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5-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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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七日。
　　〔１〕正人君子们办了一种报指胡适、陈西滢等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北京创办的《
　　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曾在该刊第七十四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八日）发表《闲话》一则，诬蔑进步人士是“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正人君子”，是当时拥护北洋政府的北京《大同晚报》对现代评论派的吹捧，见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该报。
　　〔２〕　正人又是教授，君子化为主任　陈西滢曾任北京大学英文学系主任兼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长兼教授。胡适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并于一九三一年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３〕　俄款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一九二四年五月中苏复交，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一九二六年初，《现代评论》曾连续刊载谈论“俄款用途”的文章，为“北京教育界”力争俄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应付国难”为名，一再停付充作教育费用的庚子赔款，曾引起教育界有关人士的恐慌和抗议。
　　〔４〕　某机关通知　指黄郛就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后，为讨好日本而发布的特别通知。
　　〔５〕　黄委员长　即黄郛。
　　〔６〕　清朝的文字狱　清代厉行民族压迫政策，曾不断大兴文字狱，企图用严刑峻法来消除汉族人民的反抗和民族思想，著名大狱有康熙年间庄廷桫《明书》狱；雍正年间吕留良、曾静狱；乾隆年间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狱等。
　　“有名无实”的反驳
　　　　　　　　　　　新近的《战区见闻记》有这么一段记载：
　　“记者适遇一排长，甫由前线调防于此，彼云，我军前在石门寨，海阳镇，秦皇岛，牛头关，柳江等处所做阵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万元，木材重价尚不在内……艰难缔造，原期死守，不幸冷口失陷，一令传出，即行后退，血汗金钱所合并成立之阵地，多未重用，弃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将军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额手相庆……结果心与愿背。不幸生为中国人！尤不幸生为有名无实之抗日军人！”（五月十七日《申报》特约通信。）
　　这排长的天真，正好证明未经“教训”的愚劣人民，不足与言政治。第一，他以为不抵抗将军〔１〕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着下台了。这是不懂逻辑：将军是一个人，而不抵抗是一种主义，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为化了三四十万大洋建筑了防御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总算还好，他没有想到进攻）。这是不懂策略：防御工程原是建筑给老百姓看看的，并不是教你死守的阵地，真正的策略却是“诱敌深入”。第三，他虽然奉令后退，却敢于“痛心”。这是不懂哲学：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额手称庆”，实在高兴得太快了。这是不懂命理：中国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长，难怪他连叫两个“不幸”，居然自己承认是“有名无实的抗日军人”。其实究竟是谁“有名无实”，他是始终没有懂得的。
　　至于比排长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说，他们只会“打开天窗说亮话，咱们弟兄，处于今日局势，若非对外，鲜有不哗变者”（同上通信）。这还成话么？古人说，“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２〕以前我总不大懂得这是什么意思：既然连敌国都没有了，我们的国还会亡给谁呢？现在照这兵士的话就明白了，国是可以亡给“哗变者”的。
　　结论：要不亡国，必须多找些“敌国外患”来，更必须多多“教训”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们变成“有名有实”。
　　五月十八日。
　　〔１〕　不抵抗将军　指张学良。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奉蒋介石“绝对抱不抵抗主义”的命令，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三月日军侵占热河，蒋介石为推卸责任，平抑民愤，又迫令张“引咎辞职”，派何应钦继张学良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张辞职后，于四月十一日出国。
　　〔２〕　“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孟轲的话，见《孟子。告子》：“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不求甚解
　　文章一定要有注解，尤其是世界要人的文章。有些文学家自己做的文章还要自己来注释，觉得很麻烦。至于世界要人就不然，他们有的是秘书，或是私淑弟子，替他们来做注释的工作。然而另外有一种文章，却是注释不得的。
　　譬如说，世界第一要人美国总统发表了“和平”宣言〔１〕，据说是要禁止各国军队越出国境。但是，注释家立刻就说：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则为条约所许，故不在罗斯福总统所提议之禁止内”〔２〕（十六日路透社华盛顿电）。再看罗氏的原文：“世界各国应参加一庄严而确切之不侵犯公约，及重行庄严声明其限制及减少军备之义务，并在签约各国能忠实履行其义务时，各自承允不派遣任何性质之武装军队越出国境。”
　　要是认真注解起来，这其实是说：凡是不“确切”，不“庄严”，并不“自己承允”的国家，尽可以派遣任何性质的军队越出国境。至少，中国人且慢高兴，照这样解释，日本军队的越出国境，理由还是十足的；何况连美国自己驻在中国的军队，也早已声明是“不在此例”了。可是，这种认真的注释是叫人扫兴的。
　　再则，像“誓不签订辱国条约”〔３〕一句经文，也早已有了不少传注。传曰：“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
　　这里，主要的是一个“敢”字。但是：签订条约有敢与不敢的分别，这是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拿枪杆的人却用不着研究敢与不敢的为难问题——缩短防线，诱敌深入之类的策略是用不着签订的。就是拿笔杆的人也不至于只会签字，假使这样，未免太低能。所以又有一说，谓之“一面交涉”。于是乎注疏就来了：“以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清算无益之抗日。”这是日本电通社的消息〔４〕。这种泄漏天机的注解也是十分讨厌的，因此，这不会不是日本人的“造谣”。
　　总之，这类文章浑沌一体，最妙是不用注解，尤其是那种使人扫兴或讨厌的注解。
　　小时候读书讲到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５〕，先生就给我讲了，他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注解虽有，确有人不愿意我们去看的。
　　五月十八日。
　　〔１〕　“和平”宣言　指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四十四国元首发表的《吁请世界和平保障宣言书》，它的主要内容是向各国呼吁缩减军备并制止武装军队的逾越国境。
　　〔２〕　“至于美国之驻兵于中国”等语，是罗斯福发表宣言时，美国官方为自己驻兵中国、违反这一宣言的行径辩解时所说的话。
　　〔３〕　“誓不签订辱国条约”　参看本卷第１３４页注〔４〕。“对日妥协，现在无人敢言，亦无人敢行”，是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七日黄郛在天津对记者的谈话。
　　〔４〕　电通社的消息　电通社，即日本电报通讯社，一九○一年在东京创办，一九三六年与新闻联合通讯社合并为同盟社。电通社于一九二○年在中国上海设公社。此则消息的原文是：“东京十七日电通电：关于中国方面之停战交涉问题，日军中央部意向如下，虽有停战交涉之情报，然其诚意可疑。中国第一线军队，尚执拗继续挑战，华北军政当局，且发抵抗乃至决战之命令。停战须由军事责任者，以确实之方法堂堂交涉，若由不承认为责任者之第三者，用不合理之方法，以口头交涉，此不过谋一时和缓日军之锋锐而已。中国当局，达观东亚大势，清算无益之抗日，乃其急务，因此须先实际表示诚意。”（据一九三三年五
　　　　　　　　　　　　　　　月十七日《大晚报》）
　　〔５〕　“好读书不求甚解”　语见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后记
　　我向《自由谈》投稿的由来，《前记》里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本文已完，而电灯尚明，蚊子暂静，便用剪刀和笔，再来保存些因为《自由谈》和我而起的琐闻，算是一点余兴。
　　只要一看就知道，在我的发表短评时中，攻击得最烈的是《大晚报》。这也并非和我前生有仇，是因为我引用了它的文字。但我也并非和它前生有仇，是因为我所看的只有《申报》和《大晚报》两种，而后者的文字往往颇觉新奇，值得引用，以消愁释闷。即如我的眼前，现在就有一张包了香烟来的三月三十日的旧《大晚报》在，其中有着这样的一段——
　　“浦东人杨江生，年已四十有一，貌既丑陋，人复贫穷，向为泥水匠，曾佣于苏州人盛宝山之泥水作场。盛有女名金弟，今方十五龄，而矮小异常，人亦猥琐。昨晚八时，杨在虹口天潼路与盛相遇，杨奸其女。经捕头向杨询问，杨毫不抵赖，承认自去年一二八以后，连续行奸十余次，当派探员将盛金弟送往医院，由医生验明确非处女，今晨解送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经刘毓桂推事提审，捕房律师王耀堂以被告诱未满十六岁之女子，虽其后数次皆系该女自往被告家相就，但按法亦应强奸罪论，应请讯究。旋传女父盛宝山讯问，据称初不知有此事，前晚因事责女后，女忽失踪，直至昨晨才归，严诘之下，女始谓留住被告家，并将被告诱奸经过说明，我方得悉，故将被告扭入捕房云。继由盛金弟陈述，与被告行奸，自去年二月至今，已有十余次，每次均系被告将我唤去，并着我不可对父母说知云。质之杨江生供，盛女向呼我为叔，纵欲奸犹不忍下手，故绝对无此事，所谓十余次者，系将盛女带出游玩之次数等语。刘推事以本案尚须调查，谕被告收押，改期再讯。”
　　在记事里分明可见，盛对于杨，并未说有“伦常”关系，杨供女称之为“叔”，是中国的习惯，年长十年左右，往往称为叔伯的。然而《大晚报》用了怎样的题目呢？是四号和头
　　　　　　　　　　　　　　　　　号字的——
　　　　　　　　　　　　　　　　拦途扭往捕房控诉
　　　　　　　　　　　　　　　　　干叔奸侄女
　　　　　　　　　　　　　　　女自称被奸过十余次
　　　　　　　　　　　　　　　男指系游玩并非风流
　　它在“叔”上添一“干”字，于是“女”就化为“侄女”，杨江生也因此成了“逆伦”
　　或准“逆伦”的重犯了。中国之君子，叹人心之不古，憎匪人之逆伦，而惟恐人间没有逆伦的故事，偏要用笔铺张扬厉起来，以耸动低级趣味读者的眼目。杨江生是泥水匠，无从看见，见了也无从抗辩，只得一任他们的编排，然而社会批评者是有指斥的任务的。但还不到指斥，单单引用了几句奇文，他们便什么“员外”什么“警犬”〔１〕的狂嗥起来，好像他们的一群倒是吸风饮露，带了自己的家私来给社会服务的志士。是的，社长我们是知道的，然而终于不知道谁是东家，就是究竟谁是“员外”，倘说既非商办，又非官办；则在报界里是很难得的。但这秘密，在这里不再研究它也好。
　　和《大晚报》不相上下，注意于《自由谈》的还有《社会新闻》〔２〕。但手段巧妙得远了，它不用不能通或不愿通的文章，而只驱使着真伪杂糅的记事。即如《自由谈》的改革的原因，虽然断不定所说是真是假，我倒还是从它那第二卷第十三期（二月七日出版）上看来的——从《春秋》与《自由谈》说起独秀在《新青年》上一声号炮，别树一帜，提倡文学革命，胡适之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后摇旗呐喊。这时中国青年外感外侮的压迫，内受政治的刺激，失望与烦闷，为了要求光明的出路，各种新思潮，遂受青年热烈的拥护，使文学革命建了伟大的成功。从此之后，中国文坛新旧的界限，判若鸿沟；但旧文坛势力在社会上有悠久的历史，根深蒂固，一时不易动摇。那时旧文坛的机关杂志，是著名的《礼拜六》，几乎集了天下摇头摆尾的文人，于《礼拜六》一炉！至《礼拜六》所刊的文字，十九是卿卿我我，哀哀唧唧的小说，把民族性