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第一百四十兵一(禁军上)+列传第-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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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使臣职员或百姓为之，以钩致敌情。仍选通判及监官考其虚实，以行赏罚。」从之。是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

　　三年，又诏：「府界诸路将下阙禁军万数，有司其速募之。」又诏：「河北水灾，阙食民甚众，宜寄招补军。」

　　四年，京东、西路以调发兵将，累请增戍。朝廷以兵员有数，多寝其章。然州郡实有负山带海，奸盗所窥，亦当过为之虑，其令益广应募者，与免贴军及他役一年。六月，诏：「在京奉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于秦凤路选募。」

　　五年五月，同提举成都府等路茶场蒲宗闵乞自秦州至熙州量地里远近险易，置车铺二十八，招刺兵士。从之。八月，诏开封府界、京西招军依式赐外，仍增钱千。十二月，诏京城四面巡检募士于四门，取民年三十五以下者。又诏河北立额步军，各于逐指挥额外招百人。

　　五年，诏一岁内能募及百人者，加秩一等。四月，河东路经略司请以麟州飞骑、府州威远子弟二十五以下剌为兵。

　　七年，广西都钤辖司言：「本路土兵阙额数多，乞选使臣往福建、江南、广东招简投换兵四千人。」诏于江南、福建路委官招换。

　　八年四月，河东路安抚使吕惠卿言：「河东敢勇以三百人为额，请给微薄，应募者少。臣顷在鄜延路日，奏请增三等请给，借支省马给七分草料，置营教习，自后应募者众。愿依陕西路已得指挥。」从之。

　　哲宗元祐元年三月，诏河北保甲愿投军人及得上四军等杖事艺者，特许招填，合给例物外，更增钱五千，中军以下三千。比等杖短一指，射保甲第一等弓弩，并许招刺。从右司谏苏辙请也。六月，门下侍郎司马光言：「诸州军兵马全欠，不足守御之处，量与立额招添。」

　　八年，枢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饥民，未谙教阅，乞自今住营州军差官训练，候半年发遣赴军前。」

　　绍圣元年，枢密院乞立招禁军官员赏格，如不及数，罚亦随之。

　　四年，熙河兰岷路都总管、提点熙河兰岷等路汉蕃弓箭手司言，兰州金城关欲招置步军保捷四指挥、马军蕃落一指挥，从之。诏陕西路添置蕃落军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于永兴军、河中、凤翔、同、华州各置两指挥，并隶住营州军将下统制训练，委逐路所属都总管司选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养马，久而未集，曾布以谓不若增骑兵为简便。兼土兵乃劲兵，又诸路出戍者已竭，及建此议，众翕然皆以为允，帝亦乐从之。盖牧租见存者七百万，岁额一百七十万，而十指挥之费二十五万而已，故可与募人养马之法兼行也。

　　徽宗崇宁元年，湖北都钤辖舒亶奉旨相度召募施、黔州土丁，致讨辰、沅山ＯＤ，每州无过七百人。缘ＯＤ贼深在溪洞，险阻不通正军故也。

　　三年，京东等路招军五万，马军以崇捷、崇锐名，步军以崇武、崇威名。

　　四年七月，熙河兰湟路转运使洪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崇威、崇锐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于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于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于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九月，诏：「近降指挥，在京、诸路招崇捷、崇武等指挥十万人，又招效忠、蕃落指挥及额内不足人数，虑卒难敷额，可先招崇捷、崇武十万人。候人数稍见次第，即具申取旨。」

　　五年，诏：「抑勒诸色人投军者，并许自身及亲属越诉，其已剌字，仍并改正。」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余人，事故逃亡，于荆湖南北、江南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欲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余并免决刺填。」从之。

　　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言：「东南州郡例阙厢军，凡有役使，并是和雇。若令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庶可省费。」从之。

　　宣和元年，高阳关路安抚使吴玠奉手诏招填诸路禁军阙额，以十分为率，招及四分以下递展磨勘年，七分以上递减磨勘年。高阳关路河间府、沧、霸、恩州、信安军招填数足，乞行推赏。从之。

　　二年，手诏：「比闻诸路州军招置厢军河清、壮城等，往往怯懦幼小，不及等样，虚费廪食，不堪驱使。今后并仰遵著令招填，如违戾，以违制论。」

　　四年正月，两浙东路钤辖司奏：「乞将温、处、衢、婺州元管不系将禁军六指挥，更招置增为十指挥，并以五百人为额，凡五千人，庶成全将。及更于台州招置不系将禁军一指挥，以四百人为额。」从之。三月，臣僚言：「窃闻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涅以补阙额，率数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啮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避藏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闲暇，必欲招填禁旅，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于途，实亏国体，流闻四方，传播远迩，殊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以弭疑畏。」时宝箓宫道士张继滋因往尉氏，亦被刺涅，事闻，手诏提刑司根治。四月，臣僚因言：「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太遽，诸营弗戢，人用大骇。幸不旋踵德音禁止，群情悦服。其已被刺涅而非愿者，颇亦改正，尚有经官求免而未得者。辇毂若此，况其远乎？窃闻小人假借声势，因缘夺攘，所在多有，若或哀鸣得脱，其家已空。今往来犹怀畏避。伏望圣明特赐戒敕，应在外招军去处，毋得横滥。」从之。

　　七年，减掖庭用度，减侍从官以上月廪，罢诸兼局，有司据所得数拨充诸路籴本及募兵赏军之用。

　　钦宗即位，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乡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靖康元年春正月，臣僚言：「诸路见招募人兵，缘逐处漕计阙乏，乞于近州应奉司及延福宫西城钱帛，并许请用，庶得速办。」从之。又诏：「龙猛、龙骑、归远、壮勇诸军阙额，可行下诸路拣选配填。」又诏：「已降指挥，逐处各以召募效用敢勇武艺人数多寡等第推赏。」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羸弱不堪出战及已有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及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已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度许赴亲征行营司。」又诏：「募陕西土人为兵并使臣、效用等赴姚平仲军使唤，其应募人修武郎已上二十贯，进义副尉以上十五贯，军人、百姓十贯，并于开封府应管官钱内支。」

　　四月，诏：「已降指挥发还归朝人往大金军前，如不愿往，所在量给口券津遣；元有官守人并不厘务，支奉给之半。其愿效力军前者，许自陈。」

　　五月，河北、河东路宣抚司奏：「河北诸州军所管正兵绝少，又陕西游手惰民愿充军者亦众，祗缘招刺阙乏例物，是致军额常阙。今若给一色银绢，折充例物犒设起发，召募人作义勇，止于右臂上刺字，依禁军例物支衣粮料钱，陕西五路共可得二万人，比之淮、浙等路所得将兵，实可使唤。」从之，诏遣文武官各一员前去陕西路募兵二万人赴阙。遂命赵鼎特除开封府曹官，种湘差宣抚司准备将领，并充陕西路干当公事，专一募兵。是月，遣户部员外郎陈师尹往福建路募枪杖手。都水使者陈求道言：「朝廷差官往陕西招军，适当岁丰，恐未易招填。若就委监司招募保甲，啖以例物，与免科差，以作其气，可得劲兵五万。」从之。

　　六月，枢密都承旨折彦实奏：「西人结连女真，为日甚久，岂无觊觎关中之志？即今诸路人马皆空，万一敌人长驱，何以枝梧？言之可为寒心，朝廷似未深虑也。河东、河塑之患已形，人故忧之；陕西之患未作，人故忽之。若每路先与十万缗，令帅臣招募土人为保护之计，责以控扼，不得放令侵入，仍须朝廷应副。漕司乘时广行储蓄，以为急务。」

　　又开封府尹聂山奏：「招兵者，今日之急务。近缘京畿诸邑例各招刺，至于无人就募，则强捕村民及往来行人为之。遂致里氓奔骇，商旅不行，殊失朝廷爱民之意。检准政和令，诸盗再犯杖以上、情理不可决放而堪充军者，给例物刺充厢军。今京城里外间有盗贼，皆是豪猾，无所畏惮，虽经断罪，顽恶弗悛，若依上条刺充厢军，不惟得强壮之用，又且收集奸黠不复为盗。如允所请，则自内及外皆可见之施行。」从之。

　　七月，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言：「都水使者陈求道请招刺保甲五万充军。缘比来陕右正兵数少，全籍保甲守御，及运粮诸役差使外，所余无几，若更招刺五万充军，则是正丁占使殆遍，不唯难以选择，兼虑民情惊疑，别致生事。欲乞令州县晓谕保甲，取其情愿；如未有情愿之人，即乞令保甲司于正丁余数内选择。通赴阙人共成七万，可以足用。」从之。是月，钱盖奏：「陕西募土人充军，多是市井乌合，不堪临敌。今折彦实支陕西六路铜钱各十万缗，每名添钱十千，自可精择少壮及等杖人，可得正军一万，六路共得六万人。」从之。

　　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射生户。」从之。又奏：「福建路有忠义武勇立功自效取仕之人，理宜召募，除保甲正兵外，弓手、百姓、僧行、有罪军人并听应募。如有武艺高强、实有胆勇、众所推服、愿应募为部领人者，依逐项名目权摄部领，各以所募人数借补官资。」从之。

　　十一月，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人黄旗满市。时应募者多庸匄，殊无斗志。闰十一月，何�H用王健募奇兵，虽操瓢行乞之人，亦皆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濋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

　　十二月，诏：「诸军诈效蕃装，焚劫财物，限十日赍赃自首，与免罪。」仍召募溃兵收管。给口食焉。

　　逃亡之法，国初以来各有增损。熙宁五年诏，禁军奉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曰：「临阵而亡，过十日而首，得不长奸乎。」安石曰：「临阵而亡，法不计日，即入斩刑。今当立在军兴所亡满三日，论如对寇贼律？」枢密使蔡挺请沿边而亡满三日者斩。安石曰：「沿边有非军兴之所，不可一概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贼及军兴而已。」帝曰：「然。」文彦博固言：「军法臣等所当总领，不宜轻改，如前代销兵乃生变。」安石曰：「前代如杜元颖等销兵，乃其措置失当，非兵不可销也。且当萧俛时，天下兵至多，民力不给，安得不减？方幽州以朱克融等送京师，请毋遣克融还幽州煽众为乱，而朝廷乃令克融等飘泊京师，久之不调，复遣归北。克融所以复乱，亦何预销兵事？」彦博曰：「国初，禁军逃亡满一日者斩。仁宗改满三日，当时议者已虑坏军法。」安石曰：「仁宗改法以来，活人命至多，然于军人逃亡，比旧不闻加多，仁宗改法不为不善。」帝乃诏增为七日。

　　元丰元年，知鄂州王韶言：「乞自今逃亡配军为盗，听捕斩，赏钱。」诏坐条札韶照会：「如所犯情重，罪不至死，奏裁。」

　　三年六月，诏：「军士、民兵逃亡随军效用，若首获，并械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