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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的大宅门 导演郭宝昌传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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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书视做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如生命一样重要!
  你喜欢什么“文化遗产”,觉得是最宝贵的,“文革”就越要把它砸得粉碎,这就是“文革”的“功绩”。
  “文革”开始时,我已在劳改农场服刑近两年了。北京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一概不知,更不知我家里人的下落。两年半以后我才知道,我家早在“文革”之初被扫地出门,那两万多册书,当然也被全部查抄。书成了万恶之源,销毁书是“愚民”的最好办法。失去了书我如
  丧考妣,整个世界都黑暗了。还不止此,更残酷的是精神上的销毁,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一次,我和劳改队的一位难友悄悄谈起文学,他是“北大”哲学系的学生,读书万卷,博学多才。从狄更斯谈到泰戈尔,从雨果谈到普希金,我必然得意忘形了,竟毫无掩饰地说,抄家抄去了金银珠宝、万贯家财没有什么可心疼的,可把书抄光了才令人痛不欲生。坏喽!这小子是“深入敌穴”、“刺探军情”的,他向管理人员做了汇报,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被批斗,我被勒令深挖犯罪根源。书,就是根源。
  “文革”中,知识分子多为“软蛋”,我则是“软蛋”中之“软蛋”。我说我是“软蛋”,绝非自贬之词。那时,可怕的还不是外界的压力,而是自身的消磨。当“八·一八”红卫兵起来以后,我们一百多个反动学生被揪斗游街,剃了光头,挂了胸牌,低头站在小广场上,被手持各种武器的造反者们包围着。突然一声断喝:“跪下!跪下!”男儿膝下有黄金!开初的几秒,无人下跪,站在队前的还有六个反“改造”分子,也没有跪。
  事后大家谈活思想时,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想法一样:别人跪我才跪,别人不跪我也不跪。红卫兵们愤怒了,举起各种武器冲向第一个反“改造”分子,乱棍齐下,他跪下了。鲜血溅到第二个人身上,他也跪下了,于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依次都跪了下去。这些“臭老九”们没有一人不会背诵“士可杀而不可辱”,到头来是只求跪着生,不愿站着死!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安慰的由头:我不是第一个跪下的。“臭老九”!这个名字起得何等的好啊!真臭!更有甚者,游斗以后,每人要立即写一篇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后的心得:打得好!只有一人未写,他拒绝,而且认为打得不好;结果一铁棒抡在后脑上,立即鲜血喷涌,醒后也心惊胆战地写了一篇“打得好!”这使我想起很多宁可站着死的光辉形象,如老舍,如邓拓……我曾满怀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信念自杀过,但没死成 。
  经过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后,我忽然不想死了,我还年轻。无数朋友都说郭宝昌你没死就对了,否则哪还有“大宅门”?我不知道那段受辱是光荣还是卑劣?我只知道翻阅过去的认罪材料,我依然脸红。当一个人拿起笔攻击自己的父母、家庭、朋友,这不卑劣吗?当一个人拿起笔诛伐自己视如生命一样的书,这不耻辱吗?我还保留着把书作为犯罪根源而写的认罪材料,这些材料是在给我平反时发还给我的。人事部门的同志劝我烧掉,以免以后看着心里不好受,我没烧,不好受就不好受吧,我还没脆弱到一提自己过去的“卑劣”、“耻辱”就讳莫如深的地步。
  摘录几段如下:
  这个时期我是陶醉在幻想中,而对现实越来越不满。当时文学课全部是古典文学,我从旧诗中寻求孤高脱俗的境界,并且外请了个清末老翰林讲解古文《诗经》、《左传》、《战国策》等,使我在文学上强烈地感到今不如昔,而且觉得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时代,随朝代的演变而一步步退化,到现在居然连老祖宗的话都看不懂了。我感到周围的人都
  是无知的,并对现代文学做了一概的否定,完全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用说我没看过一本政治书,就连现代小说也没看过几本,在这个时期同时阅读了许多黄色书刊,《笑林广记》、《拍案惊奇》、《金瓶梅》、《雌雄剑》、《彭公案》、《七侠五义》等,竟把这些也视为国粹,使我很长一个时期精神萎靡不振、意志消沉。
  ……
  我开始大量地阅读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欧文学作品,培养了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的思想,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红与黑》和《当代英雄》。这个时期也是我大、洋、古的文艺思想形成的时期,我要寻求新的动力,重新开辟所谓生活的道路。看完电影《梅丽小姐》以后,主人公皮巧林的形象给了我可以说是不可磨灭的印象,这个生不逢时,精神空虚的青年,以寻求冒险为人生的乐趣,来刺激他空虚的灵魂。我找来原著反复地读,我在他身上找到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感到生不逢时,英雄无用武之地……皮巧林使我振作起来,感到自己遇到困难时的灰心丧气是最没出息的,要有皮巧林的亡命徒的气魄,我有意识地专门吸取糟粕……
  ……
  《红与黑》中于连的经历,又给我指出了个人奋斗的出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应该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你有个理想,那么不管用什么手段,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
  ……
  《约翰·克利斯朵夫》更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主宰,我崇拜他的才华、清高、孤僻、个人奋斗的顽强意志……把书中的许多章节、段落背了又背,抄了又抄,并压在玻璃版下面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把个人奋斗看做是人的最高尚的品质……鄙视没有个人奋斗野心的人,他们简直不知道另外有一种生活,这另外一种生活就是个人奋斗,这一条成为了我衡量一个人有无理想的标准,这种理想就是最丑恶的资产阶级的无止境的名利。
  ……
  他说:“失败可以锻炼一般优秀的人物,它挑选出一批心灵,把纯粹的和强健的抉择出来,使他们变得更纯粹更强健。其余的心灵却因失败而更快地崩溃,或竟丧失了生命的跃进力,在这一点上,‘失败’把一蹶不振的大众和继续前进的优秀分子分开了。”
  这段话本来没什么坏的地方,但我却对它有极为反动地理解,而对失败的含意却是达到个人野心的目的所受到的挫折,我并没从中吸取正面的东西而舍弃糟粕,我觉得要成为一个优秀人物,就要屡尝失败的痛苦,而把“失败”看做乐事,化做个人奋斗的动力。
  在这个时期,我个人奋斗的野心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我真是受害匪浅呐,从这些书中我吸收了最坏的一面,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则完全是反动的,但“名利”已完全迷住了我的心窍,我开始寻求在新社会个人奋斗的道路。
  ……
  假如家庭给予我的个人主义影响是支离破碎的,那么通过这些书籍系统化了,全面了。我当时颓废的思想状态是极易接受书中一切坏的东西,我感到要成名,必须具备皮巧林的性格,于连的手段,约翰的才华,这三位一体的个人主义的反动的个人奋斗,加上《巨人传》中的反动格言“去做你想做的事”,便成了我大学生活对待政治、业务、人与人的关系的准则,这就使我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直接与社会主义制度相冲突,我的准则势必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制度,我觉得有了名就有了一切,而惟一的障碍就是党、是人民,所以围绕名利,我所作所为的一切都必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真叫人脸红!哪儿对哪儿就反党反社会主义?这和那些书挨得上边儿吗?什么他妈逻辑!要说“罪行”,对这些书籍的批判才是我的“罪行”——我曾经那么钟爱的书啊!可就那一句“假如说这些主人公在十八、十九世纪还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的话……”仍被批判为对封、资、修的毒害毫无认识!我实在是认识不了。
  无书可读,社会能不倒退?从劳改队出来以后又下干校,一下就是四年。同队的小青年们无聊到快发疯了,知道我读过不少书,便把我弄到一个小黑屋里,锁上门,叫我讲故事,并起誓发愿不会揭发我。而且每次必有茶点、水果招待。我给他们讲《基督山恩仇记》,讲《悲惨世界》、《白痴》,这些可怜的孩子听得神魂颠倒,听的人越来越多,岂有不走漏消息之理?
  我还做了一件事。有一天我去倒垃圾,竟然发现垃圾池里有两本书,一本下卷的《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没头没尾的《七侠五义》,破烂已极,污秽不堪,我却如获至宝。看看四下无人,揣在怀里捡了回去,偷偷地把书清理干净加上封皮,把卷烂了的书角一张张抚平,喷上雾水,压在床下,夜深人静躲在被窝儿里打着手电筒细读,爱不释手。
  运动来了,抓“五·一六”。我劳改四年什么也没参加过,不知“五·一六”运动为何物,却被揪出来第一个挨批斗,罪名是宣扬“封资修”毒素,破坏抓“五·一六”运动,其实是杀鸡给猴儿看,以震慑“五·一六”分子。我是只死老虎,自然是随便可以揪出来斗。我突然想起拣的那两本书,当时批斗有个毛病,动不动就抄家,集体宿舍谈不上抄家但也可以抄床的,若抄出那两本书就要罪上加罪,必须立即消灭。苦于没有下手之机,我已在专人的监视之下,上厕所都要跟着我。老天有眼,第二天全连集合准备开我的批斗会,我被监押在宿舍,随时准备押进批斗会场。
  会场上已唱起了“语录”歌: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可巧,监督我的聂××去上厕所。天助我也,焉能错此良机!我迅速抽出床下的两本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扔在了火炉里,怕烧得慢,不住地用火筷子翻捅着,火焰起来了,那叫心疼,一种沉沉的犯罪感涌上心头。烧书?我对不起老托尔斯泰。我一辈子只烧过这一次书,总算解除了后顾之忧。每天八个小时弯着腰撅着屁股挨斗,整整一个月,备受屈辱。造反派终于给连部贴出大字报,说放着“五·一六”不抓,斗郭宝昌是有意转移革命斗争大方向。我终于靠边儿站了。可我这人是属狗的那一类,记吃不记打,“风头”一过又来劲了。
  由于有了捡书的经验,成了毛病,每路过垃圾池总要贼眉鼠眼,情不自禁地看上一看。我这人有洁癖,遇垃圾必要远而避之,可现在竟对垃圾也有了特殊的感情。老天不负苦心人,居然又捡了两本回来,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一本是《罗曼罗兰文抄》。大喜过望,大概是哪位老兄也怕挨批斗,没有烧,却扔了。书页都散了,我重新装订;书脊贴上牛皮纸,用仿宋体写了《猎人笔记》书名,压平翻角,放到褥子下面。这两本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尽管已新书满架,但这两本垃圾堆里捡来的书,我舍不得扔,有感情,它和新书并排放在书架上。这两本书若会说话,一定会亲热地叫我一声“哥们儿!”我很后悔,斗了我一个月并未“抄床”(也许我不在时早有人翻过),否则,我就有四本书了!
  一九七三年我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被分到并不拍故事片的广西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有了十平方米的一间斗室,依然无书可看,亦无书可买;就是有得卖,我也买不起。上有老、下有小,那点儿工资,糊口尚难以维持,还买书呢!改造了那么多年,我反动本性依然未改。
  我经常做梦,梦见书,梦见回到我的书房,那份惊喜,那份激动……我惊醒过,哭醒过,方知是一枕“黄粱”!这梦还不能向外人说,一说就成了“变天账”、“还乡团”、“贼心不死”,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没有书读,在家里住也是活监狱。没书读的寂寞,是灵魂的寂寞!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的书,我忍不住回忆自己的存书,分门别类地开了厚厚的一摞书单,就我记忆所及共两万一千八百册。后来我们厂的一位编剧看了,惊奇地说,不要说看这么多书,就是把书名全背一遍也够“牛”的了。每天把这些书名浏览一遍,那也是一种巨大的享受啊!
  “四人帮”倒台,上街游行,我喊哑了嗓子,三天说不出话来。一年以后的一九七七年夏,我突然接到北京“落实办”的通知,发还全部查抄书籍。我惊呆了、傻了、疯了!我哭,我笑!对政府的那份感激之情,无法用语汇形容。我没钱。从南宁到北京,硬座火车票也要七十多元,俩人的工资只够买一般张票。借钱也得去,借不到我走也要走到北京!
  我借到了钱,朋友们和我一样高兴。我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两天一夜我只是坐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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