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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碎香沉-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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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梦未必到辽西，也不曾打起黄莺儿，这一梦整整睡了两天。这一梦错过了国军四行仓库最后的坚守。那飘扬的国旗，那淞沪战场最后的抵抗。
这是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宝山大场防线失守，国军军队决定全线西撤，命令88师留下一个团进行掩护。26日深夜，88师524团副团长谢晋元急匆匆的回到团部，他的手上拿着88师师长孙元良的一纸手令，上面命令“524团第一营死守上海最后一块阵地。”这最后一块阵地，就是四行仓库。那时的四行仓库，南面紧挨苏州河，东面是英国、美国控制的公共租界，西面、北面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这幢钢筋水泥建筑占地公顷，宽64米，高25米，最初是4家银行存储贷物的联合仓库，以墙厚楼高、易守难攻著称。一直到27日凌晨3点，从前线撤退到四行仓库参加掩护的共计420人，为了迷惑敌人，谢晋元对外仍用团的番号称有800人，后世被称为八百壮士。
谢晋元率部进入四行仓库后，迅速加强了四周防御工事，并在四行仓库内部署兵力，构筑强固工事。四行仓库内有大量的大豆、小麦，这些包装粮食的麻包成了理想的构筑工事的材料。他们用麻包堵住了仓库的大门，封闭了所有的窗户，留出了射击孔，派人分层据守。为了隐蔽部队，还把大楼的电灯全部破坏掉，同时焚烧了仓库周围的房屋，防止日军据此向大楼进攻。
27日中午，日军开始从西面的交通银行方向向四行仓库逼近，当即遭外围阵地守军顽强抗击。日军扔下数具尸体，抱头回窜。随后，日军纠集兵力再次扑向外围阵地，外围守军进行英勇抵抗后，退入仓库。日军占领外围阵地后，立即猛攻仓库大门。日军兵力几倍于守军，但八百壮士沉着应战，全楼火力一齐射击。三连连长面部受伤，血流满面，仍不下火线，一面以毛巾捂住伤口，一面继续指挥战斗。是日，日军遗尸80余具，四行仓库丝毫无损。 随后两日，日军动用飞机、坦克，连续向四行仓库发动猛烈进攻。八百壮士赁借坚固工事，顽强抵抗。谢晋元亲手毙敌1名。日军屡遭重创，毫无进展。四行仓库巍然屹立。
经过三昼夜浴血奋战，将士们已疲惫之极，但士气仍然十分高昂。谢晋元在阵地上赋诗一首：“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激励大家奋勇杀敌。杨瑞符召集官兵讲话，说：“望各位爱国的男儿都抱定必死的决心，和谢团副、本营长死在一块吧！大家可以简单地写遗书一封，通知家中。写好后，收集起来，等待将来设法送到邮局去，以表示大家牺牲的决心。”
30日，日军向仓库发起总攻。战斗从上午7时开始，一直持续到午夜。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的勇士们，众志成城，凭坚固守，日本侵略军徒唤奈何。日军虽有飞机，但不敢投弹；虽有大炮，却不敢轰击。因为仓库附近就是公共租界，若流弹落入租界地区，就会引起国际争端，他们只好望楼兴叹。
八百壮士在四行仓库与日军血战4昼夜，歼敌200余名，自己仅伤亡30余人，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完成使命后，本来就无路可退的官兵奉命撤退到公共租界，被羁押在胶州路的“孤军营”内。在“孤军营”中，谢晋元仍严格按部队要求治军，官兵每天4点起床，整理内务，然后早操、上课、训练，下午则为操练和自由活动时间。谢晋元还在“孤军营”内办了袜厂、肥皂厂、藤器厂等3个小厂，以自食其力。日军要求租界当局引渡谢晋元未果，便密谋进行劫持。汪精卫也想拉谢晋元下水。面对威胁利诱，谢晋元做好了随时殉国的准备。他写下遗嘱，寄给父母，表示：“如敌劫持之日，即男成仁之时。人生必有一死，此时此境而死，实人生之快事也！”24日晨，部队开始早操，谢晋元巡视营房后，又到伙房检查。他发现上等兵郝鼎诚、张文清、张文顺、尤耀亮藏在伙房不出操，便上前询问原因。郝鼎诚等已受汪氏收买，操铁镐、匕首一拥而上，将谢晋元刺成重伤。凶手当即被擒。谢晋元因流血过多，经抢救无效，于下午6点死去。
此后，孤军营其余将士又落入日本人之手。从此辗转飘零，有的后来被抽调到南京孝陵卫做工，万连卿等8人成功逃脱，在得到新四军的帮助后回到安全区。万连卿等日后参加了中国远征军，远赴滇缅。
有的被派往安徽裕溪口装卸煤炭，29人成功逃脱，回到重庆的陈日升等人，要求重新入伍恢复建制遭到拒绝，于是20多人解甲归田回到家乡。
1943年初，在南京孝陵卫的28名壮士胜利出逃，部分在茅山参加了当地的新四军游击队。孤军团副上官志标，在无锡就医时成功脱逃，随后担任了当地的游击队队长。
1946年3月，36名赴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孤军战士，在经历了三年多的海外苦役后，回到上海。 这当然是后话了。
这其中当然也出过一个著名的女童子军，叫做杨惠敏。10月28日夜间，杨惠敏将一面12尺长的*国旗裹在身上所穿着的童军服底下，冒着战火危险自公共租界出发成功泳渡苏州河，并获得谢晋元的接见将国旗送至四行仓库。因此也就顺利成为国军抗战的“形象大使”。
“破坏”了杨惠敏前程的，是艳冠群芳的影星胡蝶。杨惠敏后由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派到香港做接运爱国抗日人士到大后方去的工作，与胡蝶夫妇颇有交往。胡蝶在香港的时候，被日军盯上无奈只有离开香港。出行前，胡蝶将历年积存的财物打包成30个大箱子，托当时正在香港负责秘密接送工作的杨惠敏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爬山过西贡，步行至淡水，然后抵达广东曲江（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起因是一天，胡蝶漫步在桂林街头，猛然发现一家拍卖行内挂着一件自己的银狐皮大衣。在这家拍卖行中，她又发现了她上年拍摄《孔雀东南飞》时的戏装，以及其他贵重衣物，这些衣物可都是装了箱托付给杨惠敏了呀，怎么会出现在桂林街头的拍卖行中？胡蝶急忙向店主询问这些服装的来历，店主答道是从香港购回的。胡蝶马上意识到，她的行李出了问题，顿时花容失色，跌跌撞撞地赶回家里。30 余个箱子中装的是胡蝶前半生的几乎所有的积蓄，其中包括胡蝶精心积攒的各种首饰和宝物，她一生的影集和剧照，以及鎏金溢彩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纪念奖杯等。胡蝶一贯省俭，才置起如此家当，其中的高档服装一来是为了交际穿用，二来是拍电影时扮演富家小姐太太时穿用的，当年拍电影时角色的服装大多由饰演者自备。情况尚未十分明朗，胡蝶夫妇都心存侥幸，希望丢失的只是 30 余件中的一小部分。潘有声通过各种渠道很快查明，交由杨惠敏运送的全部行李均已丢失。这个消息对于胡蝶不啻为晴天霹雳，令她痛心疾首。事后胡蝶曾私下对朋友谈起当时的心情：“过去我虽有过一些心酸事儿，如和第一个丈夫（应是未婚夫――引者注）林雪怀的感情破裂，以及九？一八之夜，有人造谣说我和张学良将军在北平六国饭店跳舞等人身攻击，也没有这次伤心得厉害。”
胡蝶丢失大量财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重庆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多为胡蝶惋惜和鸣不平。此时已先期抵达重庆的杨惠敏感到名誉攸关，事态严重，乃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我于香港沦陷后，曾秘密来往港八次，营救了二百多位要人和青年回国。代胡蝶运送的三十多件行李，要过东江时，因兵荒马乱，全部被劫，并非我拐骗私吞。”尽管杨惠敏坚称自身清白，但究竟是劫是骗，因无对证，终究无法说清。
觊觎胡蝶美貌的戴雨农插手侦破胡蝶财产被劫案，杨惠敏和其男友被带回重庆拷问并关押长达四年，直到戴雨农坠机身亡后才开释，但是到底怎么丢失的，到后来也没有确切定论。
杨惠敏后来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时，感慨万分地说：“我是天天以泪洗面。流不尽的眼泪！我痛哭，我呼天，我祷告神明，因为，胡蝶把我毁了，她毁了我一生灿烂的前程！她杀死了一颗赤忱火热的爱国心，她侮辱了我冒险献旗给八百壮士的壮举，她以小人之心伤害了正人君子的自尊……我恨死这无知的演戏的女人！”（说实话，看到这样的话，笔者第一反应是鸡皮疙瘩掉满地，忒煽情，终于知道文艺腔是怎么来了。后来笔者看到相关于杨惠敏的视频，看到垂垂老矣的她谈到四行仓库献旗时卖力的说：“是我杨惠敏……”第一反应是关掉视频。有些事不需要自己诉说，正人君子不必自己封，赤忱火热的爱国心有时效性。笔者自然不怀疑献旗那一刻的赤胆忠心，但笔者更相信人性的复杂。）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宝珠醒来的时候，正是八百壮士退入租界的时候，因此，她是事后才在一张旧报纸上看到杨惠敏裹着国旗的行为秀。彼时，她正处于孕期的烦躁不安，报纸上这个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气的女孩并没有给她带来太大的感动，让她懊恼的是国军从淞沪战场的撤退，这就意味着，她所在的上海真正成了孤岛，都中岌岌可危！心火随之一起，随手一扔，就把那报纸扔到了废纸堆里。
题外话：黄慕兰关于杨惠敏的回忆
黄慕兰，原名黄彰定，又名黄淑仪、黄定慧，出身于湘中名门，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于北伐前夕在武汉投奔革命，担任了汉口妇女部的部长。国共分流后不久，黄慕兰赴上海任*中央书记处秘书，兼机要交通员，并成为中央特科成员。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曾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央领导人。2011年7月9日，黄慕兰在杭州度过了105岁生日。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中央分别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指示与英、美等国建立广泛的真诚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撤退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党的工作人员。周恩来两次致电廖承志，对撤退在港人员提出意见。在廖承志的主持下，研究决定，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据统计，从当年12月至次年5月，分别从香港4个出口撤离的进步文化人士和*人士有800人之多，还接应了2000多名爱国青年回国参加抗日工作。
这时，杨惠敏也在香港从事秘密营救接运困滞香港的各界爱国人士的工作，把一批又一批的人员和物资从香港护送回大后方。10月间，志皋怕她在香港活动时间久了，难免会有暴露被捕的危险，就打电报秘密通知她即速回来，打算另行派遣工作队去接替她。可她却抱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态度，坚持要在香港冒险继续工作，要护送著名的“电影皇后”胡蝶夫妇一行及随身携带的大量行李，从香港到曲江再另行转道去重庆。11月的时候，胡蝶和她的丈夫潘有声已安全到达曲江。有一天，她突然前来找我们，说是她托交杨惠敏代为护运的大批“行李”在途中不见了，要陈志皋负责赔偿。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胡蝶交付杨惠敏护运的“行李”，竟有21件大箱大包。他们夫妻二人在逃难途中，哪会带这么多的行李呢？其实这些“行李”之中，只有几件是真正的行李，绝大部分都是帮会头子的阔太太们和国民党高官的小老婆托胡蝶捎带的高级走私物资，诸如后方紧缺昂贵的进口西药、化妆品等，这些东西在香港购买并不贵，如能运到重庆出售，是很受欢迎的畅销货，可以从中大获暴利。杨惠敏见要护运的行李太多，为了保证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决定把人与行李分开来走，结果人员虽然平安到达，但这批“行李”却因为太招人注意，被一帮土匪抢去了。当时，港九和珠江三角洲已经沦陷，就在沦陷区与广东后方地区交界的三岔路口，日军经常前来侵扰，也有我们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活动，更有形形色色的土匪歹徒专门在这一带抢劫难民们的钱财。这批“行李”就是在这三岔路口被劫的。在胡蝶来访之前，我们已听取了护送的工作人员汇报，志皋早已发出电报，要有关人员在沿途设法追查。胡蝶可能因为别人托她捎带的货物在途中丢失，无法向对方交待，情急之下，说话很不客气，一口咬定要志皋负责赔偿。志皋也就不客气地回答她说：“我们振委会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是尽义务接运护送你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的，又不是开保险公司的。你们的人员都已安全护送到了，行李在路上被土匪抢了去，怎么能叫我们赔偿呢？从法律责任上讲，我们也只有代为追查的责任，要我们赔偿是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人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地吵了起来，当场就搞僵了。胡蝶见未能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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