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简体完美版-第1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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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生活侈靡，而个性狠毒，睚眦必报的泼辣女人。她具备着一般大独裁者和小后妃好虐善妒的一切短处。因此她对她自身安全与权力之掌握可以说纤介不遗；对她两个儿皇帝（同治、光绪）之管制，也是彻底的高压。光绪自四岁入宫始，每聆太后训诲，辄至跪地战栗。宫廷生活三十年，身边直无一个贴身太监。太后要囚禁皇帝，一句话足矣；毋烦二话也。在此情况下，若说光绪有弒母密谋，实是笑话。谭、康诸氏纵有刺太后之心，是蚍蜉撼树，不知彼不知己也。　　
　　话说回头。袁世凯对这情况，却了如指掌，他怎能糊涂到与谭嗣同作一夕之谈，就参加他们的幻想政变呢？他改变不了当时那个铁定的局面，而这一局面发展到六君子被杀、变法流产。若要把这出悲剧怪到老袁头上去，纵以春秋之笔，责备贤者，亦稍嫌过分也。　　
　　拳乱中的枢纽　　
　　袁世凯既以此支新军被卷入“戊戌变法”；又因此支新军再被卷入另一危机的“义和团之乱”，那就更是顺理成章的了。　　
　　关于“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是是非非”，笔者曾以近十万言的长篇，才略述梗概。今再试述袁世凯被卷入这场是非，更是一言难尽。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神，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八百老幼集体自杀。今年（一九九六）还有个“自由人”（freemen）在闹事。克林顿总统怕他们又要集体自杀，只好围而不剿，软围三个月。在笔者这次访台前夕。阅报始知那最后一个自由小爷，总算投降了。朋友你说古怪吗，据说克林顿的老婆希拉里也“通灵”呢！她要生在我们的义和团时代，她也是“刀枪不入”的女“拳民”呢！有啥奇怪。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变成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人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　　
　　大乱如何得了，清政府乃于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把个以杀人出名的大屠夫旗人毓贤升任山东巡抚。毓贤以前作曹州知府时，有一任三个月，杀死一千五百人的惊人纪录。如今升任巡抚，那就更可大开杀戒。但是山东老乡有脑袋二千五百万颗，哪里砍得完呢？砍多了，巡抚大人也多少心有不平。毓秀才做官是从知县知府做起的亲民之官嘛！他深知教民拳民相互仇杀之间，拳民也是“皇民”嘛，犯了教案，为了安抚洋人，为何专杀拳民呢，依附洋人的教民，“吃教饭”（洋人叫Rice　Christians）为非作歹的多着呢！他这念头一转，新花样就出现了。他决定对义和拳的政策，改杀为抚。索性把一“团”一“团”的拳民，编成“民团”。因而他乃通令把义和“拳”，改为义和“团”，并发下“毓”字大旗，把全省地上地下的黑白社会，通统编成由政府认可的“义和团”。　　
　　——毓巡抚这一决定虽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却弄得全省哄然。他自己也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朝廷得报也认为他是个“治世之能臣”，慰勉有加。这一来，毓大人一不做二不休，乃通令全省，以后凡洋人有所要求，“一概当作『耳边风』！”“团民”得令，自然更是摇旗吶喊，在毓大人领导之下，正式叫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呼百应，全省鼎沸。　　
　　【附注】这在我们搞“行为科学”的范畴之内，便叫做“意念决定行为”。毓贤巡抚这一意念，就决定了他治理山东省的政治行为和政策了。　　
　　但是洋人又岂是好惹的呢，想当年道光爷、咸丰爷，最初不也是“耳边风”他一下，等到圆明园着了火，骄傲的小皇帝带着小老婆懿贵妃（慈禧），抱头鼠窜而去之时，才叫小六子（恭亲王奕欣）不惜一切代价听从洋人。笔者曾撰有专书论之，此处便不能详谈了。　　
　　总之，毓贤这个土秀才，不知大清帝国此时已在瓜分边缘（洋人叫做Cutting　the　chinese　melon），列强对华正作分赃竞赛（battle　of　concessions），中国佬只能“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哪能把所有洋人一锅煮，小不忍而乱大谋呢？果然洋人在山东无奈他何，一纸抗议到北京，毓大人就丢官了。——　毓贤被调往山西，他的山东遗缺就由袁世凯递补了。　　
　　袁世凯于一八九九年冬率领了他那支已超过万人的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接事。　　
　　——这时山东遍地都是义和团，袁世凯来此怎么办？朝廷给他的训令，为着应付洋人，显然是“阳剿阴抚”。但是根据大陆近年在山东各县所搜集的地方档案文献，袁的政策却是个相反的“阳抚阴剿”。他显然指使他的胞兄营官袁世敦和部将张勋（就是后来搞“复辟”的那个张勋，此时对袁自称“标下勋”），把山东各地的“假义和团”，　杀得血腥遍地，　人头乱滚。　　
　　——真义和团敌他不过，乃纷纷北窜直隶（今河北省），最后被领入北京，闹起红卫兵来，就不可收拾了。笔者曾草有数万言长文详叙之。读者亮明，尚恳不另麈教也。　　
　　袁世凯为什么要和义和团过不去呢？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作袁屠夫，一杀了事。连国故学大师曾国藩不都是有名的“曾剃头”吗？何况职业军人袁老四乎？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一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　　
　　——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十九世纪错当成二十世纪了。　　
　　有的历史家硬把袁之驱逐义和团，说成取媚于帝国主义，那多少也是逞口舌之快了。　　
　　总之，袁在山东可说把义和团赶得十分彻底。等到庚子之夏，拳民把北京、天津、涿州、保定闹得天翻地覆之时，义和团发源地的山东省，反而一片清净，匕鬯不惊，山东老乡对袁巡抚倒颇为感戴呢！等到义和团小将挖了铁路，拆了电线，围了使馆，北京与外界交通完全断绝，洋公使生死莫卜，伦敦《泰晤士报》已刊出英国驻华公使的“讣文”（obi　tuary）时，袁世凯的济南府忽然变成世界瞩目的交通枢纽了。　　
　　——原来那时身在军机处的荣禄，表面上虽在指挥“武卫”各军，尤其后卫“甘军”攻打使馆，实际他早已里通外国——他一面不断以军火、食粮、蔬菜、瓜果接济在使馆被困之洋人和“二毛子”；另一面又利用传统驿马的日行“八百里加急”，与济南府的袁世凯信息不断。　　
　　通过这个交通枢纽，不但使世界列强确知他们驻北京的公使们（除掉德国公使）和夫人们，平安无恙的真消息；也使世界媒体遍传，中国太后和皇帝“被拳匪劫持”，中国皇帝对世界十一国列强的是“矫诏”，是“伪造”等等的假消息，使洋人信以为真。　　
　　它不但传达了太后懿旨，重任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享有对十一国列强议和之全权；它也提供了情报与设施，让李全权有足够资本去搞其对十一列强“挑拨离间”之诡计，终使老美一国能与其驻北京公使“密码通讯”，以美制欧、制日；把大清从“交战国”变为“受害国”，赔款而不割地。使十二国（包括中国）以国际条约（非“和约”）　互制，在中国有“均势”（balance　of　pow　er）而免“瓜分”（partition　of　China）。　　
　　囚公使，作人质　　
　　笔者在前撰有关庚子联军诸篇曾点明，西太后并不那么胡涂。她分明知道中国与列强之一的英、法、日对垒，尚且一败涂地。庚子之役，她如何胡涂到对十一国列强“同时宣战”呢？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从心理学出发，说她歇斯底里什么的。——这个老太婆，的确是个泼妇，但是她也头脑细密，拿得起，放得下。她“放泼”的对象只是满汉臣工。因为她当国四十年，对儿皇帝和满汉臣工的掌握，她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你碰了她的脾气，她就泼你一下，看你怎样？任凭你是怎样的齐天大圣，谅你也跳不出老佛爷的手掌心的。　　
　　可是这老太婆不通夷务。洋人在圆明园一把火把她吓惨了。她对操纵洋人毫无把握；对洋人的喜怒哀乐、外交方针、政治行为也毫无所知，因此她最怕洋人，绝不敢对洋人“放泼”。但是她这次为什么忽然对十一国宣战呢？那也不是在死到临头，舍命和洋人一拼；更不是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可以“扶清灭洋”——她根本不相信那一套。在她对十一国宣战前夕，她还要勒令解散义和团呢！　　
　　但是老太婆为何突然对十一国宣战呢？　　
　　答曰：那是受一桩“假情报”刺激的结果。在一九零零年六月十六日，西后在一项讨论和战大计的六部、九卿、军机、总署、诸王、贝勒同时出席的“御前会议”里，还力主召回李鸿章和袁世凯，主持对列强和谈；并令刚毅和董福祥，共同开导义和团，“勒令解散”。谁知当天夜里荣禄收到一宗假情报，说十一国公使已共同决定“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记莫须有的情报把老太婆吓得魂飞天外。　　
　　这是西后最怕的一着，如今竞变成事实。因此在翌晨（六月十七日）的第二次御前会议里，西后方寸大乱，直至语无伦次。那效忠西后最激烈的亲贵二十余人，竟相拥哭成一片。　　
　　这一哭一闹，乃把二十四小时之前的决议，全部推翻。　　
　　——接着便是德国公使被枪杀（六月二十日），主和五大臣被砍头，六月二十一日她就以儿皇帝之名和英、美、法、德、意、日、俄、西、荷、奥匈十一国同时宣战了。　　
　　那位后来也在中国“当差”的费正清的英籍老师摩尔斯，面对西后此一转变，也觉不可解，他说：　　
　　太后一向作事都是留有退路的，只有这一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　　
　　其实摩老师有所不知。老太后这次误信了一记假情报，自觉死到临头，已无“退路”可走了。她倒不是“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而是这个女政治家想学学中国古代男纵横家——经过数天的考虑之后，显然的她是把这十一国的驻华公使和代办们扣起来作“人质”（hostage），然后以义和团小将为替罪羔羊和借口（这和毛泽东利用红卫兵小将如出一辙），“绑票勒赎”，迫令各该国政府改变对她老人家（勒令归政）的既定政策。　　
　　义和团之乱闹成八国联军，其“画龙点睛”之笔，便是这记不知谁人伪造的假情报！　　
　　——这也是一个独裁者（其后包括孙、袁、蒋、毛、邓）在“一念之间”所决定的“政治行为”，完全发诸“偶然”的政治行为，影响国脉民命，“一言丧邦”最明显的例证之一。这也证明，个人或一党专政的政体，不能适应现代文明的意蒂牢结的实验报告。　　
　　【附注】蒋介石决定牺牲外蒙时，连他最亲近的机要主任陈布雷，和他的小舅子宋子文都不知道，所以宋拒绝签字，而以一个专心想做外长的王世杰去作替罪羔羊。蒋之决定对日放弃赔款，也完全出于一个人的决定，可能连他老婆都不知道，所以后来杜聿明骂他为“独夫”。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