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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卷5-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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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世界上大事件不要增加起来;但愿中国里惨案不要再有;但愿也不再有什么政府成
立;但愿也不再有伟人的生日和忌日增添。否则,日积月累,不久就会成个“多难之年”,不但华洋当局,老是为难,连我们走在地面上的小百姓,也只好永远身带“嫌疑”,奉陪戒严,呜呼哀哉,不能喘气了。
五月五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 济南惨案 指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帝国主义派兵侵占济南,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千余人的五三惨案。
〔3〕 革命政府成立 指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取消了原广州军政府,于五月五日在广州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并就任非常大总统。
〔4〕 一九三三年五月五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举行“革命政府成立十二周年纪念”
大会,事前通知各界“于是日上午九时,在本党部三楼大礼堂,召集各界代表举行纪念大会”,并规定纪念办法九条,末条是“函请警备司令部暨市公安局,严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并酌派军警若干,维持会场秩序”。
〔5〕 要人送飞机给朋友的事,指张学良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将一架自备的福特机选给宋子文,又在四月辞职出国时,将另一架福特机送给蒋介石。
〔6〕 旧时“要人”在外出时,改换常服以免被人认识,叫做“微服”。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到南京夫子庙文物店购买古玩,报纸纷纷宣传,如次日《申报》“南京专电”说:“林主席今日微服到旧书店购古籍数本,骨董数件。”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1〕
新近报上说,江西人第一次看了坦克车。自然,江西人的眼福很好。然而也有人惴惴然,唯恐又要掏腰包,报效坦克捐。我倒记起了另外一件事:
有一个自称姓“张”的〔2〕说过,“我是拥护言论不自由者……唯其言论不自由,才有好文章做出来,所谓冷嘲,讽刺,幽默和其他形形色色,不敢负言论责任的文体,在压迫钳制之下,都应运产生出来了。”这所谓不负责任的文体,不知道比坦克车怎样?
讽刺等类为什么是不负责任,我可不知道。然而听人议论“风凉话”怎么不行,“冷箭”怎么射死了天才,倒也多年了。既然多年,似乎就很有道理。大致是骂人不敢充好汉,胆小。其实,躲在厚厚的铁板——坦克车里面,砰砰碰碰的轰炸,是着实痛快得多,虽然也似乎并不胆大。
高等人向来就善于躲在厚厚的东西后面来杀人的。古时候有厚厚的城墙,为的要防备盗匪和流寇。现在就有钢马甲,铁甲车,坦克车。就是保障“民国”和私产的法律,也总是厚厚的一大本。甚至于自天子以至卿大夫的棺材,也比庶民的要厚些。至于脸皮的厚,也是合于古礼的。
独有下等人要这么自卫一下,就要受到“不负责任”等类的嘲笑:
“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
但是,如果你上了他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3〕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4〕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总之,死活都有罪。足见做人实在很难,而做坦克车要容易得多。
五月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2〕 自称姓“张”的 指张若谷,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当时的投机文人。
这段话见于他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大晚报。辣椒与橄榄》上发表的《拥护》一文。
〔3〕 许褚 三国时曹操部下名将。他赤膊上阵的故事见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许褚裸衣斗马超》。
〔4〕 金圣叹批《三国演义》 金圣叹(1608—1661),吴县(今属江苏)
人,明末清初文人。他曾批注《水浒》、《西厢记》等书,把所加的序文、读法和评语等称为“圣叹外书”。《三国演义》是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后经清代毛宗岗改编,卷首有假托金圣叹所作的序,并有“圣叹外书”字样,每回前均附加评语,通常就都把这评语认为金圣叹所作。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1〕盛氏的祖宗积德很厚,他们的子孙就举行了两次“收复失地”的盛典:一次还是在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治下,一次就在当今国民政府治下了。
民元的时候,说盛宣怀〔2〕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将他的家产没收了。不久,似乎是二次革命之后,就发还了。那是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袁世凯是“物伤其类”,他自己也是卖国贼。
不是年年都在纪念五七和五九〔3〕么?袁世凯签订过二十一条,卖国是有真凭实据的。
最近又在报上发见这么一段消息,大致是说:“盛氏家产早已奉命归还,如苏州之留园,江阴无锡之典当等,正在办理发还手续。”这却叫我吃了一惊。打听起来,说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沪宁的时候,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绅而至于“劣”,再加上卖国的旧罪,自然又该没收了。可是为什么又发还了呢?
第一,不应当疑心现在有卖国贼,因为并无真凭实据——现在的人早就誓不签订辱国条约〔4〕,他们不比盛宣怀和袁世凯。第二,现在正在募航空捐〔5〕,足见政府财政并不宽裕。那末,为什么呢?
学理上研究的结果是——压迫本来有两种:一种是有理的,而且永久有理的,一种是无理的。有理的,就像逼小百姓还高利贷,交田租之类;这种压迫的“理”写在布告上:
“借债还钱本中外所同之定理,租田纳税乃千古不易之成规。”
无理的,就是没收盛宣怀的家产等等了;这种“压迫”巨绅的手法,在当时也许有理,现在早已变成无理的了。
初初看见报上登载的《五一告工友书》〔6〕上说:“反抗本国资本家无理的压迫”,我也是吃了一惊的。这不是提倡阶级斗争么?后来想想也就明白了。这是说,无理的压迫要反对,有理的不在此例。至于怎样有理,看下去就懂得了,下文是说:
“必须克苦耐劳,加紧生产……尤应共体时艰,力谋劳资间之真诚合作,消弭劳资间之一切纠纷。”还有说“中国工人没有外国工人那么苦”〔7〕等等的。
我心上想,幸而没有大惊小怪地叫起来,天下的事情总是有道理的,一切压迫也是如此。何况对付盛宣怀等的理由虽然很少,而对付工人总不会没有的。
五月六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丁萌。
〔2〕 盛宣怀(1844—1916) 字杏荪,江苏武进人,清末大官僚资本家。
曾经办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汉冶萍公司等,由于营私舞弊,成为当时中国有数的富豪。一九一一年任邮传部大臣,曾向帝国主义出卖中国铁路和矿山等权利,滥借外债,以支持清朝政府垂危的统治。辛亥革命后,他的财产曾两次被查封,第一次是民国初年,但随即于一九一二年十二月由当时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第二次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命令苏州、常州、杭州、无锡、江阴、常熟等地县政府全部查封盛氏产业,但一九三三年四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3〕 五七和五九 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企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在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限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满足之答复”。袁世凯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五月九日悍然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曾以每年五月七日和九日为国耻纪念日。
〔4〕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这是蒋介石集团为掩饰其卖国面目的欺人之谈,如一九三
一年九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在接见各地来南京请愿学生代表时说:“国民政府决非军阀时代之
卖国政府,……决不签订任何辱国丧权条约“;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谈话时也说:”国民党政府坚决不肯签字于丧权辱国条约。“
〔5〕 航空捐 参看本卷第17页注〔3〕。
〔6〕《五一告工友书》指国民党操纵的上海市总工会于一九三三年五一节发的《
告全市工友书》。
〔7〕 在一九三三年国民党主持的上海五一节纪念会上,所谓上海市总工会代表李永祥曾说:“中国资本主义之势力,尚极幼稚,中国工人,目前所受资本家之压迫,当不如当时欧美工人所受压迫之严重。”
王化〔1〕
中国的王化现在真是“光被四表格于上下”〔2〕的了。
溥仪的弟媳妇跟着一位厨司务,卷了三万多元逃走了。〔3〕于是中国的法庭把她缉获归案,判定“交还夫家管束”。满洲国虽然“伪”,夫权是不“伪”的。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4〕,于是派出宣慰使。
蒙古的王公流离失所了,于是特别组织“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5〕。
对于西藏的怀柔〔6〕,是请班禅喇嘛诵经念咒。
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算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7〕。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事后,还要挑选瑶民代表到外埠来观光,叫他们看看上国〔8〕的文化,例如马路上,红头阿三〔9〕的威武之类。
而红头阿三说的是:勿要哗啦哗啦!
这些久已归化的“夷狄”,近来总是“哗啦哗啦”,原因是都有些怨了。王化盛行的时候,“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10〕这原是当然的道理。
不过我们还是东奔西走,南征北剿,决不偷懒。虽然劳苦些,但“精神上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等到“伪”满的夫权保障了,蒙古的王公救济了,喇嘛的经咒念完了,回民真的安慰了,瑶民“不战自降”了,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呢?自然只有修文德以服“远人”〔11〕的日本了。这时候,我们印度阿三式的责任算是尽到了。
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
而已!〔12〕五月七日。
这篇被新闻检查处抽掉了,没有登出。幸而既非瑶民,又居租界,得免于国货的飞机来“下蛋”,然而“勿要哗啦哗啦”却是一律的,所以连“欢呼”也不许,——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13〕十五夜记。
〔1〕 本篇最初投给《申报。自由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
后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一日《论语》半月刊第十八期,署名何干。
〔2〕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语见《尚书。尧典》,是记叙尧的功德时所作的颂词,意思是遍及上下四方,无所不至。
〔3〕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申报》曾载“溥仪弟妇恋奸案”的新闻,说溥仪堂弟妇和厨工携款从长春逃到烟台,被烟台公安局发觉后,将厨工处徒刑一年,女方由夫家领回管束。
〔4〕 新疆的回民闹乱子 指一九三三年初新疆维吾尔族人民(当时报纸称“回民”)的反抗行动。一九三一年四月,维族人民曾因反抗新疆省主席军阀金树仁的暴政,遭到残酷镇压。一九三三年初,维族人民继续开展大规模的反抗行动,金树仁被迫弃守哈密等地,迪化(今乌鲁木齐)也遭包围;四月,金树仁垮台逃走,他的参谋长盛世才乘机攫取了新疆的统治权。四月底,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派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为“宣慰使”,前往处理此事。
〔5〕 “蒙古王公救济委员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内蒙东部地区,国民党政府曾指令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拨款救济流落在北平等地的东蒙王公官民学生和逃来内蒙的原外蒙王公等,并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在北平设立“蒙古救济委员会”。
〔6〕 对于西藏的怀柔 九一八事变前后,西藏统治阶级中的亲英势力,受英帝国主义指使,在青海玉树、西康甘孜一带,不断挑起同地方军阀的武装冲突;一九三三年四月,他们曾企图以武力强渡金沙江进入当时西康的巴安,以实现所谓“康藏合一”的计划。国民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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