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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科学家发明家丛书:彭加勒-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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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彭加勒通过对非欧几何学和物理学中一些基本原理的分析，提出了约定
论哲学。另外，彭加勒还对世纪之交物理学理论的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读过《科学与假设》，
该书给他以极强烈的印象。
《科学的价值》引人注目的有三点：其一是关于物理学危机的论述。彭
加勒通过对物理学历史和现状的考察指出，物理学已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危
机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它能加速物理学的改造，是物理学革命的预兆；其二
是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科学观。他认为科学是一种分类方法和关系体系，
科学的发展是非直线的、无止境的，科学走向统一和简单的道路，科学的基
本原理具有极高的价值，并倡导“为科学而科学”；其三是明确地表白了他
对某些哲学问题的看法，这些看法往往被许多人统统视为唯心主义的胡说。
此外，他还就直觉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以及时空的本性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
见解。
在彭加勒逝世后的第二年，还出版了《最后的沉思》，这是彭加勒所希
望的第四本科学哲学著作。该书是勒邦集其遗著编辑而成的，它由九个短篇
组成。由于彭加勒长期在科学前沿从事创造性的探索和开拓性的奠基工作，
因此他不得不经常对科学的哲学基础进行批判性的审查，对已取得的科学成
果进行恰当的哲学解释。而且，他所研究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使得他的思想
不可能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他必须去考察一个更加困难得多的问题，即
分析思维的本性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前进一步。彭加勒既有“近水楼台先得
月”的有利条件，又勇于求索、勤于思考、善于提炼，因此他在谈到自然观、
科学观，认识论等问题时，往往鞭辟入里、深中肯正，难怪爱因斯坦称彭加
勒这位具有广阔哲学视野的科学家是“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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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爱因斯坦的交往
爱因斯坦（1879—1955年）生于德国乌耳姆市，先后在德国的慕尼黑和
瑞士的阿劳上中学。他于1896年考入苏黎士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1900
年毕业后即失业。1901年，爱因斯坦取得瑞士国籍。经人介绍，于1902年
受聘为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在这里一直工作到1909年。在其间
的1905年，他一举在物理学的三个领域（狭义相对论、光量子论和布朗运动
理论）作出了惊人的发现，全面打开了物理学革命的新局面。1909年10月，
他离开专利局，担任苏黎士大学理论物理副教授。1911年3月任布拉格德国
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
如果说彭加勒是现代科学和现代科学哲学的先驱的话，那么爱因斯坦则
是一位现代科学的创造者和现代科学哲学的奠基者乃至集大成者。他们二人
都以第一流的科学家的哲学家的眼光，对科学及其基础进行了全方位的、深
层次的探讨，发表了一系列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对日后的科学哲学进展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爱因斯坦与彭加勒的交往主要集中在索尔维物理学会议上。索尔维物理
学会议是由比利时知名的工业化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索尔维出资赞助召开的国
际会议，他委托柏林大学教授、著名物理化学家能斯特筹备这次会议。会议
于1911年10月30日如期举行，其中心议题是“辐射和量子论”，来自欧洲
大陆和英国的18位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出席了会议。
当时，在布拉格当教授的爱因斯坦也应邀出席了会议，他以“比热问题
目前的状况”为题作了报告，论证了辐射量子结构的绝对不可避免性。爱因
斯坦在会上的表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会议秘书林德曼后来回忆道：
我和爱因斯坦相处得也不错，也许除洛伦兹外，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了，……他说他不大懂数学，也许正是由于这样他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
年之后，爱因斯坦被选为普鲁士科学院正式成员。
在索尔维会议上，彭加勒也表现相当活跃和明智。会议的报告和讨论大
大激励了彭加勒的敏锐思想。事后，会议的科学秘书莫里斯·德布罗意提到，
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唯独彭加勒和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确，彭加勒在讨
论中充分表现出他的思想的全部活力和洞察力，即使针对全新的物理学问
题，他照样侃侃而谈。对量子论这一崭新课题的热情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
后一刻。
索尔维会议记录没有记载关于相对论的讨论，但幕后对这个主题却展开
了热烈的辩论。爱因斯坦1911年11月16日在给仓格尔的信中谈到，在索尔
维会议的讨论中，“总的来说，彭加勒只是进行对抗（反对相对论），他对
这一切的尖锐态度表明他对形势没有什么了解”。另外，普朗克也在会上对
爱因斯坦的光量子论表示反对。会议对爱因斯坦工作的评价比较客观地反映
在会议录中。会议录在简短的叙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后，继续以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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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笔调写道：
尽管爱因斯坦的这一思想（狭义相对论）表明是物理学原理发展的基础，
可是它现在的应用还与测量的限制密切相关。他对于现在处于热门的其他问
题的研究已证明对实际的物理学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正是他第一个
表明了，对于原子和分子运动能量所作的量子假设的重要意义，从这一假设
出发，便可推导出比热公式。虽然这个公式还没有充分详细地予以证实，但
无论如何它为新原子运动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他通过建立能够
用实验检验的新的有趣的关系，也把量子假设和光电的以及光化学的效应联
系起来。他也是第一个指出晶体的弹性常数和光学性质之间联系的人。一言
以蔽之，人们可以说，在丰富了现代物理学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几乎没有一
项爱因斯坦没有作出某种显著的贡献。在他的科学生涯中，他有时也打错了
目标，比如他的光量子假设就是如此，可是这实在不能过多地责怪他，因为
即使在最严谨的科学中，要引入一种真正的新思想不冒一点风险也是不可能
的。
爱因斯坦在1911年12月26日至贝索的信中，却囿于自身的偏见，对索
尔维会议的这种评价基本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在电子论方面，我没有进展。在布鲁塞尔，人们怀着悲伤的情绪看到这
个理论的失败，找不到补救的方法。那里的大会简直象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
嚎。没有出现任何积极的东西。我那些不成熟的见解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却
没有认真的反对意见。我得益不多，所听到的，都是已经知道了的东西。
尽管有爱因斯坦这样的偏见，但他仍然给彭加勒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在
索尔维会议后，居里夫人和彭加勒给爱因斯坦分别写了推荐信，推荐他担任
苏黎世大学联邦工业大学教授。彭加勒在推荐信中，是这样写的：
爱因斯坦先生是我曾经认识的最富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虽然年轻，却
已经在当代第一流科学家中间居有崇高的地位。我们应当特别赞赏他的是，
他善于灵巧地适应新的概念并知道如何从这些概念引出结论。他不受古典原
理的束缚，而且每当物理学中出现了问题，他很快就想象出它的各种可能性。
这一点使得他在思想中立即能预言一些日后可由实验证实的新现象。我的意
思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预言都会满足实验的检验，如果有可能作这些检验的
话。相反地，既然他是在各方面进行探索，我们就应当想到他所走的道路之
中大多数是死胡同。不过，我们同时也应当希望他指出的方向中，有一个方
向是正确的，那也就足够了。这才是我们应当采取的作法。数学物理学的作
用是提出问题，只有实验才能回答问题。
考虑到彭加勒主要是一位经典物理学家，考虑到这是一位57岁的长辈给
一位32岁的年轻人所写的推荐信，我们就不难看出，彭加勒对爱因斯坦的评
价是够高的了。当然，关于爱因斯坦“所走的道路之中大多数是死胡同”的
估价，如果指的是探索的结果而言，无疑是言过其实的。但是，如果它所指
的是探索的过程，那么这一估价对任何人都是成立的。何况彭加勒认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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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方向正确就足够了。何况彭加勒认识方向正确与否的问题最终要由实验
作出回答。更何况爱因斯坦本人在1934年的一封信中也承认：“至于探索真
理，我从自己不时撞入死胡同的痛苦的探索中认识到，在朝着真正有意义的
事情方面每迈出一步，不管是多么渺小的一步，都是难乎其难的”。
虽然说狭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独立完成的，但他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彭加
勒思想的启发。爱因斯坦曾在信中写到：
毫无疑问，要是我们回顾狭义相对论的发展的话，那么它在1905年已到
了发现的成熟阶段。洛伦兹已经注意到，为了分析麦克斯韦方程，那些后来
以他的名字而闻名的变换是重要的；彭加勒在有关方面甚至更深入钻研了一
步。至于我自己，我只知道洛伦兹在1895年的重要工作——麦克斯韦的电磁
理论和动体中的电现象和光现象的理论尝试——但不知道洛伦兹后来的工
作，也不知道彭加勒继续下去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说，我在1905年的工作
是独立的。它的新特点在于理会到这一事实：洛伦兹变换的意义不仅在于它
和麦克斯韦方程有联系，而且它还一般地论述到空间和时间的本性。进一步
的新结果是：“洛沦兹不变性”是任何物理理论的普遍条件。这对我有特别
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以前已经发觉，麦克斯韦的理论不能说明辐射的微观结
构，因而不可能是普遍有效的。
1902年—1095年，爱因斯坦和他的挚友索洛文曾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
一起研读彭加勒的《自然与假设》，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据索洛文回忆，
彭加勒的书对他们的印象极深，他们用了好几个星期紧张地阅读。有时念一
页或半页，有时只念一句话，立即就会引起强烈的争论，当问题比较重要时，
争论可以延续数日之久。由此可见这部著作对爱因斯坦科学和哲学思想的形
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理由认为，爱因斯坦也读过或了解彭加勒的《科学的价值》和《科学
与方法》。这可以从他的下述言论中得到印证：
我同意昂利·彭加勒，相信科学是值得追求的，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界的
美。这里我要说的是，科学家所得到的报酬是在昂利·彭加勒所说的理解的
乐趣，而不是在于他的任何发现可以导致应用的可能性。
爱因斯坦曾多次坦率地表示，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既不是先验
的，也不是经验的，而是约定的。他说：“我们正在寻求的这个体系中，没
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细节能够由于我们思想的本性，而先验地知道它必定
是属于这个体系的。关于逻辑和因果性的形式也同样如此。我们没有权利问
科学体系必须怎样来构造，而只能问：在它已经完成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它
实际上曾经是怎样建造起来的？所以，从逻辑观点看来，这个体系的逻辑基
础以及它的内部结构都是“约定”。在评价彭加勒的“约定论”时，是通过
点评温特尼茨的《相对论和认识论》一本书表现出来的：
温特尼茨和康德一起断言，科学是由思维依据某些先验的原则建立起来
的某种体系，我们的科学大厦是而且应当是建筑在某些原则基础上的，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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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原则本身却不是来自经验，对此当然要毫不怀疑地加以接受。但是，当提
出这些原则的意义问题，或者提出这些原则不能替代的问题时，我就发生怀
疑了。是否可以认为，这些原则至少有一部分是被安排得使科学同这些原则
的随便改变不能并存呢？还是应当认为这些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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