此剧之历史观不以为然，也即鲁迅所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那些古老话。”（《鲁迅全集》第六卷第201页）当然钱氏只是就剧论事，并未以意逆志推及作者。总的来看，钱、曹二人的交往并不多，大体上可以说是和而不同。曹禺在建国后的创作姿态与大多数的当代作家没什么二致，基本上是积极地顺应主流。五十年代，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这类声嘶力竭的文字里不乏剑拔弩张的豪放，但究其实，那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软弱罢了。黄永玉说他“为势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导致曹禺萎缩的病根里，除黄先生指出的势位心理的作祟，软是重要的一端。述及文革时的遭际，曹禺有如许悲苦之言：“他们逼着你招供，供了以后不但别人相信，甚至连你自己也相信，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不能生存于这个世界，造成自卑感，觉得自己犯了大错，不要写戏了，情愿去扫扫街。这种自暴自弃的思想就产生了。这种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还厉害。”自卑感是潜抑在当代知识分子心底的一份隐痛，在无产阶级面前，这个向来被认为又臭又硬的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将他们傲岸挺拔的身姿弯成低度的锐角。被击倒在地并不丢人，因为要直起来的欲念还在，但许许多多的人是自己卧下去的，觉得这是自己应得的下场，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凉，曹禺便蹈入了这种悲凉：连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大坏蛋了，自信已作鸟兽散，软到此处方彻骨。多少有高深学理支撑的人失去了对人类生存境况中基本是非的判断与识别力，然后轻巧地把失误归咎于自己对迷乱的政治格局的茫然不识，这是一种怎样的荒谬啊！与曹禺的积极迎合与介入不同，钱钟书的生活与学术取向呈现另外一种路数。他自称是个比较retired（不问世事）的人，处事与治学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低调，这种低调来源于他冷眼观世的睿智与清醒。人至察则无徒，在先生自己，或有独坐孤峰顶的凄清，在人，则多以之为不近人情。四十年代巴人化名骂钱先生以上帝自居，近日余杰在致钱理群的信里也斥责“钱钟书没有或者很少有关爱和悲悯的感情”，虽失之皮相，也非空穴来风。但正是这种清醒，使他在五十年代以后此起彼伏的喧嚣的狂热中避免了理性的放逐与人格的自弃，诚然，钱钟书的姿态与陈寅恪的拒不合作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也存了一份柔韧的自强，这内在的柔韧性会在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里脱颖而出，比如他对江青点名邀请的坚拒等等。所以，在价值取向方面，见人见智，你尽可以崇尚血脉贲张，却不能因此而把波澜不惊视为异端。何清涟先生的一段言说可以为许多无力兼济天下者悬之座右：“任何学者都没办法超越自身所处生存环境的限制，这实在需要生存智慧与技巧，很少有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但有一点却是现代知识分子应该做到的，即与政治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某些人对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的理解很奇怪，总以为在支持还是反对两者之间，非此即彼。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种‘费边社精神’，即不合作，不激烈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政府保持一定的知识距离，履行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责任。要容忍文化的多样性，也要容忍学者治学方式的多元性。我们仍然缺乏这种精神。”我相信钱钟书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没有留下道德败笔的知识分子和写作者之一，这是他做人的过硬之处。黄永玉谓钱“在道德上是个了不起的人”，这是一个能经得起推敲的断语。《宋诗选注》序言里引用过几处语录，当时曾因选目与征引频率过低而招致过激烈的批判，尽管如此，三十年后，钱钟书坦承那是“自己尽可能适应气候的原来物证”，并对彼时彼地自己虚与委蛇的生存心态了无遮掩，“在当时学术界的大气压力下，我企图识时务，守规矩——我个人学识上的缺陷和偏狭也产生了许多错误，都不能归咎于那个时候意识形态的严峻戒律”（《模糊的铜镜》）。这也许算不得高风亮节，但至少需要一份勇气。我始终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在当代文学的前文革时期，作家的创作姿态远比其文本建设的意义要重要得多，像赵树理毅然搁笔留下的空白就远比浩然的喋喋不休更富意味。所以，你闭口，或许耐人寻思，你饶舌，终将留下空虚。太多的人可以也应该在这个标高下清夜自量。七十年代末，在钱钟书与巴金等人呼吁自省、自忏的同时（史铁生曾专门为呼应钱先生的吁请写过一篇散文《文革记愧》），曹禺有如下的说法：“提倡‘良心’这个词，也没有什么大错误。我是不同意这样一种写法：把社会的什么黑暗和问题都描写出来展览，似乎这样就是尽了作家的责任，发挥了作家的正义感。”说提倡良心没有什么“大错误”，难道还有什么小错误可以挑剔？描写黑暗固然并不是作家尽责的惟一途径，可它算不算正义感的题中应有之义？对良心的规避，对作家社会责任感的别解，在在都表明曹禺仍然坚硬地保持着他一贯的软弱。
与跳楼、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没有以身殉道的钱钟书与曹禺都是从乱世里苟且偷生过来的弱者，在这相同的弱里，却分明存在着软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前，我不得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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